導讀
煤老闆”是上世紀特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下的一批特殊的民營企業主。由於煤礦產業的暴利、粗獷無序發展，“煤老闆”經常被扣上“暴發戶”的帽子。
但“煤老闆”作為一段時間內煤炭資源的開釆者和提供者，為國家能源產業的發展以及電力、冶金、鋼鐵等支柱產業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對“煤老闆”進行客觀、真實的報道，塑造立體、全面的媒介形象不僅有利於消解大眾對“煤老闆”的歪曲認知，也有利於國家煤炭轉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有利於國家的政策推行。
一.傳統煤老闆的印象
煤老闆”是上世紀８０年代一批特殊的民營企業主。由於煤礦產業的特殊性，“煤老闆”經常被扣上“暴發戶”的帽子，大眾在媒體的長期渲染下也對煤老闆形成了不良的刻板印象。但是“煤老闆”作為煤炭資源的開釆者和提供者，為國家能源產業的發展以及電力、冶金、汽車等支柱產業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二.從媒體報道來分析煤老闆的變遷
1.改革開放初期（１９８３－２００１）：宣傳色彩濃郁的典型模範
煤老闆”的出現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轉型時期。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放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去。
到１９８０年，再次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發展工業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為黨的重要任務。工業是中國經濟的主體，加快工業化建設，成為國家“窮則思變”的重要體現。能源作為經濟發展的源動力，是推動工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是“人類生活物質文明的動力來源”
由於我國能源呈現“多煤、少油、少氣”分佈特點，煤炭成為我國主要的消費能源。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發展模式的巨大變革，而經濟的發展深刻依賴於煤炭，國家為了緩解國內存在的能源緊張問題，推動工業化建設，我國的煤炭發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來到了新時期，因而在1983年到2001年這一時間段，是煤炭市場逐步市場化、規範化的初始期。
比如：1984年４月７日，報道《蒲圻縣楊家嶺鄉經營小煤窯的實踐證明專業戶開發小煤窯投資少見效快》一文，標題中使用“實踐證明”“投資少見效快”等正面詞語，可以看出對於個人經營小煤礦的鼓勵和宣傳之意。
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構建“煤老闆”的經濟形象時，集中報道“煤老闆”挖煤致富這一主題，著重強調廣大農民積極轉型，從農業轉為煤炭工業後襬脫貧困、提髙生活水平的“開拓者”形象。典型報道是塑造“煤老闆”形象的主要報道形式，在這一段時期內，報道了大量農民積極轉型為“煤老闆”，脫貧致富的事件，典型報道映射著時代精神，在這一時期大量報道典型人物，展現了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社會階層固有思想的解放。
2.煤炭行業“黃金十年”（2002-2011）：負面形象的集中爆發
從２００２年開始，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１０％以上，與此同時，作為經濟發展的助力器，煤炭工業進入了“超常規發展階段”，煤炭價格大幅上漲，2002年秦皇島港煤炭價格為275元／噸，在2011年則為857元／噸，增長幅度達到了４１３％，煤炭行業真正步人“黃金時代”，各行業“跨業投資”催生了大批的小煤礦（年產量在３０萬噸以下），2011年煤炭產量是2002年全年產量的11倍。2002年，除電煤仍實行政府指導價外，全部種類的煤炭都實行市場定價，國家大力建設大型煤炭基地，機械化程度不斷深入，這不僅增加了全行業的固定資產，也使整體利潤從２３億元增長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２４６億元。
煤炭“黃金十年”的同時也面臨著國家煤炭政策的不斷緊縮。在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後期，小煤礦的弊端開始顯現：破壞生態環境、浪費國家資源、安全事故頻發，這些問題使得政府開始對小煤礦進行大力整頓，但是由於煤礦分佈分散以及官員的“保護傘”作用，整頓進程緩慢。面對這種情況，政府一方面扶持大型煤礦集團和煤礦基地的建設，一方面，針對一些小型煤礦開始進行兼併重組和整頓關停。
在政策引導下，在2002-2011這一時間段，報道開始明顯增加，主要體現在“官煤勾結”和“煤炭整頓問題”兩個主題中，煤炭整頓難以推進正是官煤勾結所造成的結果，因而這一階段的關鍵詞是防腐和整改。
煤礦行業的門檻較低，除必備的幵採設備和人力礦工等，獲得政府許可成為“煤老闆”開辦煤礦的前提。在2001年，中央政府頒佈了《關於關閉國有煤礦礦辦小井和鄉鎮煤礦停產整頓的緊急通知》，明確規定不具備採礦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營業執照和煤炭生產許可證的小煤礦一律關閉。安監部門是審核煤炭開釆資格的直接負責部門，部分小煤炭不滿足開採條件，就採用“送股”或其他方式與官員勾結，腐敗問題嚴重，這導致“官煤勾結”報道數量的激增。
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國家已經開始關注小煤礦。在進入２０世紀後，煤炭行業利潤高，小煤礦數量瘋長，“煤老闆”群體不斷壯大，煤炭行業的急速擴張和和超負荷生產帶來的是頻發的煤礦安全事故、極低的煤礦回採率。根據統計，２００６年小煤礦死亡人數佔到全部煤礦死亡人數的72.3％，２００２年的小煤礦回採率只有１０％－１５％，採１噸煤就要扔掉６-９噸煤。因此，在1998年，國家開始頒佈一些相關法律法規來約束小煤礦的非常規發展。
面對行業暴利和政府的管制，一些“煤老闆”拒絕接受政府的有償兼併，成為了煤炭工業整頓升級中的“釘子戶”。同時，一些中型或大型煤礦公司的“煤老闆”則順流而上，開始進行升級轉型，“煤老闆”群體開始分化。
進人2002年後，煤炭安全事故頻發，礦難成為《主要報道內容，佔到全部報道的42％．這一時期“煤老闆”的社會報道主題較為豐富，社會公益、違法犯罪、煤老闆個人財產與安全、礦工安全與權益等主題都有所涉及。這時煤老闆的社會形象構建為社會公共財產安全的威脅者，而其他正面形象則被弱化。
同時，將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量化，對受眾形成心理衝擊，激發同理心，從而引發社會輿論對“煤老闆”的關注與譴責。發生礦難不緊急救援而是轉移、藏匿屍體，形象地將“煤老闆”不顧生產安全壓榨礦工、用“血”賺錢的醜陋面目．
3.煤炭行業寒冬期與轉型期（2012-2018）：正面為主的多元化形象
在經過十年的高速發展後，從2012年開始，煤炭工業逐漸進入冷凍期，受到國外金融危機和國內供過於求的影響，煤炭價格滑坡式下跌，煤炭企業的利潤也大幅下降，2012年的全行業利潤率比之2012年下降了45.4％，煤炭行業投資熱情冷卻，從2012年開始的煤炭行業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行業集中率增加。
二、生產結構呈現大型現代化煤礦為主、民營小型煤礦停產的特點。
三、煤炭需求量增速下滑，從年平均１０％的增長率下降到３％。
四、煤礦安全事故數量明顯下降，從2011年的1201起下降到了2012年的779起，安全工作得到突破。根據煤炭產業特點，國家發佈了《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範》，強調要“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繼續加快煤炭企業兼併重組，整頓關閉小煤礦、淘汰落後產能，切實轉變煤炭發展方式”。因而這一階段，主要強調的是仍是煤炭整頓與煤炭工業轉型問題，安全事故報道則明顯減少。
自從２００６年國家取消“雙軌制’’煤價，煤炭行業完全市場化，競爭激烈，一些企業通過向銀行貸款融資，企業資產負債率攀升，轉型資金不足。最後，煤礦人員的安置和再培訓也成為煤炭企業順利轉型的阻礙．因此，政府在採取強制性措施推進煤炭行業轉型的同時，也為煤炭行業提供了大量的扶持政策，“煤老闆”在呈現政府扶持的“受益者”形象。這一時期仍存在關於“官煤勾結”主題的負面報道，如《從“塌方式”腐敗說起》《為政當斷“等價交換”思想》《非法露天採煤沙萬村被開除》等，將“煤老闆”勾結官員牟取不當利益的形象呈現出來，但報道頻率很低，只佔到該階段全部樣本的４％，因此，煤炭工業轉型期的“煤老闆”政治形象以正面為主。
從2012開始，國家的煤炭升級轉型進人新時期，轉型手段也從強制關停逐漸轉為扶持推進，“煤老闆”成功轉型成為報道重點，佔到了全部報道的56%，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達到輿論導向作用、更好地傳遞意識形態，這一時期的“煤老闆”轉型通過樹立成功模範來達到對“煤老闆”的勸服效果，因而在報道的選擇上具有明顯的框架傾向，報道內容都為成功轉型，而轉型失敗的則被有意地遮蔽了。
總體來看，在2012年到2018年，“煤老闆”報道以轉型議題為主，構建了“煤老闆”積極轉型投資文化產業和綠色產業的正面形象，但偶爾也有對“煤老闆”盲目投資的負面報道，負面報道主要集中於文化產業，這與文化產業的精神性、社會性等特點相關。
總結
1983-2018年這35年研究跨度分為以下三個時期：改革開放初期（1983-2001年）、煤炭行業“黃金十年”（2002-2011年）、煤炭行業轉型期（2012-2018年），在對不同研究階段煤老闆”整體形象研究的基礎上，分別從其政治形象、經濟形象以及社會形象等三個角度進行深入挖掘，從而推導出“煤老闆”在35年前的媒介形象變遷軌跡：在這第一階段中，“煤老闆”是宣傳色彩濃郁的典型模範，是我國煤炭行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整體呈現出一種比較單一的政治化人物形象；第二階段，“煤老闆”形象開始從正面“模範”轉為違法犯罪的代表符號，在報道“煤老闆”時負面議題大量湧現，“煤老闆”成為社會安全和公民財產的破壞者；在2012年後，“煤老闆”形象開始“回溫”，“煤老闆”呈現出正面為主的多元化形象，生活類報道開始增加，流露出更多的惰感色彩和個人色彩，形象逐漸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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