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明代宦官简直是“十恶不赦”的代名词，他们蛊惑圣聪，专权乱政，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可是，笔者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明代的宦官们，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现在就让小生带大家走近，明代宦官被人忽视的“另一面”

一、明代宦官的权力十分有限

而在进入正题前，小生必须先纠正一个延续已久的谬论——明朝宦官可以一手遮天，无所顾忌。实际上，这种偏见是完全没有史料依据的。

小生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到过，明朝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上下相维”的政治——上到皇帝，下到司礼监，再到外廷大臣，无论你是谁，都处在层层的制约之下，无法肆意妄行。

就以皇帝而言，皇帝发下的诏旨，需要内阁的草拟，给事中的审核，如果“事有未当”，内阁可以“封还诏旨”，各科给事中可以“封还执奏”；在人事权方面，内而内阁，外而六部长官，其人选皆由“廷推”，皇帝的选择权十分有限。据利玛窦所说，明后期皇帝甚至无权“加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的要求这样做”。

而以外廷大臣而言呢，他们的背后则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挑刺儿集团”——十三道监察御史。这些监察御史以“风力”作为他们的最高行事标准，并可以随时“风闻言事”，任何贪污乱政的行为，在他们的面前，可谓是无所遁形。

那么宦官呢？当然同样如此。因为在明代，任何上行章奏都需要内阁“票拟”，任何下行诏旨都需要内阁撰写，所以司礼监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办法无视内阁的意见，擅自发布政令的（因为诏旨撰写权根本不在他们手里），也没法对内阁所票拟的意见，做出任何实质上的更改。请看刘若愚《酌中志》中的一条记载：

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

很明显，太监批红的原则实际上是“遵照阁中票来字样”，而并不能对票拟的主要内容有所去取，他们所能“改正”的，则仅仅是“偏旁偶讹”而已。

那么，很多小伙伴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在王振、刘瑾、魏忠贤时期，宦官的气焰却如此熏灼呢？小生以为，根本原因，其实在于

请看下边一条“刘瑾乱政的”记载：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内官、武弁纵横而行。瑾等数人，皆赠父祖为都督、都指挥，母为夫人，造坟祭葬。该部不敢执，科道不敢言。其诰命、祭文，皆内阁所撰。议者以当时内阁诸公，结党乱政之罪不可掩也。

很明显，即使在所谓“刘瑾乱政”时期，宦官也没有夺走专属于内阁的草诏权，所有的诏旨依旧是内阁起草的，刘瑾只是经常对内阁成员进行嘱托、吩咐而已。如此，也无怪乎《继世纪闻》作者要感叹 “当时内阁诸公，结党乱政之罪不可掩也。”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没有内阁大佬的合作，刘瑾是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大家不要为小生这种想法而惊讶，明代何良俊就是如此认为的：

震泽长语云，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阁下，必先与商量，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恣肆，若当时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说完了刘瑾，我们再说说魏忠贤。

在大家的印象中，在魏忠贤专政时期，明代大臣可谓是“奴性到了极点”，内阁大臣就是形同虚设，明代所有的制度全部败坏了。但是，小生发现刘若愚《酌中志》却是这么说的：

（魏忠贤的）一切削夺勒限追赃诸严旨皆内阁顾秉谦等票拟，非中旨，见有阁中底簿，中书官可证也。

也就是说，魏忠贤和刘瑾一样，也仅仅是嘱托者，指使者，最重要的“票拟权”“拟旨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内阁手中。换句话说，如果内阁首辅顾秉谦不合作，魏忠贤其实也无如之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明代所谓的“宦官专权”，实际上是宦官在皇帝的默许下，拉拢了一部分的大臣，组成一个短暂的“文臣宦官联盟”

二、王振与刘瑾的另一面

接下来，小伙伴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种宦官，居然能够吸引到一部分文官支持呢？以往的解释，往往是文官软骨头，宦官有皇权支持等等。但是，小生搜索史料时却发现，像王振刘瑾之类的人，他们本身的品格、理念和措施，也确实能够吸引一些文官追随者。

首先，我们来看看王振。

何良俊《四有斋丛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

也就是说，王振的性格里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明代士大夫的很大影响的，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件“抑止游幸”的事情来，以至于让何良俊发出了“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的感叹。

至于刘瑾，我们稍检史料就可知，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和我们一般印象中“只为货财”的宦官，有很大的距离：刘瑾似乎喜欢做一些，那些专门以贪财纳贿为生活目标的太监，所绝对不用管的事情。

比如陈洪谟《继世纪闻》记载：逆瑾性极贪残，而假窃大义，沮抑同列。马永成欲升百户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为不可，争于上前。

刘瑾你是怎么了，居然学起了明代士大夫的传统艺能——“争于上前”？

又比如：“逆瑾以富国为名，每欲巧取横敛，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错诖误者，辄揑旨以姑免提问为名，各罚米粟以实边储。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从罚。初自一二百石，后渐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众。”

哎呀刘瑾，我说你一个宦官，怎么这么关心“富国”“边储”了呢？

还有下面这事：

未几，刘宇入阁，以彩代之。彩尝劝瑾：“今天下诸司官有馈送公礼物者，非取于官库，则敛于小民，取怨贻患，所当知之。”瑾大开纳，遂禁察馈遗者。适山东巡按御史胡节回，敛馈未至，瑾侦知之，摭下锦衣狱捶死。少监李查、侍郎张鸾、指挥赵良差往福建回，敛银二万馈于瑾。瑾收其银于承运库，李查降长随，赵良降南京百户，张鸾以不知敛银，令致仕。

看到这里，小生不禁要问刘瑾一句了，你这何苦呢？你不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大太监吗，人家送你钱你还不乐意了？啊，对了，也许你是觉得这样可以收获名声，所以禁止明面上的贿赂，实际上依然偷偷收？可是陈洪谟又说了：

其银两因馈送得罪者甚多，剥削之弊，一时少息。

而且不仅如此：

彩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颇多，衣冠之祸亦为少减。

也就是说，我们的刘瑾大宦官，是真真正正，想过要做我大明的“反腐急先锋”的！

然而，刘瑾不仅想当大明的“反腐急先锋”，而且是真正想对明朝的某些他所认为“弊政”，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些改革包括：

1、 刘瑾认为明朝祖训“文臣无祭葬例”，因而将文臣祭典一律裁革。

2、 刘瑾认为《正德明会典》是破坏祖宗旧制，“妄增新例”，因而“毁其書，悉追夺各官陛职”。

3、 刘瑾认为巡抚官不是明朝祖制，因而全部撤回。

4、 刘瑾认为当时“京边年例银”不是明朝祖制，且靡费财政，因而“慨然修举屯田”，试图恢复明朝初年卫所屯田兵食自足的盛况。

对于第四点，陈洪谟特地发了一番议论：

使顾尚书当刘瑾查例之时，答曰：“昔盐课在各边上纳，故无年例银之送。后改盐课纳银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盐法，淇其不免矣。

可见他对刘瑾没能查清“年例银”的真正根源感到十分的惋惜。

我们必须承认，刘瑾、王振确实做了不少坏事，但仔细观察他们的事迹和性格特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俩其实都受到了当时士大夫文化的一定影响，因而具有了一些明代士大夫的责任感。这为他们争取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奠定了感情上的基础。

三、明代的“硬骨头“宦官们

最后，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刘瑾、王振、魏忠贤身上移开，便更可以发现，明代深受士大夫文化影响的太监，实际上俯拾即是。

如成化朝的“硬骨头”怀恩：

成化时，林俊弹劾当时的“妖僧”李继晓，宪宗发怒想要处罚他，司礼太监怀恩叩首谏诤，说：“杀俊，将失百官心，将失天下心，

怀恩见此，立刻脱帽解带，伏地号泣说：“奴不能复事爷爷矣。”宪宗听罢，将怀恩赶出宫门。怀恩到东华门的时候，派人对诏狱看守说：“若等合谋致俊死，若等不得独生。”然后便回家称病不起。宪宗气消之后，对怀恩：“命医治疾，屡使劳问”，林俊也逃过一劫。

这怀恩真的是宦官吗？简直活脱脱一“臭脾气”大明文臣啊！

又如郑晓在《今言》里，记录了不少宦官保全文臣的事例：

正德庚午，逆瑾既缚，治党羽，长沙欲逮内阁曹元。太监张永曰：“老先生勿开此路，当为日后计。”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论晋溪票拟下诏狱，且将杀晋溪，司礼曰：“万岁今纔年十五，王天官班左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后事不可料。”大礼议时，永嘉欲逮新都，司礼亦不肯。

又如隆庆时的乾清宫管事太监李芳，“曾以上书直谏下狱，与海刚峰先生讳瑞谥忠介者同事”。

又比如万历时的秉笔太监陈矩，不仅喜好读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一生对其爱不释手，而且也颇有一番菩萨心肠：

抚司刑部所监诖误诸臣，内外重犯，先监每以上帝好生无知入井为念，多方曲存培养圣德，遇事即谏草多不存。是以潜移默化，外廷不尽知也。 ——刘若愚《酌中志》

又如万历时有一掌印太监张宏，在他去世后，神宗皇帝曾对其发出如此感叹：我常想张宏，好个老儿，每见我遣罚一个谏官，即叩头流涕，善言宽解，我亦为他息怒，何等忠爱。

还有万历期间，所谓“臭名昭著”的矿税太监孙隆，在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里，也颇为贤德：

隆在苏杭日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苏堤，从容儒雅，盖事办而民不扰，大得东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

总而言之，明代宦官固然有种种不是，但他们很多人的品格和事迹，相对于文臣而言，可以说毫不逊色。无奈文官对“刑余之人”有着种种不恰当的偏见，让他们很多人的善举都隐没了。方志远在《从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论明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一文中，把司礼监看作是“皇帝越轨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可以说是凿凿有据的：今且试看怀恩、李芳、陈矩、张宏的事迹，他们和当时敢于直谏、气节凛然的士大夫，又有什么区别？清代前期的张廷玉之流无论已，就连后期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剃头等人，要说气节与个性，又岂能与这些“刀锯之余”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1、 刘若愚：《酌中志》

2、 郑晓：《今言》

3、 陈洪谟：《继世纪闻》

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5、 方志远：《从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论明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

6、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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