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電視媒體的時候，電影和影院是一體的。影院像男人供養著電影這位女神一樣，他們情比金堅。
電視成為每家每戶的剛需後，電影和影院仍然關係緊密。
互聯網流媒體崛起，電影和影院之間的關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流媒體的王牌Netflix在世界頂級獎項上開始贏得榮譽，向電影女神證明了自身的實力。
尤其是奧斯卡，2018年之前流媒體電影還無聲無息，2019年就單憑一部《羅馬》一舉拿下最佳導演等三個大獎，一鳴驚人。
2020年，Netflix在提名上碾壓所有傳統制片廠，依靠《愛爾蘭人》、《婚姻故事》等力作，一共拿到了24項提名，就算迪士尼和福斯合併成“迪福斯”，加起來的23項提名仍然不及。
能夠初步獲得權威獎項的認可，主要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敢於砸錢。
美劇《紙牌屋》的成功令到Netflix深信，有品質的內容，就能吸引更多的用戶，並提升品牌價值。
所以在進軍主流影壇的時候，Netflix的策略就是，不惜一切代價製作出口碑上乘的作品。
有資料顯示，2018年Netflix在原創內容上的現金支出高達120.4億美元，遠高於2017年的89億美元。
這才換來了《羅馬》的成功。
不過《羅馬》更多是阿方索·卡隆的成功，Netflix只是幕後推手。
如果花錢不能達到目的，那就花更多的錢。
2019年，Netflix狠砸超過150億，增幅又是30億左右。這一年他們家的主流電影就厲害了，多部電影攜手進軍頒獎季，金球獎和奧斯卡的提名數都是歷史最多。
第二，線下發行。
經過《羅馬》無法大規模上映的事件，Netflix在院線渠道的發行更加成熟。
因為參加權威獎項評選的電影都需要先在院線上映，而Netflix又堅持必須線上首發的理念，絕大多數的影院都拒絕合作。
無奈的Netflix只能是自己花錢租影院，來播放自家的電影。
大製作，高口碑，超強主創陣容的《愛爾蘭人》也曾試圖爭取連鎖院線的上映機會，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但Netflix這次的反應快多了，早早宣佈放棄院線發行，直接與獨立影院合作，以點映的形式完成線下上映的“任務”，三週後再正式在線上播出。
隨著“派拉蒙法案”廢除進程的推進，未來Netflix有可能會自己建電影院，一來是方便作品參加評選，二來可以豐富用戶的觀影體驗。
訂閱用戶能享受到低價格甚至是免費的影院服務，一切皆有可能。
第三，影人合作。
《紙牌屋》能夠成功，光是砸錢是不夠的。
關鍵是要把錢砸在對的人身上。
大導演大衛·芬奇和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的聯手，令到《紙牌屋》成為了經典級別的政治劇。
由於傳統制片廠的預算越來越謹慎，如果不是像諾蘭、斯皮爾伯格這種級別的導演，多數人都得花大功夫來祈求到足夠的投資，一些有才華的獨立導演由於風格不夠流行，根本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就算作品拍出來，質量也大打折扣。
Netflix一直都在扶持新銳電影作者，這些得不到傳統制片廠的年輕人也能得到拍電影的機會。
布拉德·皮特曾說，他願意和Netflix合作，就是因為Netflix願意扶持新人。
現在一大批電影人“懷才不遇”，Netflix也看到了機會。除了繼續扶持政策，他們還和已經擁有江湖地位的導演展開合作。
阿方索·卡隆雖然已經得到了奧斯卡最佳導演，但他要拍《羅馬》這種文藝片，還要是黑白電影，全是不知名的演員，十有八九投資是虧的，為什麼要投呢？
為了獎項，Netflix投了。
能夠擁有百分百創作自由度，完成自己夢寐以求的作品，這對電影人來說是難以拒絕的。
馬丁·斯科塞斯也無法拒絕。
不能院線發行就不能吧，電影能有足夠的水準就行了。老馬不停地要求增加預算，Netflix是要多少給多少。
反正都是虧，虧多幾千萬也是虧，不如讓電影人放飛自我吧。
無獨有偶，就連商業片大導邁克爾·貝也沒忍住，和Netflix合作了《鬼影特攻：以暴制暴》，就是口碑還是一般般罷了。
有了名導坐鎮，知名演員自然而來也就跟著來了。
阿爾·帕西諾，羅伯特·德尼羅，斯嘉麗約翰遜，瑞恩·雷諾茲等等，老牌影帝，當紅實力派，應有盡有。
擁有了這麼一批頂尖級別的影人，Netflix電影想不好都難。
提名僅僅是提名，金球獎總共34項提名，電影類17項，奧斯卡24項提名，都未能幫助流媒體電影取得最後的勝利。
提名容易獲獎難，造成這一寫照的一大因素，必須和評選機制有關。
在一些評委機制的影評人獎項，《愛爾蘭人》，《婚姻故事》都能很容易拿下最佳劇本，最佳導演和演員獎項。
但是到了金球獎和奧斯卡這種投票機制的獎項，Netflix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因為流媒體電影受到了相當一部分業界人士的牴觸。
2017年開始，諾蘭等大咖紛紛公開抨擊Netflix，2018年戛納電影節禁止Netflix電影參賽，流媒體和傳統電影行業爆發了第一場正面戰爭。
奧斯卡的評審團，正是由眾多聲名在外的電影人所組成，比如斯皮爾伯格，他已經公開表示Netflix電影沒資格拿奧斯卡，那他肯定就不會投票給Netflix。
那麼，假設評委有10人，其中5人牴觸流媒體。那流媒體電影再好，最多也只能有5票，因為“成見”的存在，流媒體與傳統電影在奧斯卡的競爭，其實是“不公平”的。
奧斯卡（除最佳影片外）提名採用偏好投票制，由學院內分屬不同分支的專家們投票產生，只要票數排名靠前，就能得到提名。
比如提名名額有5個，那得票數排名前5名即可。
正式評選的時候，所有的學院會員（即評委）都參與了進來。以前“老白男時代”，流媒體電影要獲獎是難上加難的，因為評委大多數都守舊。
等到學院開始增加評審團的多樣性，更多國家的名人被邀請成為會員，流媒體才有了獲獎的機會。
2020年，奧斯卡評委總人數增加到大約1萬人，Netflix最後只拿到了兩個獎，反倒是比一部《羅馬》拿的還少。一方面原因是反對流媒體的那幫評委還在，另一方面是今年的競爭確實過於激烈。
由於最佳影片評選的特殊性，Netflix想要贏取這個終極獎項，是難上加難的。
首先最佳影片的提名，是任何分支的會員都參與進來的。
學院招納的新會員越多，特別是年輕的會員，對流媒體電影越有利。所以今年Netflix一下子就入選了3部。
但到了決賽圈，偏好投票制就成為了流媒體的噩夢。
什麼是偏好投票制？
意思是在擁有多位候選者的情況下，投票者按個人偏好，在選票上給候選者排序。
綜合每一個評委所提交的排名，取得到排名第一最多的候選者，如果票數佔總票數的50%，則該候選者獲勝。
一般最佳影片的爭奪都不會是一輪結束，候選者未達50%，則淘汰得到排名第一最少的候選者。
然後再將被淘汰的候選者的選票，按票面的第二選擇，重新分配給其他候選人。
比如評委10人，《寄生蟲》得到4票最多，《極速車王》只有1票最少，則將把
《極速車王》排最前的那張選票，算給選票中排第二名的候選人。如果那張選票的第二名正好是《寄生蟲》，那《寄生蟲》就有了5票，票數過半，成為最終勝利者。
如果不是《寄生蟲》，那繼續淘汰，以此類推，直到《寄生蟲》得多1票，或者被反超為止。
有傳聞說2016年《愛樂之城》就是因為一直等不到“第二名”的選票，才被《月光男孩》實現逆襲。
可見，決定最佳影片歸屬的，往往是“第二名”的選票。
搞懂偏好投票制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就能知道為何Netflix是幾乎不可能拿到最佳影片了。
繼續假設評委10人，其中3人牴觸流媒體電影。
Netflix想要首輪獲勝，必須要在剩餘的7個無偏見評委中，獲得5張選票。
倘若不能獲勝，糟心的事情就來了。
即使首輪能夠獲得4張選票，還得祈求被淘汰的選票中，沒有牴觸流媒體的那3張選票。
因為那三張選票是不可能把Netflix放在第二名的。
所以Netflix要取得最終勝利，要希望被淘汰的選票是不牴觸流媒體的，並且要把自己的影片排在第二位。
相比其他獎項票數多就能取勝，最佳影片的爭奪給Netflix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如果牴觸流媒體的力量一直存在，流媒體電影就一直難以登頂。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Netflix把電影做得再出色，但是一味和傳統電影業對著幹，是沒有好處的。
要麼堅持己見，等反對自己的人都死去；
要麼主動示好，做出雙方都有利的策略。
擺在Netflix兩個選項，都能去除成見，只不過是或晚或早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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