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紅火火講歷史

萬曆十年（1582年），明神宗的長子出生，賜名朱常洛。雖然這個兒子是在意外的情況下到來的，因為不承認此事，神宗也多少被生母李太后訓斥。但是這畢竟是自己的兒子、長子，對於不到二十歲的神宗來說，他的出生，怎麼也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尤其是前代皇帝中，因為沒有兒子，從而導致世序斷絕、皇統轉移的例子（明代宗、明武宗），使得神宗在一段時間內對這個長子很是重視，不說多麼鍾愛，最起碼有血脈相連的感情，和後繼有人的欣慰。

自萬曆十年，至萬曆十四年（1586年），四年裡，神宗只有朱常洛一個兒子（神宗次子萬曆十二年十二月生，出生當日即夭折）。對於口銜天憲的帝王來說，繼嗣有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這個時期的朱常洛，絕對是萬眾矚目的中心，得到包括神宗在內的皇室諸多人等關愛，日後被冷落厭煩的待遇，這時候絕對不存在。

萬曆十四年（1586年），深受神宗寵愛的妃子鄭氏生下了神宗的第三子，賜名朱常洵。對於這個兒子，神宗愛屋及烏，異常喜歡，自誕育之日起，就愛不釋手，關懷厚待比之長子朱常洛強過萬倍。其母鄭氏更被冊封為皇貴妃，統攝六宮（神宗王皇后身體欠佳、低調謹慎，存在感很低）。

自皇三子出生後，神宗對於這個兒子的態度，以及對於長子的態度，有著鮮明對比，而且還有傳言：神宗偕同鄭貴妃，已經偷偷到大高玄殿盟誓，將御書誓冊禱告上天，存在匣內，交給鄭貴妃，約定立朱常洵為儲君。

越過長子，立三子為儲君，這是公然違背大明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而接受了傳統儒家封建禮制教育的文臣們，也勢必堅決反對皇帝的這一舉動，大明之後的諸多重大政治危機，皆因此而起。

因為儲君為國家之副貳，社稷穩定之根本，所以發生在這一時期的大明儲位爭奪，就被叫做“國本之爭”。

發覺皇帝有越次另立儲君的意圖後，以內閣首輔申時行、次輔王錫爵為首的文臣們，在維護禮制、敬天法祖的理由驅使下，意圖規勸神宗，促其改變意志，遵循法度，以順應儒家禮法、及大明祖制。

表面上，諸臣規勸皇帝遵循祖制，按照禮法冊立儲君，是維護社稷穩定、尊崇皇權的表現。實際上，自宣德以來，由於內閣制度的逐漸完善，使得文臣漸漸掌握了部分朝政權力，對於皇權的限制性也越來越強。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以禮教規範至高無上的皇帝，按照禮法循規蹈矩的展開道統，而實際治理國家的法統解釋權應該又文官們來執行。也即是皇帝不應隨心所意地實施自己的意願，皇帝的意志應當在制度之下適當地彰顯。

而神宗拋開禮制，意圖按照自己得好惡來決定皇儲人選，無疑是違反了君臣都應共同遵守的制度。這是文臣們不能容忍的，必須使得皇帝取消這個念頭，才能使大明朝堂恢復正常的秩序。

於是，萬曆十四年(1586年），首輔申時行上奏神宗，要求早日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早定國本”，自這一年起，歷時十五年的“國本之爭”，正式拉開帷幕。

在接到首輔的奏本後，年輕的神宗不予置否，推脫說自己年紀尚輕，皇子也年幼，過幾年再說。對於皇帝這明顯屬於敷衍的回答，文臣們十分不滿，接二連三地上疏，督促皇帝遵從祖制，早定儲位。

神宗對於諸臣的逼迫，在這之後總算是有了清醒認識，但是他自然不會輕易地屈從於臣子們，對於輔臣們當然要客氣點，但是諸低階文臣們，那沒有客氣可講。於是神宗一面搪塞內閣輔臣們，一面將上疏的科道部員們統統貶官遠竄，打發得遠遠的，以此來威懾諸臣，不要冒犯皇權。

！

但是文臣們絕不會輕易地罷休，為了維護“忠義道統”，以首輔申時行為首的文臣們，鍥而不捨的窮糾此事，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再次聯名上疏，要求皇帝正視建儲之事，早日冊立皇長子為太子。

神宗面對輔臣們的糾纏煩不勝煩，脾氣也上來了，於是據不接見輔臣，並將奏疏留中。見皇帝耍起了無賴，各位內閣大學士一是氣憤、二是擔憂不能約束皇帝隨性而行。

於是閣臣申時行、王錫爵、許國、王家屏四人統統上辭呈，請求皇帝免去自己的官職。有明一代設立內閣以來，這還是頭一次有內閣輔臣們集體辭職，朝野震動。

神宗無奈之下，只得出面勸慰，並宣佈或者是明年，或者等皇長子十五歲時，再行冊立之事。好歹安撫了諸輔臣，不至於鬧出全體大學士辭職回家的大笑話。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萬曆十九年（1591年），有工部官員向皇帝奏請準備冊立皇太子禮儀時的準備事宜，被神宗以不得奏擾的名義罰俸，群臣這才明白又被皇帝涮了。於是首輔申時行等人上疏，以神宗起先所承諾的話語來表示反對懲罰。神宗怒氣迸發，拒不收回詔令。

申時行為了調和君臣矛盾，暗中奏疏，表明居中維護的意思。但此事卻被捅出，以捍衛禮教祖製為己任的科道諸臣們於是譏笑彈劾首輔申時行阿諛訕君，毫無骨氣，名譽掃地的申時行只得黯然下臺，辭職後返鄉，再不趟這渾水。

同時，拱倒了首輔的文官們再接再厲，數百人齊聚左順門，跪地懇求（要挾更合適）皇帝早日冊立太子。神宗因為疏忽，致使原本可以爭取的首輔被迫辭職，自己惱怒異常，再得知文臣們繼續逼迫，得寸進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於是下令將上疏官員按照罪行大小處理，或罰俸、或罷官、或流放，跳的最高的則施以廷杖。禮部尚書洪乃春為首的幾個言辭激烈的官員，則以“窺探宮闈、目無君上”的理由，拖到午門外廷杖六十。洪乃春因此抑鬱憂憤而死。

萬曆二十一年（1993年），在拖延了兩年之後，文臣們再次就冊立太子之事向皇帝奏請早日決斷。而神宗對於臣子們的不斷逼迫則產生了不可抑制的逆反心理，他感覺到自己作為皇帝而擁有的乾綱獨斷的能力在不斷的被冒犯和削弱，所以就是不予批准。因此，皇帝和文臣們的交鋒愈演愈烈。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為了反擊文臣，神宗以手諭形式，給首輔王錫爵下達詔令，要求內閣安排流程，將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此時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已生）並封親王，然後在其中選取賢者為儲君，其實就是耍花招，把皇長子的天然優勢拉到與其他皇子一樣的水平，再圖以後操作。

王錫爵得到詔令後，既怕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會招致科道御史言官們群起而攻之，又怕和皇帝頂牛，致使龍顏震怒，首輔位置不保。兩難之下，於是向神宗建議由神宗王皇后收養皇長子，然後以嫡子身份冊立太子。神宗不予應允，還是堅持並封三王。

消息傳出後，朝堂大譁，諸臣既是氣憤皇帝出爾反爾，又是惱怒首輔居然不能堅持禮教原則，皇長子為太子的合法性被首輔這麼一弄，豈不是明說還需補流程，不具有優先權。

於是王錫爵被群起攻之，彈劾奏本如雪片飛濺。無奈之下，王錫爵只得自己請辭，重蹈前任申時行的覆轍。神宗在全體文臣的發對和不配合下，也無法堅持己見，只得收回三王並封詔令。

萬曆二十一年 ( 1593)閏十一月，在君臣激烈爭論了六七年後，拗不過文臣的神宗，只得先答應了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的要求，暫時中止儲位之爭。文臣們爭取到了皇長子出閣讀書，意味著穩固了其繼位的合法性，取得了對抗皇帝的初步勝利。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二歲的皇長子終於得以出閣讀書，以長子身份舉行了接受教育的儀式，基本上肯定了預備皇儲的地位。但是神宗還是不甘心，在群臣們反覆上疏要求立儲的情況下，以“皇后正當盛年，朕待嫡子降臨”的理由，就是不同意冊立皇長子為太子。（神宗王皇后身體羸弱，為人低調，在生了皇長女後，再也沒有生育）。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皇長子已經十四，到了大婚的年紀。禮部官員向神宗請求頒佈皇長子大婚禮儀。因為禮部官員知道，皇長子身份特殊，又沒有太子的名份，如以藩王之禮舉行大婚，則有禮儀不符之嫌；如果以皇太子身份舉行典禮，沒有皇帝的首肯，僭越之心是跑不掉的。所以禮部官員不肯背鍋，把決定權踢給皇帝，要他發表意見，也是逼皇帝擺明立場。

神宗對禮部官員的心思心知肚明，自然不能讓他們得逞，以國家用度過多，又正在對外用兵的當口（此時正逢明軍出兵朝鮮，討伐侵朝的日本豐臣秀吉政權），經費不足，皇長子婚禮延後舉辦。堵住了朝臣們藉此逼自己表態的口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因遲遲不予就太子冊立之事給出最終答覆，文臣們再也忍不住，於是，齊聚文華門，上疏神宗，要求皇帝依照祖制，冊立太子，早定國本。

“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門各具疏詣文華門，恭進候旨，必得命乃敢退。”

而與文臣們拉鋸交鋒了十幾年的神宗，也終於明白了祖制、宗法的威力，自己隨心所欲的更立儲君，看來是辦不到了。只得答應，冊立皇長子為太子。

這其中，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在冊立皇長子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皇帝和大臣們頂牛的過程中，作為太后的神宗生母李氏是站在文臣們一邊的，她對孫子們沒有什麼偏愛，而皇長子是第一個孫子，按照禮制，立長子為儲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萬曆二十六年，某一次神宗到李太后宮中請安侍奉的時候，李太后問起了遲遲不能確立的太子冊立之事。

面對母親，神宗終於說了實話：“他（指皇長子）是宮女的兒子，不宜繼承大統。”聽見這話，李太后勃然大怒，摔了茶杯，大聲說道：“你也是宮女的兒子！”神宗惶恐，趕緊跪地賠罪，久久不敢起身。

（李太后當年就是神宗之父、還是裕王身份的朱載垕府中的一個普通宮女，被穆宗臨幸，得以生下神宗。）

-----“孝定太后，神宗生母也.....帝入侍，太后問冊立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光宗由是得立。”-----《明史》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十五年的君臣反覆對抗中，又有生母的干預下後，神宗終於向文臣們妥協，不再堅持己見，下達了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的諭旨。

這一年冬天，虛齡已滿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終於成為皇太子。同時，皇三子朱常洵也被冊封為福王，藩國洛陽。歷時十五年的國本之爭，終於以文臣們的勝利而落下帷幕。

國本之爭，文官們最後取得勝利，標誌者明末時期君權已經被嚴重削弱，文臣權力及影響力大大增強。“君弱臣強”已經是事實存在的現象。自此皇帝再也不能輕易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實現對內外諸事的大權獨攬，皇權受到了臣子以祖制、禮法為依仗名義的限制。

對於神宗來說，他反感、痛恨文臣們對自己至高無上權力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最終卻在宗法祖制的支持下，獲得了實質上的勝利。這使得神宗對於治理國家感到厭倦、自信心受到打擊、對自己的權力真實性感到灰心。

最後，神宗放棄了作為國家至尊應該盡到的義務，以“消極怠工”來對抗及報復冒犯他的文官政府，數十年不視朝，不御講，不郊、不廟，不批章疏，不補缺官。大明的朝政運行陷入無序狀態，混亂不堪。

在國本之爭中，文官中因各自立場不同，也產生了各種利益集團，他們也結成朋黨，各自抱團，爭權奪利，明末政治癒發敗壞和混亂，朝綱紊亂、政治角逐越演越烈，國家在無休止的內訌中耗盡元氣，走向衰敗。最終，在內部爆發的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下，國家最終滅亡。這一切，都起源於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在這場爭鬥中，沒有最後的勝利者。

伯虎42

首先要弄明白國本之爭是爭什麼，要知道什麼是國本。國本就是指的皇位的繼承人，也就是太子儲君。這樣一來，意思就很明顯了，就是爭奪皇位的繼承權。在朱元璋時期就很明確的規定了繼承皇位的順序，萬曆皇帝只要按照之前的規定立太子就可以了，為什麼變成了國本之爭呢？

按照嫡長子繼承製度，皇太子應該一出生就已經註定是繼承人了，但是明神宗跟文官集團關於這個人選持續了這麼多年。不過這幫人也不是沒事找事，他們的爭鬥中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通過整個過程來看，國本之爭大概被分為三個階段，體現了不同本質。

第一階段

萬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本是一個高興的事情，因為這是皇帝最心愛的鄭貴妃生的，可沒過多久明神宗就不高興了。同年，內閣首輔申時行就向皇上上奏請求立已經五歲的皇長子為太子，理由也是比較牽強。從表面來看，申時行是為了明朝的江山來考慮，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他這樣的要求不是很合理。當時的規則是，有嫡長子就要立嫡長子，而朱常洛並不是嫡長子，而且當時皇帝和皇后都是二十歲出頭，嫡長子以後可能會降生，如果現在立了太子，將來還要改動會很麻煩。

第二階段

所以明神宗對於這些奏摺就沒有理會，他也沒有再上書，但是其他的人就不願意了，相繼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文官集團的人肯定都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有麻煩，但是沒一個人反對，所以國本之爭最初的階段就是文官集團在無理取鬧。明神宗對此明說了自己的想法，再過幾年還是沒有嫡長子，就立他為太子，這也讓文官消停了幾年。可是幾年後，皇后還是沒懷孕，有人就上書請求讓朱常洛出閣讀書，因此國本之爭風雲再起。

文官集團這樣的行為是很反常的，他們這樣的統一口徑一定是有人在背後指使，無論他想不想立朱常洛為太子，都不可能立朱常洵為太子，這樣就違背了無嫡立長的嫌疑。於是文官集團就使出了必殺技，拿出之前沒有早立太子的悲慘歷史說服明神宗。這也確實打動了明神宗，讓他只好採取下策，為了削弱文官集團背後人的勢力，他採取缺官不補，派出礦監和稅使兩個措施。

第三階段

幕後黑手也沒有妥協，奮力抵抗，與民爭利，後來明神宗沒辦法了只好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到這，國本之爭的本質就清晰了，表面上是文官集團努力讓明神宗立太子，但其實是文官集團背後勢力想接著朱元璋的家法達到對皇帝權力的制約，讓幕後人當家做主的目的。明神宗的抵抗顯然也沒什麼效果，只能採取以上兩個措施。

就算這樣，國本之爭還是沒有停止，明神宗的措施並沒有停止，為了等待時機，他還讓已經被封藩王的朱常洵留在京師，最後隨著一場皇太子被刺殺，國本之爭才得以結束。發展到最後，明神宗也沒有采取新措施，所以最後一個階段的本質就是明神宗的垂死掙扎。

春秋亂舞

萬曆時期的國本之爭起始於萬曆十四年朱常洵出生，結束於萬曆四十二年梃擊案發生後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陽，前後持續近三十年。

按照明代的皇位繼承的嫡長制，被稱為國本的皇太子的人選從出生那一刻就已經註定，所以明神宗同文官集團之間關於皇太子人選的國本之爭竟然持續了近三十年就很令人費解。

但是，明神宗與文官集團顯然都不是吃飽撐著了沒事幹，那麼，明神宗和文官集團在國本之爭中都必然會有各自的考量，通過國本之爭的整個過程來看，國本之爭顯然能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國本之爭體現出了不同的本質。

萬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降生，這本是一件令明神宗十分高興的事，因為朱常洵是他最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但是，沒過多久明神宗就高興不起來了。

萬曆十四年二月初三，內閣首輔申時行嚮明神宗上疏請求冊立已經年滿五歲的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申時行給出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早立皇太子既是本朝成憲，又可使其“明震器之重”、“端蒙養之功”。

單從表面上來看，申時行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考慮，但是要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則不難發現申時行冊立皇太子的請求完全就是無理取鬧。

明代冊立皇太子施行的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嫡長制，並不是順位繼承製，朱常洛雖然是明神宗的皇長子，但卻不是嫡長子，並且當時的明神宗和皇后均不過二十一二歲，誰能保證嫡長子不會降生，如果此時貿然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那麼等到嫡長子降生後再改立皇太子不是更麻煩。

正是由於清楚這些，所以在明神宗對自己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奏疏不加理會後，申時行並沒有再次上疏，但是文官集團中的其他人卻不幹了，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又相繼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文官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嫡長制是什麼、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可能會遇到的麻煩，但是卻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據此可知申時行、姜應麟、孫如法等人代表的其實就是文官集團的態度，所以，國本之爭最初階段的本質完全就是文官集團在無理取鬧。

對此，明神宗也很明白，所以，他只憑借“過幾年嫡長子仍然沒有降生，再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一句話就讓文官集團消停了幾年。

萬曆二十年，文官集團仍然沒有等到皇后有孕的消息，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吏科給事中鍾羽正上疏請求讓朱常洛出閣讀書為標誌，國本之爭風雲再起。

國本之爭至此已經持續了六年，而文官集團仍然眾口一詞的要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這是極為反常的，要知道唐武宗時李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也無法在朝廷上統一口徑，所以，明神宗終於明白文官集團的眾口一詞一定是有幕後黑手在協調。

明白了這一點後，無論明神宗想不想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他都不可能在此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這一點正中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的下懷，因為不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就意味著明神宗無法洗脫廢長立幼的嫌疑。

既然明神宗無法洗脫自己的嫌疑，那麼以內閣首輔王錫爵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就能使出自己的終極必殺技：朱元璋制定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家法和漢代文景之治得益於早立皇太子、晚唐之君享年最短皆因不早立皇太子的前車之鑑。

文官集團使出終極必殺技後，確實讓明神宗陷入了相當被動的境地，逼得明神宗只能採取拖延這種下下策，但是，能成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明神宗肯定不會束手無策，為了削弱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的勢力，明神宗採取了缺官不補和派出礦監、稅使兩種措施。

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並沒有因此而嚮明神宗妥協，既然明神宗缺官不補，文官集團就在處理不涉及軍國大事的政務時就自己拿主意，既然明神宗派出了礦監、稅使，文官集團的幕後黑手就以“與民爭利”為由一次次組織聲勢浩大的反礦監、稅使運動。最終，明神宗於無奈之中被迫於萬曆二十九年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至此，國本之爭在這一階段的本質就清晰了，從表面上看，文官集團百般努力不過是想讓明神宗早日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已，但是其更深層次的含義其實在於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想借朱元璋的家法和漢唐興衰的舊事達到對皇權的約束、限制，進而實現皇帝無為而治、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當家做主的目的，而明神宗為了避免自己被迫無為而治，只能通過缺官不補和派出礦監、稅使來抗爭。

所以，這一階段國本之爭的本質就是明神宗與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之間的權力之爭。

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後，國本之爭卻沒有隨之結束，為了報復文官集團及其幕後黑手，明神宗並沒有停止缺官不補、召回礦監和稅使，並且為了等待機會，明神宗還打破了藩王成年後要前往封地就藩的慣例，讓已經被封為福王的朱常洵照常留在京師，最終在萬曆四十二年，隨著一場皇太子朱常洛被刺殺的莫名其妙的梃擊案，國本之爭終於畫上了一個句號。

由於國本之爭的最後一個階段明神宗並沒有採取什麼新的措施，所以，國本之爭最後一個階段的本質就是明神宗最後的掙扎。

【後記:一般認為梃擊案是國本之爭結束的標誌，但是在我看來導致明光宗駕崩的紅丸案才是國本之爭的終結。】

璽言春秋

國本之爭是萬曆年間圍繞立誰為太子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表面是諸位之爭，實質上皇權的爭奪。糾正一個錯誤，國本之爭從萬曆14年開始到萬曆42年結束，將近30年，不是50年。明朝亡於萬曆大概由此而來。

①緣起。

萬曆帝有3個兒子，長子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生母恭妃，原來是李太后的宮女王氏，有一次萬曆帝在太后宮中偷偷地寵幸王氏，王氏生下了朱常洛。二子早夭。三子王常洵，其母鄭貴妃最受萬曆帝寵愛。皇后一直沒有孩子。萬曆帝有意廢長立幼，大臣們不同意，紛紛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由此開始了群臣與神宗、鄭貴妃進行了30年的拉鋸戰，最後李太后都參與其中，這就是“ 國本之爭” 事件。

②萬曆14年至萬曆21年，群臣的初步勝利。

萬曆14年( 1586)2月，大學士申時行等要求冊立太子。萬曆帝以朱常洛年齡還小為藉口拒絕了。群臣對這一答覆非常不滿意，紛紛上書支持申時行。

萬曆帝首先對上書的大臣來硬的，嚴厲打擊他們。如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刑部主事孫如法被貶，御史孫維城、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被停發工資。

其次採取了冷處理的方法，將奏疏留中。留中指皇帝將臣下章奏留在宮中。或存檔備查，或暫緩批答交議。這裡萬曆帝採取的是暫緩的策略。由此萬曆帝開始了不上朝的舉動。

後來萬曆帝見效果不佳，開始找各種藉口拖延。有時候當面答應了群臣的要求，讓群臣回去等待旨意，一等就是四五年。有的時候說再等幾年吧，說不定皇后會生了孩子。為了達到目的，萬曆帝費盡了心機。

萬曆21年( 1593)閏11月，經過群臣據理力爭，神宗被迫讓步，答應朱常洛第二年接受教育。群臣取得初步勝利。

③萬曆24年至萬曆29年，朱常洛最終成為太子。

萬曆24年( 1596)2月大臣們以皇長子朱常洛到了行冠禮之年，催促萬曆帝立太子，第二階段的鬥爭開始了。萬曆帝故技重施，以等幾天就冊立、太子的住處沒建好、沒錢籌備典禮等等藉口拖延到1600年。這一年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實在忍無可忍了，史載:

一日，帝(指明神宗)入侍，(李)太后問故。帝曰“ 彼(指常洛)都人(即宮女)子也” 。太后大怒“爾亦都人子! ” 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常洛“由是得立”（《明史·孝定李太后傳》）

萬曆29年( 1601)10月15日,皇太子冊立禮舉行,同時冊封常洵等諸王。不久,皇太子冠、婚禮相繼舉行。“國本”之爭第二階段至此結束。有的學者把朱常洛立為太子作為國本之爭的結束，所以國本之爭也有持續15年的說法。其實這次事件遠遠沒有結束。

④萬曆31年( 1603）至萬曆42年( 1614)3月，福王朱常洵就藩。

明朝祖制，親王受封后必須離開北京到封地,稱“就藩”或“之國”。但明神宗與鄭貴妃不死心，指望著有一天以福王取代太子,因此一直不讓其之國。

萬曆40年5月，群臣開始上疏催福王“就藩”，這也是“爭國本”事件的尾聲。這期間，面對大臣們的催促，萬曆帝置若罔聞，但此時皇太子已立，他找不到更好的託詞。在萬曆42年3月，發生了挺擊案，人們懷疑是福王和鄭貴妃派人做的，為了避風頭，福王朱常洵被迫“就藩”。這意味著“國本之爭”事件暫時以朝臣的勝利而結束。

⑤後果

國本之爭的後果很嚴重。“國本之爭”發生時，萬曆帝與群臣為了各自的利益多次發生衝突進而產生了不信任，皇帝還變相罷工，不理朝政。朝臣中間也發生了黨爭，給明代後期的政治造成極大地負面影響。此外處在鬥爭漩渦的朱常洛長期處於緊張焦慮之中，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結果登基不到一個月命喪黃泉。可以說“國本”之爭是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閔不克

萬曆國本之爭，從萬曆十四年首輔申時行上疏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開始，到萬曆四十三年梃擊案發生而徹底結束，前後共歷時約30年，不是50年。

至於爭國本的本質，目前有兩種解讀。

第一種解讀把萬曆和群臣的矛盾，解釋為權力之爭。

這種解讀的大概意思就是說，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馮寶後，覺得自己是皇帝，是堂堂一國之君，他不允許有人再敢忤逆他，他覺得自己說的話就是真理。所以他在睡了宮女出身的王恭妃後，便打算不認賬，堅決否認長子朱常洛的存在，以及他身為皇帝長子的合法性。萬曆起初的心態，就是單純的不想立朱常洛，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因為他喜歡鄭貴妃，不喜歡王恭妃，不希望身份低賤的宮女的兒子朱常洛繼承大統。

但是在“爭國本”的幾十年中，萬曆皇帝的心態發生了變化，越往後發展，越有種“自己明明是皇帝，竟然還有辦不成的事”的憋屈心態。而他的這種憋屈心態到後來也逐漸演變成了他與文官集團的權力之爭。

首先不買萬曆面子的是萬曆她媽李太后。李太后嚴厲地斥責了萬曆，說我就是宮女，你小子也是宮女生的，你瞧不起宮女，是幾個意思？

然後是文官集團仗義直言，集體上書噴萬曆皇帝，說你心裡喜歡誰，我們不關心，但你得按規矩辦事，我朝一直都是立嫡、立長制度。現在皇后沒孩子，貴妃又不是皇后，朱常洵也只是庶子。你現在沒有嫡子，那就應該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由於文官集團沒打算跟萬曆商量著來，因而這時候，“爭國本”事件的性質就變成了皇權和孝道（李太后為代表）、相權（內閣首輔為代表）以及祖宗法度的鬥爭。萬曆皇帝的皇權明顯幹不過後三者的集體施壓，便只好採取拖延策略。

在拖延期間，萬曆也不是沒反擊過，他為了打壓群臣，廷杖、免官，都用上了，但群臣仍然是前仆後繼，爭相跟他鬥。以至於到最後，萬曆沒轍了，只好妥協，自以為聰明的搞了個“三王並封”。結果這一招又讓大臣們炸了鍋，又掀起了新一輪的國本之爭。

面對群臣的上奏，萬曆煩死了，他表示自己已經讓步了，這樣還不行嗎？而大臣們的意思則是很堅決，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鬥到最後，首輔辭職、萬曆認慫，國本之爭徹底結束。此事讓萬曆明產生了一種心灰意懶的情緒，最終演變成了二十年不上朝，以怠政來聊以自慰。

而由於文官集團爭國本的勝利，明朝的政治體系徹底失控，所謂“明亡於萬曆”的說法也是因此而來。

第二種解讀，觀點比較新穎。大概的意思就是認為“爭國本”事件是由萬曆策劃的，只不過被萬曆玩脫了。

這種觀點認為，文官集團是一個非常龐大散亂的總稱呼，並不是真正的一個有明確鬥爭目標的集團。所謂的文官集團並不具備與已經完成中央集權的明朝皇帝硬碰硬的實力。

並且，祖制這方面對萬曆的影響也遠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大。因為同樣是明朝，明宣宗不喜歡爺爺朱棣給他指定的胡皇后，偏愛孫貴妃，有意廢后，大臣們就沒有反對。並且大臣們不但不反對，甚至還主動幫明宣宗離婚，替明宣宗列舉了胡皇后的二十條大罪，搞得連宣宗皇帝都覺得大臣們牆倒眾人推，對胡皇后有點過分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胡皇后被廢，孫貴妃被立為皇后，孫貴妃所生的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就從庶長子變成了嫡長子，成為了明宣宗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另外也是在明朝，明代宗朱祁鈺想廢后，也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他說廢就廢，大臣們並沒有強烈反對。

所以，說祖宗法度限制了萬曆冊立朱常洵為太子，這其實是說不通的。因為萬曆只要把沒孩子的王皇后廢了，立鄭貴妃為皇后，朱常洵就變為名正言順的嫡長子，這個時候萬曆再想立他為太子，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大臣們再想反對，也根本沒有法理依據。

因此，萬曆皇帝在“爭國本”期間，始終不願意廢皇后、立鄭貴妃為皇后，利用朱常洵嫡長子身份堵住大臣們的悠悠之口，這隻能說明他對鄭貴妃感情不夠深，遠遠不如明宣宗對孫皇后的感情。並不能說明大臣們限制了萬曆的權力。

好，既然如此，那麼，萬曆帝非要這麼折騰幾十年，他真正想法是什麼？

提出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萬曆的想法其實就是想仿效他爺爺嘉靖搞“大禮議”之舊事，培植出一個真正無限效忠他的官僚群體。

萬曆當時的如意算盤，應該是藉著首輔申時行提出立朱常洛為太子，他不同意，以立朱常洵為太子做誘餌，測試朝中百官，試探出哪些人是可以為他所用的心腹。當一旦有人願意站在他一邊後，那麼朝堂內的官員立馬就會分為“長子黨”和“福王黨”。

到時候，他利用“福王黨”打擊“長子黨”，不怕百官不服他。

但是，讓萬曆帝料想不到的是，由於當年嘉靖時期的“大議禮”事件的影響太大了，不支持議禮的官員被嘉靖打壓了，支持議禮的官員也被嘉靖打壓了，這使得萬曆時期的百官們產生了一個警覺感，感覺萬曆這是在耍他們玩。於是百官們汲取前車之鑑，吃一鑑長一智，死死地維護宗法“立嫡立長”，誰都不去當“福王黨”，誰都不上萬歷設的套，導致萬曆的陰謀詭計無法得逞。

萬曆見百官們都不上當，就以“拖字訣”策略消磨百官的意志力——只要時間長了，總有意志力不堅定的人會投靠他。

然而，“拖字訣”策略最終也失敗了，前後鬥了三十年，萬曆始終沒有像爺爺嘉靖那樣組建自己的心腹班底。特別是沒有尋找到嚴嵩那種死心塌地的狗腿子。於是萬曆就心灰意冷了，不再上朝，餘生僅以斂財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一直到鋌擊案發生後，這事徹底拖不了了，萬曆才徹底死心，才結束了他與百官長達三十年的國本之爭。

以上就是目前關於萬曆“爭國本”事件的兩種不同解讀。這兩種解讀都有道理，至於哪一種更符合歷史真相，那就看各位的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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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曆年間的“爭國本事件”，可以說是明朝中期最著名的政治事情，其實際持續時間並不是五十年，而是三十年，幾乎貫穿萬曆的整個後半生。當然，別看這件事鬧得驚天動地，但其實呢，它的本質就是官員之間的利益之爭。

本來，在官僚體制逐漸成熟後，立誰當太子那完全就是皇帝自己的家事，與大多數大臣們並沒有多大的利益關係。通常情況下，大臣們大都懶得理會，更不會為此公開對抗皇帝。問題是，萬曆皇帝的情況，卻有些特殊。

對於當時萬曆皇帝來說，他的長子朱常洛，其母親只是一位宮女，是萬曆偶爾一次臨幸她後所生下的，換句話說，萬曆對這位宮女並沒有什麼感情，只是為發洩性慾而已。福王呢，她的母親是正兒八經的鄭貴妃。

所以，從個人的情感上來說，萬曆肯定要更喜歡福王一些。 更重要的是，按照封建禮法中“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如果都是皇后生的嫡子，那誰的年齡最大就立誰為皇儲，不管他是否賢能。

同時，如果皇后沒有兒子，也就是沒有嫡子，那其他庶子中，誰的身份最高貴，就立誰為皇儲，不管他的年齡是不是最大。

回到萬曆身上，他的皇后沒有為其生下嫡子，所以他就只能在眾多庶子中選擇皇儲人選，而這個時候就要看誰的身份最高貴。

當時朱常洛和福王相比，一個是宮女的兒子，一個是貴妃的兒子，誰貴誰賤一目瞭然。

退一萬步說，即便後來朱常洛的母親被冊封為恭妃，但與貴妃相比，依然差了好幾個級別。換句話說，在萬曆皇帝的庶子之中，福王的身份要遠遠高於朱常洛。從這層意義上說，萬曆即便立福王為太子，於情於理也都說得過去。

但問題是，因為萬曆皇帝的母親，也就是當時的皇太后李氏，恰好也是宮女出身，所以這就讓某些投機取巧的官員在朱常洛身上看到了機會。因為，既然萬曆皇帝的母親也是宮女出身，那萬曆皇帝自然無法以“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來確立太子。

一切是顯然的，萬曆如果把這條原則搬出來，豈不是公開打他自己和他母親的臉麼？因為按照這條原則，萬曆哪有資格當皇帝呢？他的母親哪有資格當太后呢？

記得有一次萬曆只是在太后面前說漏了嘴，說朱常洛是宮女生的兒子，結果就被太后狠狠的責罵了一頓，萬曆當時就嚇得跪在了地上！

事實上，正是因為太后和萬曆有這層經歷，大臣們才敢積極擁護朱常洛當太子，否則給他們十個膽，他們也不敢隨便介入這其中。因為，這純屬是找死。

所以對於大臣們來說，他們在這種背景下支持朱常洛當皇儲，並不用冒多大風險，接下來他們只就需要看這件事的收益大不大。

很明顯，收益非常非常的大。因為，如果是福王當太子並繼承皇位，那這與朝廷中的眾多官員們，顯然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因為人家是因為自己的母親受寵而被立為皇儲。但是，如果是朱常洛當上太子並繼承皇位呢？顯然就是眾多正義之士們支持的結果。

因為，萬曆皇帝不喜歡他，母親也不受寵，身份又低微，但朱常洛卻能競爭過鄭貴妃的兒子，這就是因為許多正義之士在支持他。所以，朱常洛當上皇帝后，自然會感激這些人，重用這些人，給他們升官加爵。

與此同時，福王的母親是名門閨秀出身，所以鄭貴妃的孃家人相對比較強勢，在這種背景下，等福王繼承皇位後，那鄭貴妃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兄哥小舅子等自然都會活躍在朝堂上，將本屬於官員們的權力瓜分走一大部分。

反觀朱常洛，他的母親只是個卑微的宮女，沒有強勢的孃家人，所以他當皇帝，自然不會出現強大的外戚來瓜分官員們的權力。

在這種背景下，不要說官員們，就是太后和皇后，也願意支持朱常洛來當太子。因為，這樣的朱常洛即位，註定是個弱勢皇帝。那既然皇帝弱勢，朝廷的權力，自然就由大家一起來瓜分。

事實上，正是因為類似的原因，某些投機取巧的官員，在看到竟然有這樣一個可以撈取豐厚政治資本的機會時，就果斷開始行動，立馬奏請萬曆立朱常洛為太子，由此也開啟了立國本之爭的序幕。而當這個事件被捅出來後，其他官員們自然也就無法再置身事外。

因為，如果他們置身事外，到時不管是福王即位，還是朱常洛即位，這些不表態的官員，很有可能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

在這種背景下，大臣們自然都得開始站出來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對於這些官員來說，只要稍微一分析，就明白朱常洛當皇帝對他們最有利，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站在了朱常洛這邊。

從這層意義上說，所謂的國本之爭，不過是某些官員們想借此機會撈政治資本罷了。事實上，當時鬧得最兇的，就是那些所謂的東林黨，而他們也因此獲取了豐厚的政治資本。

問題是，對於明朝的百姓來說，是常洛當太子，還是福王當太子，有多大區別嗎？對於大明朝而言，難道會因為福王當太子，大明朝就會突然變得興盛？又或者會突然急轉直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我是趙帥鍋

所謂的國本之爭，其實就是太子之爭，中國古代有“太子者，國之根本”的說法。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很重視國本的穩定問題，朱元璋建國之後，就宣佈了立太子的原則，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萬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起因是萬曆皇帝深愛的皇后劉氏，到死都沒生下兒子。而萬曆皇帝在李太后的宮中，私下寵幸了宮女王氏。導致王氏生下了皇帝的長子朱常洛，於是王氏，也被冊封為恭妃。

起先萬曆皇帝對王氏懷孕這一事，並不願意承認。但是李太后盼孫心切，找到了萬曆讓王氏懷孕的實證，萬曆皇帝被迫承認。

隨後，萬曆皇帝寵愛的鄭貴妃，生下了三子福王朱常洵。太子之爭也就在朱常洛和朱常洵兩人之間展開。

鄭貴妃誕下朱常洵以後，晉封為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而朱常洛的母親王氏，依舊是恭妃。群臣對萬曆皇帝這種故意“廢長立愛”的行為表示不滿，紛紛上書要求冊封朱常洛為太子。

萬曆皇帝對此，和大臣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群臣紛紛上書萬曆皇帝，都遭到了降職發配的處分。就連內閣大學士，也要求請辭。萬曆皇帝採取了不上朝、不予理睬的態度，和群臣對抗。萬曆皇帝用這種極端的態度，表現出對冊立朱常洛為太子一事的堅決反對。

此時朱常洛才五歲，萬曆皇帝又開始打太極，他提出等到朱長洛15歲在冊封太子。隨後又提出“三子並封”的建議，就是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五子朱長浩，一起封王。並且提出，等皇后生子之後再立太子。

之後，萬曆皇帝反反覆覆使用拖延策略，就是不對長子朱常洛進行冊封。直到朱常洛12歲那年。才被允許出閣學習。到了朱常洛14歲，已經到了行冠禮和選婚之年。但神宗仍然不予理睬，反觀福王就受到更多的寵愛。

群臣仍然沒有放棄勸諫，萬曆皇帝被迫在萬曆29年10月，冊封朱常洛為太子。第二年，又為太子舉行了婚禮。

明朝的親王在受封之後，就因離京前往封地。但福王朱常洵卻遲遲沒有動身，依舊停留在宮中。群臣開始上書催促福王“就藩”。這時國本之爭已到了最後階段，面對群臣的逼迫，萬曆皇帝無可奈何，只好讓福王“就藩”。

隨著大局已定，萬曆皇帝也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福王朱常洵，也離京就藩。國本之爭，暫時以群臣的勝利而結束。

老蟲

萬曆皇帝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皇帝生涯可謂充滿傳奇，首先他幼年登基，得名相張居正輔佐，王朝一掃嘉靖朝以來的頹勢，國家呈現蒸蒸日上的氣勢。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安然度過了他的幼年和少年時光，待他成年後，張居正暴病而亡，所以他並沒有受制於權臣的苦惱。

後來不知這傢伙受了什麼刺激，變的懶的出奇，二十多年都不上朝，就在後宮鬼混，生了兒子公主一大堆。生了還不想負責，只寵愛鄭貴妃和她生的兒子，一心想把鄭貴妃生的兒子立為太子。也不管老祖宗朱重八定下的“立嫡立長”的規矩。可大臣不幹了要堅持真理，認為你這麼幹，國家不亂套了嗎？大臣就反對，勸皇帝，立太子關係國家根本，您老不能亂來啊，亂來國家要出亂子的啊。可皇帝不幹，要表達對鄭貴妃的愛是真的，是千百年不會變的，這樣一來二去，就爭到皇長子朱常洛都有兒子了，還沒爭出個所以然來。

這就是明朝萬曆年間的爭國本事件，表面爭的就是立誰為太子，實際爭的是統治中國千百年的儒家思想。

滄海一粟7528

萬曆帝有3個兒子，長子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生母恭妃，原來是李太后的宮女王氏，有一次萬曆帝在太后宮中偷偷地寵幸王氏，王氏生下了朱常洛。二子早夭，三子王常洵，其母鄭貴妃最受萬曆帝寵愛。皇后一直沒有孩子。萬曆帝有意廢長立幼，大臣們不同意，紛紛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

由此開始了群臣與神宗、鄭貴妃進行了30年的拉鋸戰，最後李太后都參與其中，這就是“ 國本之爭” 事件。

國本之爭又稱爭國本，是明朝明神宗冊立太子的問題，由於中國古代歷來“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被稱為國本之爭。

主要是萬曆想立鄭貴妃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為太子，而長子是不受寵的王恭妃的兒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光宗皇帝，新紅丸案而死。大臣們想擁立朱常洛，而跟皇帝產生了矛盾，說到底，還是皇權和臣權的一次爭鬥而已，大臣抱團對抗皇帝。

萬曆選擇與官僚集團開戰的題目太大導致進退失據，理論依據又不充足，導致孤立無援，以至雙方相互僵持，淪為死局，最後只得放棄整頓。這是一個失敗的案例。而相對的，漢宣帝在冊立皇后，展開實際奪權的時候，選擇的“故劍情深”的題目，就很成功。這個題目既給自己留下了進退的餘地，也合情合理，容易爭取大多數。從這裡可以看出兩者政治手腕的差距。

朝廷大臣們在太子之爭中的爭執，逐則演變為黨爭 。林黨，齊黨，宣黨，浙黨等派系開始成形。長達十五年的爭執，造成朝廷政務懈怠。

明神宗心中惱怒朝廷大臣，轉而使用太監處理政務，大肆斂財，閹黨成形。

明神宗則沉溺美色，奢靡享受，不理朝政。

歷史早知道

國本之爭普遍都是認為是一場君臣之間矛盾而導致的事件。

士大夫群體始終反對神宗皇帝將個人意願凌駕於禮法之上，主張大臣持守原則以及君臣公議天下事，並以這種價值觀主導了輿論的走勢。而皇帝則是選用眼裡措施打壓士大夫的進諫。

由於明朝有死諫精神，這一種精神讓士大夫根本不怕死的進諫，而皇帝覺得自己形象受損進而不斷壓制大臣，造成雙方矛盾的激化。

究其本質，“國本之爭”反映了帝制框架內士大夫政治與皇權專制極端化的衝突，也構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在禮儀之上的衝突

萬曆十四年，內閣首輔申時行首言立國本一事，此後，一群大臣就開始不斷提起這件事情，“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認為有三個原因：

一、這是祖訓傳統，人臣們將老祖宗擺出來，說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傳統立儲法度，要求神宗冊立庶長子常洛為皇太子。

•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心也...以祖宗傳序萬萬年之定典，謂之不詳，而當諱，苦哉！”
  

二、對於民間社會的影響，他們認為皇室的一舉一動關係到整個天下，認為一個賢良的皇帝無論是在為政舉措還是到的風化上都能夠引導底下百姓的行為。

• 樊玉衡言：“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禮。毀常棄典，自我皇上始乎？

  
  

三、明神宗自己的諭旨，在皇長子出生的時候就已經下詔《皇長子出生詔》，認為既然有這個詔令那就應該立儲。

• 王錫爵言：“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慈訓”

從表面上看史記是一群士大夫對於太子的執著，其實更深的含義是士大夫群體對於皇帝專制制度極端化的意向。

以士大夫政治價值觀念論來說，皇權雖重，卻亦應有所限度，不能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家獨大。

沒有硝煙的戰爭

1.倔強的人臣

在“國本之爭”中，因閣臣位勢重要，其立場如何，構成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

因此內閣大臣是否能夠堅持這一原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群體能夠導向事情的發展方向。

所以大臣經常會對內閣的一些行為作出指責，目的就是讓這群內閣忠臣被迫站在統一戰線之上。

譽，則公論大臣當如此事君，如王家屏所受讚譽；毀，則公論大臣不當諛君。

一時譭譽指向閣臣，其結果卻對神宗施加了巨大的施政壓力，這也正是大臣們想要的結果，約束皇權專制極端化，以言官、部卿為主的士大夫之主流，積極引導閣臣的行為取向，推重大臣講求原則。

2.驕傲的皇帝

當然明神宗名不是一個甘願受到欺壓的皇帝，不然也不會造成二十年的“國本之爭”。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明神宗因極端厭惡群臣之諫諍，而採取各種措施予以打壓。一是廷杖、貶黜。二是奏摺留著不處理“閣中屢趣，皆默不應。”

實際上明神宗廷杖、貶黜與留中奏疏其實都沒有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引發士大夫持續諫諍的情況，覺得這種是一種責任感，想要完成。

3.諫諍的榮光

諫諍，是明代士大夫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之一，他們由此實踐匡君保民的政治理想，從而獲得一種身份歸屬感。

古代士大夫並不會因為一次進諫就會改變立場，而是不斷進諫，因為只有這一渠道才能夠對皇帝構成一種約束。

因此他們在君臣衝突的環境中執著諫諍，並且在其中獲得一種成就感。

這就是士大夫對於皇帝專制的一種反抗，同時在其中尋找一個平衡點而爆發的原因。

千年君臣，千年諫諍

其實從這一場爭鬥中也能夠看到幾千年來君臣關係的進化和演變。

從宋朝開始士大夫的力量就開始增強，很多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改變命運，相比於出身王侯貴族而言的人更加珍惜和更加有理想。

在萬曆朝“國本之爭”中，士大夫群體一再諫諍，要求神宗遵從祖制，這反映出他們主張君主個人意願要受到約束。

士大夫除主張臣要持守獨立的政治人格之外，還一再強調國家政治當“從公”的原則。

認為有國之大事應該是皇帝和大臣商議，一起做決策，不能靠皇帝和近臣。同時如果君臣存在意見分歧的時候應該讓其他人一起評論，不能靠一個人獨斷意見。

諫諍暴露出的問題

這樣這作也有很大的困境，這一場國本之爭能夠看到一些明朝隱藏的問題。

一、君臣關係趨向惡化

過本之爭後群臣相互諫諍，而明神宗不斷的拒諫，導致雙方矛盾不斷加深，萬曆後期，神宗不理朝事，好留中奏疏。這一局面的出現，與國本之爭有一定的內在關聯。

二、內閣制度的衰敗

內閣制度本身就高於很多大臣，就是士大夫的意見領袖，需要想得更多做的更多，應該直面皇帝不怕人臣，而這一場鬥爭中內閣處於中間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既諫不得神宗，又救不得時局，晚明內閣制度敗象於此盡露。

三、黨爭出現

有爭鬥的發生必然伴隨著團體的出現，當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自然要選擇拉攏其他人，形成一個黨派。

歸納

士大夫是一群想要為朝廷盡心盡力做出貢獻的人，在明朝時期也正是因為有士大夫敢於“死諫”，才讓明朝的皇權沒有達到絕對巔峰的境地，讓明朝很多人有周旋的餘地。

萬曆時期士大夫想要反對明神宗想要讓自己凌駕於一切之上，主張應該坐下來好好說話，一起商議天下大事，並且不斷散播這種思想，讓明神宗受到束縛，而明神宗做出的反抗放士大夫更加激進。

從歷史時間軸上來看，這一場鬥爭是必須要出現，因為當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廢除丞相，將權力達到巔峰時就已經埋下這顆種子。

隨後不斷引發各種信息不對等，事情處理不合理等等，讓君臣之間的矛盾逐漸擴大，關係逐漸惡劣，到萬曆事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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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國本 明朝 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