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只获得了2辆“谢尔曼”，2辆美国装甲车，不到100辆吉普和卡车，其余全是德国装备——5辆“豹”式坦克，6辆装甲车，6辆装甲运兵车及5辆突击炮。这些战车全都涂上白星，伪装成美国装备，然而连斯科尔兹内自己也承认，这些伪美国装备只能“在非常远的距离或者在晚上迷惑非常年轻的美国兵。”
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在所有陆军部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一项秘密行动，要求报名者会讲英语。在招募来的2,500名志愿者中,500人来自党卫军，800人来自空军，1200人来自陆军。但最令斯科尔兹内难受的是，他发现这些志愿者中只有约400人会讲小学生式的英语，只有10人能够讲流利的美国俚语。“其余的英语水平大都只是会讲‘Yes’和‘OK’”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欺骗美国人，甚至连聋子也骗不了。”单兵装备同样短缺，尽管德国战俘管理局局长接到命令为150装甲旅提供美军战俘的制服，但到11月中旬，150旅仍然缺少1,500个美式头盔，许多士兵只领到了夏季的美兵制服，上边还带着战俘标志。
志愿者们首先被集中于一个训练中心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首先强化英语口语，有的还被送到战俘营练习英语水平。他们还要学习美军士兵的一些习惯，甚至说粗口时的腔调，嚼口香糖的动作，吊儿郎当的懒散站立姿势等。其中最后一项任务最难训练，因为德国士兵在和上级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并拢脚跟立正聆听，而在美军中上下级关系很散漫，这种习惯会要了他们的命。此外这些还要学习驾驶美国车辆，使用美制武器等。训练的内容极其机密，据法国历史学家说，有一位参加训练的士兵因为违反了保密规定，在家信中描述了近况而被枪毙了。斯科尔兹内从经过训练后的志愿者中挑出44名英语最流利的士兵，组成一支特殊突击队，作为第150旅主要部队的先头部队。
除斯科尔兹内外，第150装甲旅中没有人知道该旅的真正任务，甚至各营指挥官也不得其详。队伍中开始出现关于作战目的各种传言，流传最广的是认为该旅的任务是绑架艾森豪威尔。德方也不对这些传言进行解释或辟谣，目的是使盟军的情报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目的，不过战后斯科尔兹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防止被己方误伤，150旅的士兵都戴着蓝色或粉红色的领巾，解开军服的第二个纽扣，手持发红光（晚上）或蓝光（白天）的手电筒。车辆的保险杠特定位置画上白色的C、D、X、Y、Z等特定字母，坦克的后部则画上一个黄色三角形，或将炮塔转至9点钟方向。不过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因为德军其他常规部队的士兵们自然也会被告知这些识别方法，毫无疑问盟军的情报人员也会通过审讯战俘获知这些情报。
照希特勒的计划，“格里芬行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派出先遣突击队，他们在德军制服上再套上一件美军的野战夹克，乘坐美军吉普车，趁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小组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渗透到其后方，摧毁燃料供应站、桥梁附近的弹药库，或渗透到盟军占领的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盟军中散布假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第二部分为第150装甲旅主部，他们将以美式伪装加入到美国的撤退中，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
“格里芬行动”行动的第一部分基本获得了成功。阿登反击战开始的前一天，斯科尔兹内派出了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至少有44名队员混入美军后方到处制造混乱，然后返回，有2名突击队员甚至驾驶吉普车沿默兹河往返一次。这次行动在第一天只损失了8名士兵，其中3人因答不出口令被美军宪兵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军人供应证、900美元、1000英镑（全是伪钞）、2支消音冲锋枪、2把自动手枪、1把德国手枪和6颗美军手榴弹。1944年12月16日，一个突击队在经过第32骑兵大队时候暴露了身份——他们的长统马靴引起了怀疑，在接受询问时自称是“E Company”（E连）的骑兵,而美军的骑兵单位不称为“company”，而称为“troop”。这件事证实事先无论怎样仔细准备和训练，有一些情况是无法事先预料并排练好的。这个突击队的18名士兵被捕后全部被当作间谍处死。
然而，“格里芬行动”的第二部分计划却未能实施。第150装甲旅的主部队与参加反攻战的部队一起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直到反击开始2天后，1944年12月18日，党卫军第1装甲集群才抵达进攻出发点。该集群提供给第150装甲旅的美国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尚不及所需的零头，不足之数必须以伪装的德国车辆来充数。而且德军在第150旅待命的地区又始终不曾有明确的突破，因此其推进时间一再拖延，斯科尔兹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部分计划，并同意陆军第6装甲集群将其部队当作常规军使用,任务是保卫马尔梅迪（Malmedy）公路交汇处的安全,使得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可以继续移动。在策划这次进攻时,斯科尔兹内并不知道原来只有一个盟军工兵团驻守着的马尔梅迪兵力已多于一个师。
战后的一些报道对第150旅的战果情况极为夸大，将其描述为一支拥有无尽资源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其装备根本不足，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战斗成果。不过，“格里芬行动”行动确实在盟军中引起了恐慌，几天之内，阿登战线上的盟军各部队均接到了关于“穿着美国军服的德军”的报告，各种传言也在盟军中不胫而走，并且不断夸大，一时间盟军中几乎谈“斯”色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成了盟军中谈论最多的话题。美国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时都会彼此怀疑对方是敌人。各部队开始严格警戒，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任何官阶、证件和抗议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经过一个叉道时得以免受严格的查询。除要求对方回答口令外，还会询问一些美国的风土人情，如橄榄球队的比分或棒球明星的名字等。一旦认为回答可疑便立即扣押，结果却往往误抓己方。战后斯科尔兹内就遇到了几位曾被误抓的美军官兵，其中一名陆军上尉仅仅因为穿了“可疑”的长统靴就被宪兵不由分说逮了起来。
最后，甚至连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雷上将也亲身经历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检查。一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去拜访赫吉斯中将，短短的旅途中遭到多次盘查，尽管他每次都表明身份，但各路口的哨兵仍不时问他一些有关美国的事情，回答稍有迟疑便会引来警觉的目光。事后布雷德回忆说：“最初一位检查人员问我，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儿，我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伊利诺伊州首府），没想到他‘纠正’我说应该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岗哨的士兵问我电影明星蓓蒂·格拉伯（美兵的偶像）的现任丈夫是谁？我立即回答说是哈里·詹姆斯，结果令他们颇为满意。”布雷德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有五十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简直如猫见了耗子一般，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怀疑着对方。”
根据被俘突击队员的“交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全成了盟军最担心的问题，盟军司令部里也一度人心惶惶，甚至草木皆兵。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一名激动不已的上校坚持认为杀害我的计划千真万确，甚至还说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他的结论得到了保安参谋们的支持……保安军官们如此紧张，立刻把司令部布置成要塞一样，到处都张满了铁丝网，甚至停放了数辆坦克，卫兵也增加到平时的两倍、三倍、四倍……一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各办公室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我频频接到各界的电话，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安在……”最后不厌其烦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离开当时居住的、离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远的别墅（因为几年前这里曾是龙德斯泰德元帅的司令部，德军对这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转移到凡尔赛附近，出入总有一个中队的卫兵跟随，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同软禁的状况持续了数周时间，令他大为头痛和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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