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酒流年
这么说可能过于严重了，不过，王安石变法确实存在很大问题。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肇始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最初包括程颢，也就是理学家程明道等人，和王安石一起都是变法的主要提倡者和实施者，但最后青苗法等法度一出，变法者之间也闹得四分五裂，范仲淹的后人批评王安石的变法背离了庆历新政的轨迹。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关系，曾经从政治、法度之争引申到学术之争，如王安石极为推崇孟子的王道政治，司马光就专门写了文章来批评孟子，譬如现代影响很广泛的“生之谓性辩”，论文和专著一般都会提到司马光的批评，而司马光针对的正是王安石。
庆历新政的特点在于义先利后，王安石给宋神宗讲解富民强国的要义时，曾说唐太宗、诸葛亮、魏征之流皆不足观，要效法就应法尧、舜，臣子则如皋、夔、稷、契。明儒王夫之后来点评，说王安石这是大话连篇，言过其实。不过，王安石最初确实延续了庆历新政的特点，礼法先于财政，只有重视吏治改革，才能最终有效改革财力之不足。
人们总是提倡改革家如何，却容易忽视那些愿意改革的君王，如商鞅见秦君，王安石见宋神宗，这两人本身就是有意于变革之人。宋神宗曾对文彦博说，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宋神宗的爸爸，也是对财政有着莫名的渴求。
当时的司马光这些守旧派也认同吏治和人才问题，但他们不认同变法派的主张，到后来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后，他们更是反对了，连早期变法派也开始反对王安石，因为当时的变法完全偏离了庆历新政的方向，王安石也改口初期的想法，说当今之急在于财利。
庆历新政之所以有成效，乃在于它首先对推行政令的官吏有考核，避免了贪官污吏和庸人恶人滥用法度政令，王安石在跟早期变法派决裂后，就只能任用一些专言利害的小人，最后连王安石都不得不感慨别人批评下面官吏私自改变法令中饱私囊是真事。
二程后来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认为自己这边反对变法的人也有错。他们认为，王安石性格比较刚愎自用，听不得反对声音，所以早先还能延续庆历新政，后来却专做批评者批评的事情。如果当时大家性格不要那么急躁，不要急着批评王安石，那么王安石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可以缓过来，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大家四分五裂。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相权陨落，宋神宗后来迫使王安石离职——王安石曾经依附君权打压反对者，可以说，一旦宋神宗权力牢固，他就可以直接废去王安石而自己变法了。后来被抓的那三个蠢皇帝，可以说跟专权有很大关系，因为专权有好处，但一旦碰上傻子执政，必然危害无穷，所以没立即亡国，只能说是由于两宋的人才辈出。
其次，保马法很不科学，有点像大炼钢铁那会儿。养马不是容易事，尤其是养出可供军备的好马，凭利益引诱宋朝子民去人人养马那简直是儿戏之举。有草场，有丰厚的财力和物力、人力，懂得治疗马屁的疾病，都不是当时的家庭单位所能承担的重任。结果如何？战马都上不了战场，怎么跟游牧民族打仗呢？
再次，青苗法很有问题。当时的批评者们指出当时吏治之腐败，即实行青苗法以前，地方都能对老百姓的贷款利息上下其手，何况现在官府专门来发放青苗，凭着这样的威势，谁敢跟官府作对？敢欠官府的钱？又或者，贪官污吏们又怎么可能放过这里面的利益呢？
青苗法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富人根本不需要贷款，贷款的都是穷人。穷人贷款以后，还不上，那么保甲制度就要起作用了，穷人逃跑，邻居这边的富户就要把钱还上，类似我们现代的担保人——我们这里就有几个担保人自杀的事例。另外，地方官是通过贷款名额进行提拔的——有朋友在银行的人，可能知道摊派是件苦事，尤其地方官为了拿到政绩，开始按人头强行平均摊派，也就是说富户也必须贷款。这种利息，是一定要还的，但出借时候的金额也有很大问题，譬如后来南宋朱熹赈灾，他要朝廷拨下来一批府库中的粮食，但朝廷要求必须花钱借贷，这批粮食本是在灾年朝廷收上来的，价格极高，那么放出去的时候，即使物价降低了，却也要按收购价出让，结果民更不聊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存在这个物价问题，他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再加上地方官吏不遵行他的政令，私自克扣卡要，受害的只能是老百姓。我记得以前看过，熙宁变法之后，宋朝人口基数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府库虽然一时充盈，表面上国家富裕了起来，但百姓死难困苦，积贫便会积弱，便为以后的财政收入埋下严重祸根。
肥嘟嘟的小不理
王安石：我好感动！在头条上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我的，看来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变法……既然作为见证者，我本人说两句。我确实是有错误，我引进了不少小人，但是我确实是为了我的国家、人民和皇帝而奋斗的，我依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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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宋主流看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非常激进，自然导致了很多人的反对。
反对派里也有很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司马光，这就形成了两派的政治对立。这里我们简称为变法派和反对派。
因为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变法得以推行，反对派失势。神宗死后，反对派推翻了变法，恢复旧政。
所谓党政，就像跷跷板一样，一上必有一下。
再后来，司马光等反对派倒台，掌权的又回到变法一派。是王安石变法时一手提拔上来的骨干，蔡京等人。
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变法
蔡京掌舵后，回归了变法路线。
虽然都是变法，虽然王安石和蔡京可以说是同出一脉，但这两次变法不可同日而语。
王安石的变法，目的是改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结果上来讲，也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
而蔡京所谓的变法，只是一个政治标签。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提拔亲信，排除异己，在他统治期间政治黑暗，国家越来越贫越来越弱，最终金军南下，北宋灭亡。
南宋人怎么看待变法
回到问题，为什么会认为王安石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因为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变法，所以南宋人极度厌恶蔡京，也厌恶变法，这种感情继而波及到了变法先驱、同时和蔡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王安石。
可以说是，王安石被蔡京“连坐”了。
南宋初年就有反对派大臣提出了这种看法，当时的政治情形也确实需要检讨北宋覆灭的深层原因，最终宋高宗也表示了认可。
于是，王安石变法在南宋被定性了。
民国以来不断有学者为王安石翻案，著名的有梁启超、胡适等人。现在对王安石变法本身褒贬参半，但没有人再说北宋灭亡是源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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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安石的出山是当时满朝文武所期待的结果，以致于在王安石还在当地方官时朝中就已出现“介甫（王安石的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的言论。这种言论甚至也蔓延到了东京汴梁的平民百姓中间，也就是说在王安石被调到中央担任高官之前他的人品才华已得到朝野的公认。人们之所以对王安石满怀期待首先是因为这时改革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军事上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开国之初的22万一直膨胀到宋英宗年间的116.2万，这一规模甚至在千年后的今天也能排到世界第四。然而宋军空有庞大的规模，却没什么战斗力可言：在契丹人的军事压力之下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事始终无法实现，宋太宗曾为此御驾亲征，却在高粱河之战中遭遇惨败，从此宋军就患上了恐辽症。令宋朝蒙羞的不只是面对契丹时表现出来的军事上劣势：唐代的静海军节度使利用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局面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逐渐演化为今天的越南，宋朝在南征失利后正式册封越南黎朝君主为交趾郡王，以此承认越南是自治的藩属国而不再是中国直接统辖的领土，独立后的越南曾于1014年、1022年、1028年、1036年、1058年、1059年和1060年多次深入宋境并曾攻破宋朝的钦州城，而此时的宋朝却因疲于应付来自契丹的军事压力而没进行任何自卫反击的举动。由党项族建立的夏州李氏政权尽管在宋初曾一度臣服于宋朝，却没像内地节度使一样削夺权力，这为其后来建立西夏国奠定了基础——1036年李元昊吞并了名义上臣服于宋朝的河西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政权，1038年李元昊公然称帝，为此宋军在名臣韩琦主持下远征西夏，结果却在好水川全军覆没。就是这么一支没什么战斗力可言的军队却需要北宋王朝花费巨额开支去供养：北宋军队的开支总额高的4800万多，这占当时全部财政收入的5/6左右。毫无战斗力却耗费巨资的军队构成了一直困扰这个王朝而对冗兵问题，而另一个困扰北宋王朝的问题则是冗官——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宋王朝始终坚持对官员的高福利待遇，试图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清廉。然而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之下宋朝的行政效率极为地下，位居高位的元老大臣们尸位素餐。由冗兵和冗官导致的结果就是：北宋王朝的全部财政收入用来养兵养官仍嫌不足。
就在宋军于好水川之战遭遇惨败的八年之后宋英宗赵曙的长子赵顼诞生了，又过了20年之后赵顼成为了北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之前倾向于保守的历代北宋帝王所不同的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在登基之初就把恢复汉唐旧疆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他在继位三天之后就视察了国库，试图以此了解自己能筹措到多少军费，然而这次视察却使他大为震惊——因为视察的结果是“百年之积，唯存空簿”。事实证明北宋王朝已然到了改革不可的地步，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改？由谁出头组织领导改革？其实在赵顼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前各地官员已在展开自发的改革：陕西转运使李参制定的陕西青苗钱例其实就是日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原型；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明州事钱公辅、越州通判张诜等人则对衙门赋役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成为了日后免役法的先声......与此同时还在当地方官的王安石已在他的辖区内推行自己的改革理念：早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在担任鄞县知县时就遍访境内14个乡，组织百姓在农闲时节疏浚河道、修筑堤堰，他还在青黄不接之时把县里的存粮借给贫困民户，约定秋后偿还。王安石在任职地方时当地取得了粮食大丰收，同时当地的书院学校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出现学术繁荣的现象。随着他在北宋官场上名声越来越大之后朝廷一度将其调到中央担任集贤校理、群牧判官等职务，然而这些职务都有一个共同点——虽然位高名显，但基本都属于文化学术类工作，然而王安石在担任这些职务之时仍念念不忘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后来更是为贯彻自己的改革主张不惜辞去显望的京官职务，重新回到地方任职。王安石此举在当时那些尸位素餐饱食终日的元老大臣看来无疑相当另类，而对那些有志于改革的人士而言：这件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赵顼登基后很快就听到了朝中改革派人士对王安石的赞誉之声，于是在他的支持下北宋王朝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为此王安石在农业、商业、军事等各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农业领域陆续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王安石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查出被豪强富户隐瞒的土地，从而充实国家税款，同时通过在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出面提供低息贷款既解决农民被高利贷盘剥之苦，又充实国家财政，从而实现他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商业领域制订了均输法和市易法，以此打破市场垄断、平稳物价。在军事领域实行保甲法和保马法，试图以此增强宋军的战斗力和解决战马来源问题。王安石变法在其早期阶段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通过利用政府干预货币调控等措施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入手，从而基本达成了变法的”富国“目的，而在”富国“的基础之上又推行了一系列强兵举措：熙宁年间北宋政府的年收入一度达到5060万贯，单是诸路的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等钱粟就足够使用二十年。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将新政中各项盈余收入作为日后北伐的资金全部统一收归朝廷，此举使他收获的自己装满了32库。五年后他又这么操作了一波，结果得钱20库。在朝廷资金充裕的基础上北宋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王韶主持了宋朝唯一的对外开疆拓土行动——熙河开边，成功开拓了河湟地区，这次行动只开边三千里，远远无法和汉唐时期国威远播漠北、西域相提并论，但已是有宋一代唯一的开边之举，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变法的成效。
从王安石的变法理念而言不可谓不先进——这从他与司马光的争议即可看出：在正式变法之前王安石和司马光曾当着宋神宗的面发生争执。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的财货只有定数，不再民间就在公家，所谓善理财者无非不过是巧立名目行搜刮之举；王安石则认为：善理财者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很显然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司马光的认识过于肤浅迂腐——天地所生财货只有定数吗？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几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上财富可以创造和增长，况且即使已是定数也完全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改进分配和流通放佛，从而加快财富的流通速度，实现更有效率的分配。早在一千多年王安石就已意识到通过利用政府投资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实现财富增值的办法这不可谓不超前，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关键症结也在于此——过于超前。中国古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小农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财富的增值是极为缓慢的，因此当时的财富不可能出现像现代社会这样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就此而言：司马光的分析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至少在短期内人们是感觉不到自身财富的增长的。
过去有的说法认为王安石过于书生意气，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这当然并没说错。然而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王安石在为相之前曾有过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事实上他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在其地方官生涯内实践过并取得过成效的。问题在于：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凡事都是亲力亲为的，因此他可以直接看到最底层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情况，从而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政策。然而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是不可能具体看到不同地区千差万别的情况的，而在具体的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过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又促使他盲目给手下的官吏下指标任务。本来青苗法的制定是为解决农民被高利贷盘剥之苦，同时充实国家财政；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为追求政绩就采用强制配发贷款的模式——无论是否需要借贷的农户都被强迫必须借贷，而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官员又趁机从中克扣盘剥，就使本来是为解决高利盘剥问题的青苗法最终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此时身在京城的王安石再也不可能像他当地方官时那样去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尽管他本人的人品无可指责，尽管他怀着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朝廷党争激烈的情况下他的用人政策完全就是任人唯亲——谁拥护新法就用谁，反之就贬黜谁。一时间无数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纷纷投奔王安石门下，新法在这些人手中逐渐成为祸国殃民之物。曾有人向王安石吹嘘能排干八百里梁山水泊，从而增加八百亩良田。王安石听了还大喜，结果猛然一想又问道：”排掉的水怎么办？“谁知那人竟回答：”在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大湖就可以装下了“。也不知当时有多少这种吹牛拍马之人曾得到重用。
事实上在王安石的反对者中不乏主张改革的人士，这些人只是觉得变法走得太快，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对其中一些较为激进的措施持反对态度——苏轼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曾为变法的得失与王安石辩论过，然而不仅无助于修正变法过程中的过失，连他自己也被贬外放。当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赵顼死后司马光集结起新法的反对者在短时间内将新法尽数废除，然而这并没停止北宋王朝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执，可以说自神宗年间新旧两党争执从神宗年间开始以来历经哲宗、徽宗、钦宗三朝从未中断过，在激烈的党争之中新旧制度的弊端都被无限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最终拖垮北宋的并非王安石的新法，也并非司马光的旧法，而是激烈的党争。事实上新旧两法各有优劣，然而在当时的状态下已没人认真思考新旧两法各自的可取之处，整个国家被党争撕裂，从而难以形成合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及北宋皇室、大臣被金兵掳掠北上，至此已持续数十年的新旧党争终于以惨烈的形式画上句号。好不容易在靖康之变中虎口逃生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就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解释：到底谁该为北宋的灭亡承担责任？事实上真正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并非王安石变法，而恰恰是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这一祖制之下宋朝政府和军队的低效率，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自神宗朝以来数十年的新旧党争进一步削弱了宋朝政府的行政效率。然而对赵构君臣而言：他们不敢承认宋王朝的体制存在根本性缺陷，那么就有必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来。很显然尽管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富国强兵，然而怀着这一良好初衷的王安石变法却开启了北宋政坛数十年党争的序幕，无疑王安石是最适合扮演替罪羊角色的。通过对王安石的攻讦使赵构君臣得以否定宋王朝存在根本性体制缺陷这一事实，于是对王安石的攻击迅速增加：当初王安石的政敌们所针对的只是新法的某些具体措施，却从没指责过王安石人品有问题，恰恰相反包括苏轼等人在内都对王安石的人品称赞有加；然而到了南宋王安石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大奸似忠的佞臣。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一个朝代的没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原因，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外在因子会加速其没落的进程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这个典型实例。
从史书与一些野史综合来看，当时的北宋朝廷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大概是因为腐败严重而致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危机。这时的王安石的改革进言的到来当时的皇帝首肯，于是把他提升到了丞相，以让他顺利进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从这次的改革运动来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并非如何提高民众收入，来扩大国家财税源，而是一昧地把一些有收入来源的多行业归为中央管理或经营，并为此设立国家金融，强行各地实施让农民贷款。其结果造成了寡头与腐败的大量发生，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崩溃。
由此后来有人总结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是集中于少数寡头之中，也就是垄断经营越明显，这个国家离崩溃就越近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虽然是在进行改革的努力，但终究是不得其法，也非其时，是朝推动北宋灭亡的道路上使劲的哟，属于好心办坏事了。
上坪农夫
为什么史书上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首先史书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士族官僚阶层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编写的，他们为了自已阶层的利益，对王安石当然是极尽攻击污蔑之能是！
其次史官是代代传承，对上一辈的传统说法予以肯定。
其三因为王安石动了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土豪劣绅的蛋糕，断了他们的财路，当然遭到上下统治阶级一至的反对！
其四对于国家的失败，史官们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而王安石正好带上这个帽子，把责任往他头上一安，皇帝和官僚系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对其它想改革动他们奶酪的人也是一个警告！
其五用现在的观点看，王安石变法有点操之过急，对反对派的反扑和制度的制约考虑不周，某些改革措施确实有扰民倾向，措施不到位，让对方抓到了把柄，而后来者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行私利和报复对方的手段，使改革变相的变成了王安石的罪证！
历史性改革，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颠覆性的革命，把旧的制度统统打倒，创立一种新的制度，从根夲上改变社会分配系统，如商鞅变革。另一种是在体制内变革，这就要困难的多，大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非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当改革领袖人物一旦离世，既得利益集团会疯狂反扑，以至改革功败垂成！
例如商鞅变法：一加强专制统治，先施行“相坐法”。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三奖励耕织，惩戒懒惰。四重农抑商增加粮食储备。五开垦荒田，增加税收。六平均纳税，以田计算。七并乡为县，中央集权。八统一计量，便于管理。九发展水利，方便交通。十迁都咸阳占据地利。当然这是那时的措施，当然有局限性，但却大大提高了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由于是颠覆性的制度性变法，虽然秦孝公一死，商鞅被车裂，但商鞅创造的制度性改革却流传了下来，为秦国统一全国提供了制度性法律，这也是秦律的初始版本。
西汉文帝，景帝时的贾谊，晁错同商鞅的主张大同小异，主张削弱诸候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即政治上削藩，经济上励民耕，减赋税，广积粮，富人纳粮受爵，用库粮平抑物价，取有余，补不足。结果，贾谊被贬，晁错被腰斩。虽然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这些主张还是被后代使用，在平息七国之乱后，汉武帝还是借鉴晁错的办法用推恩令支解了诸侯，改革措施反而加强了。
唐朝中期唐玄宗时期宰相姚崇，提出重用人才，严格法纪，禁止宦官干政，不许外戚专权，废除杂税，大开言路。等十项措施。在三十年中唐朝的实力大幅提升后世称“开元盛世”可惜后期被玄宗破坏了。
现在我们说一说王安石。
王安石（1021一1086）享年65岁，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小官僚家庭出身，21岁时考中进士，初官至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受到神宗重视，累次加官至宰相，当时豪绅大户，皇亲国戚，商豪大贾，疯狂兼并土地，中小地主破产，民不聊生，迫使农民造反，北方辽族，西北部西夏，大举入侵，内外矛盾到了崩溃的边缘。王安石提出的口号是：“变风俗，立法度”，富国强兵。其措施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受皇帝任命的财政经济部门即户部，度支，盐铁！在一系例法律中有均输，青苗，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将兵等一系列新法！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出钱出面，将钱贷给农民，不允许民间借贷，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多地多交税，鼓励商业，增加商品流动，丈量土地，按土地厚薄好坏交税，在强兵上，“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采用保甲之法，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了，在农闲时集训，平时负责巡查，维持治安。将兵法是专门负责轮流训练戌守军队，派武艺精良之人训练之！公元1076年全国已训练保丁700万人！国家开始强盛起来！
公元1086年宋神宗病死，哲宗赵煦上台，司马光被起用为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制定的一切变法革新措施，王安石抱恨而亡，改革失败，守旧派疯狂反扑，加速了土地兼并，贪污腐化，卖官弼爵，土族大豪为所欲为，土匪恶霸横行乡里，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宋微宗，蔡京，高俅，梁中书，祝家庄的三霸，高衙内，陆兼，蒋门神，西门庆，等人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当时的北宋早己是风雨飘摇的破庙了，一场风暴来临自然轰然倒堨，因此当金人南侵，百姓并不抵抗，是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土匪恶霸，士族大家，豪强劣绅，富豪大贾了。你说北宋的灭亡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
狼烟一九三一
可以肯定地说，北宋灭亡，决不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而是相反，是因为没有坚持王安石变化。
如果坚持王安石变化，北宋不会亡国。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主要内容是一
一，青苗法。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即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核实土地数目，按土地多少，肥薄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成年以上男子，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统治，增加国家收入和国防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家逐渐富强起来。
可是，变法严重触犯了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许多朝臣和贵族皇亲的强烈反对。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正赶那年河北闹旱灾，出现了农民逃难的情况。反对派群起借此攻击王安石。原来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务。
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将新法不分好坏全部废除。变法彻底失败。
欢迎点评。
夕阳晚霞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北宋的灭亡不能只归罪于王安石，相反，王安石为北宋至少延寿了30年。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著名文学家，改革家。他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五位君主。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之一----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当时正是北宋中期，北宋面临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积贫，积弱的局面。
政治上，一官多职，官员常常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军事上，强干弱枝，有一百多万的中央禁军，而边防则十分虚弱,军队战斗力低下，军备废弛
经济上，官僚队伍和军队庞大，造成财政的巨大负担，而地方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豪常常逃避交税，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王安石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担起了变法的重任。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他的改革思想是十分先进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他充分意识到了“开源”的重要性，主张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经济方面，他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军事方面，他整顿军队，并推行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文化上，他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主编《三经新义》为新教科书，强调经世致用……
这些做法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神宗年间,国库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的财政支出,彻底扭转了北宋长期以来的”积弱”局面;而军事上,改善了武器的质量,裁减了许多战斗力低下的士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文化上,为国家招揽了许多使用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质量.
变法的成就既然如此之大,为何王安石还是被诬陷为北宋灭亡的罪人呢?
第一,变法推行的过急过快,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1069(熙宁二年)年到1073(熙宁六年)年的短短四年间,王安石颁布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这是其改革受到时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反观我国今日的改革开放,这是经过40年循序渐进的结果,可见,改革操之过急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用人不当,导致改革措施执行出错
他的用人原则是只要支持新法,就可以被任用.他所任用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大多表面上支持新法,实际上心怀鬼胎,甚至歪曲新法的原意,再加之地方官员贪图私利,歪曲新法,导致民众负担增加,民怨沸腾,为改革增加了大量的阻力.
第三,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
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改革遭到了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人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大大增加了新法推行的难度.
第四,最高统治者的动摇
商鞅变法有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张居正变法时,皇帝年幼,他独揽大权,改革自然很顺利. 宋神宗本来是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但是由于太后以及许多大臣的反对,宋神宗最终动摇了,这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是这些阻力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而哲宗时期,司马光当政时,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变法演变为朋党相争的工具.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有一部分(水利工程,财政收入,军队战力)被保留了下来,至少为北宋延长了30年的寿命, 而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只是保守派的夸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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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进士
看到这个问题，再想起《百家讲坛》某教授尊司马贬安石之说，不禁想为介甫同志击鼓鸣冤。把北宋灭亡的罪魁帽子扣在王安石的头上，其用心，比起安给岳飞的“莫须有”罪名有过之而不及。
从《清明上河图》说起。
现在称为国宝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盛世危图，描绘了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的城门街市景象。作者张择端那时还不算太有名的画家，因此，这幅图根本就没让文艺青年宋徽宗看上眼。既然没看上眼，自然对其中寓含的危险也没有得到任何警示。从这幅画，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繁荣。
这么繁荣的经济景象，按理说北宋的国库应该非常厚实才对。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北宋的现状偏偏就是民富而国贫。为什么呢？因为财富都在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士族”手中。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与“士”夺财，而不是与“民”争利，因此，这次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极力支持，更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人极力反对。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因为王安石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靠什么反对，靠的是阳奉阴违，靠的是处处制肘，靠的是李代桃僵。最后，士族把祸水引向了普通百姓，让“猪请羊吃饭，结果驴买了单”成为现实。
第二，警备松弛。
首都，应该是警备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可是，从图上可以看出，防火的塔台和进出的城门没人值守，而差役兵丁们坐在衙门口打瞌睡。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枕戈待旦的兵士如此懈怠？是因为大宋天下太平，真的无仗可打吗？
曾记否，从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开始，天下就没太平过，每年堂堂大宋还要给大辽送岁币银两买平安。这种情况下士卒还有心情打瞌睡，还有两排军营被改成了饭馆，说明政务军务荒废到何等程度，这些，究竟是谁人之过。
第三，官民对立。
宋江、方腊起义的事情就不说了，咱们还是说清明上河图的事。在城门边，税务官漫天要价，导致货主们纷纷不满，甚至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在看热闹。这说明，北宋的冗税制度何等随意，这难道又跟王安石变法有关？
还有，文官与武官在桥上争道也是一景。这说明什么，说明北宋的重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已经不合时宜。要是在五代十国，哪有文官敢跟武将争道呢？
回看王安石变法。
《清明上河图》作于宋徽宗时期，而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时期，中间隔了一个在位15年的宋哲宗。也就是说，从王安石变法到宋徽宗继位，也就是二十年上下的事。
这次变法的目标是什么？是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是以充实国库、整顿军备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法案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北宋应该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而不是走向灭亡。
可悲可叹的是，不愿被人抬、不愿坐轿的王安石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团队里，时不时还有因利变节之人。介甫为什么总是一个人战斗，就是因为大多数官僚以一己之私为重，从来没有想过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奶酪分一块给国家，最终整块奶酪都被金人抢了去。
王安石变法确实失败了，因为宋神宗死了，因为他没有争取到更多士族的支持。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复出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废新法，不管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王安石主张的，一切都不能留。于是，不到二十年，人们看到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所绘之景象，看起来国泰民安，实际上千疮百孔。
如出一辙的案例。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组织的变法改革，与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基本一致，都是国家积贫积弱，都是外患未平内忧填补，都是大地主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于是，张居正毕十年之功，将大明朝的危楼进行了堵漏修缮，出现了暂时的转机。
坏就坏在一帮猪队友身上，在张居正去世后，立即进行了反攻倒算。这帮人打着祖宗的旗号，把大明朝重新推进了火坑。而张居正的所谓考成法、一条鞭法刚刚收到奇效，就被完整地扼杀了。按照这则问题的逻辑，是否又要把大明朝灭亡的罪责扣在张居正的头上呢？
虽然王安石有王安石的问题，张居正有张居正的问题，但是，站在忧国忧民力行改革的角度上，这两人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贤相。
军缘鑫播客
王安石变法让国家越来越乱。
亡宋大奸臣蔡京在初入士途，就得王安石斜眼相待，王安石为拉拢蔡京，不惜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蔡京的弟弟蔡卞。
王安石变法，弄得民不聊生，控制神宗身边的人，不让神宗知道实情。
终于有个正直的太监站出来，请人画了幅《千里饿剽图》藏于袖中，冒着生命危险，趁皇帝身边无人，才呈给神宗看。神宗大恸而哭。方知变法如此劳命伤财。王安石阴谋暴露，才被罢免
后人很多人认为此次变法的评定褒多贬少，其实谬也。变法后期，王安石明知变法已让天下大乱，他没有勇于承认，甚至控制神宗不知实情，置天下百姓生计而不顾，他是君子，还是乱国臣子，不容分辨。
王安石变法从根本是让北宋因乱而走向灭亡。
王安石被罢免后，司马光当政。这个人有人给他伪造了一个高大形象，编出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因为北宋的工艺造不出那么大的缸。而事实司马光并不是一个好人。
司马光上台后，对王安石的变法，无论对错，不根据实情出发，一概否决，猛力纠正。却遭到群臣反对。司马光一怒之下，强令天下五日之内，费除一项王安石的变法，全面推行他制定的新法。在古时通信、交通不便的情况，这个政令荒淡不津，居然后人却认为他是个治世能人，呵呵。。。。。
在这样在古时是个荒唐，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天下所有州府都几乎没有人完成。有个当官的居然神奇完成了，居心何在？？？？
这个人竟然是王安石变法他那边的人，他就是蔡京。蔡京之前，深得王安石重用，这么快就倒戈，变成司马光的阵营分子，这里面除了蔡京的人品不正，却也能看出下台后的王安石精心布局的影子。。。
司马光看到蔡京完成他荒唐的命令后，更是以此为榜样，肆无忌惮地乱纠乱改，凡反对者，执行不力者，更是运用权力打击这类。让被王安石搅乱的北宋王朝更加混乱不堪。
蔡京为个人私利，做出种种不顾百姓死活的事要取愉司马光。司马光不辨忠奸，大力提携蔡京。最终造就了历史上有名大奸臣。直接造成了北宋的灭亡。
亡国臣子蔡京大家都公认了，但在他之前的王安石，司马光乱国之臣，对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直接导政北宋灭亡的蔡京奸人，竟是他们二人同力赏识，提携起来。王、司二人更是在亡国之臣上又加上一笔。
蔡京这个人如此之坏人，却偏偏得到王安石，司马光的青睐，是年青时的蔡京隐藏得好，王、司二人看走眼了？？非也，非也。
王安石变法时，天下有识之士都看到王安石这一闹，天下必乱。上有神宗不听反对之言，下有王安石对反对者打击报复，天下有识有胆之能人，无人再敢公开反对，包括司马光。
在这样天下禁苦寒蝉的形势下，却有个人为了国家命运前程站出来，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次上书神宗。当时天下文宗欧阳修因此事，评价此人忠君忠民，当为天下先，非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所能比肩，此人便是苏轼。
苏轼在王安石乱政乱国中，如中流砥柱般反对，却遭王安石暗算，差点在王安石等辈谗言中被砍头。
在司马光这个不懂行政的老书生，胡做非为，重用奸人蔡京等徒中，苏轼又一次于天下人士站出反对，遭至被贬海外。
蔡京年轻曾担任过扬州知府，他为取悦皇帝，令扬州农民费田专种牡丹。造成扬州农民无田种粮，大量饥民产生，王安石，司马光同朝为官不知道？？当然知道，但他们大力提携蔡京，他们不是为了国家命运，而是为了私利！千年后回头一看，他们三人原是一丘之貉。
苏轼继蔡京后接任扬州知府，一上任立免蔡京的乱政，让老百姓恢复种田，稳定民生。
苏轼为什么能识蔡京之奸，因他们于国于民是对立之人。尚若苏轼当政，焉有王安石，司马光，蔡京乱政亡国之事。
千载悠悠，谁是兴国之砥柱，谁是亡国之奸臣，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