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華的《芙蓉鎮》1981年甫一問世，旋即引起轟動。小說展示了1963年到1979年以來的政治風雲變幻對南國偏遠小鎮——芙蓉鎮帶來的傷害，深刻表達了某種反思主題。37年過去了，依然是南方小鎮，同樣描繪鄉村生活，羅偉章的長篇小說新作《世事如常》，以回龍鎮這一羅偉章慣用的文學地標，展示出另一番風景。羅偉章不僅徹底打破了人們長期以來對鄉村的想象性建構，還觸摸到“人”的問題本身，探問到精神生活的內部。
文中版畫均為何塞·費爾南德斯作品
羅偉章是當今頗為活躍的實力派作家。他的作品，大多通過普通人物的命運遭際，著力揭示社會變革在人們精神世界裡的投影。長篇新作《世事如常》，則以新世紀鄉鎮生活為題材，從另一角度，切入生活與人性淵面底下的真相。
表面看，回龍鎮是平靜的，平靜到平淡。小說開篇，就坦誠了主人公“我”（謝明）感覺到的無趣：生老病死，人情世故，日復一日；發生在鎮上的事，無非是何大盛開了家韓式燒烤店，邱波賣上了火鍋，鎮子背後挖出了古墓群，發洪水時從上游衝來一條狗……立秋過後，連晨光也是每天按時到來。生活太過平常，讓“我”覺得沒意思。
然而，那些一地雞毛的如常日子，潛隱著無常的暗流。這些“暗流”，既有鄉村文化的失落、秩序和價值規範的破壞、人情感的淡漠，還有人性的扭曲和變異。回龍鎮人是巴人後裔，能歌善舞，浪漫疏闊，高貴的血統，使他們不屑於做盜賊，更不屑於對弱者（女人）下手。暗流總有一天會激起驚濤駭浪。“李興事件”就是那股巨浪。在整條街上，李興顯得不那麼“和諧”。作為包子店老闆，他不怎麼打理生意，而是酷愛看書，且逢人就講書中的道理。對“我”而言，李興是個影子般的存在，他執著地關注我內心最不願失去卻已經失去的東西，比如書，比如信仰。可就是這樣一位稍顯迂腐的讀書人，卻在五年前禁不住誘惑，姦殺了醉酒的任小青。五年後，李興無法忍受內心煎熬，爬上高壓線杆自盡，並留下遺書袒露真相。他之所以一再談論“慈悲”和“信仰”，正是殺人後精神備受折磨，渴望自己有罪的靈魂得到救贖。
《世事如常》
羅偉章/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李興事件”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看似和諧的鄉鎮，也讓我們產生諸多疑惑：平靜如常的回龍鎮，一切似乎都是那樣合情合理，又是什麼導致了動盪，釀成了悲劇？或許，這正是作家撥開重重迷霧，要展示給我們看的。說到底，頹敗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中的人。平靜與尋常的霧靄散去，裸露出的是人性的荒原。
《世事如常》的敘述，是以一種輕鬆、平淡和不動聲色的口吻展開的。這種敘事姿態也與《芙蓉鎮》表現出很大不同。《世事如常》表現的景觀，不可謂不嚴重，情感衝擊不可謂不強烈，作者卻以“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敘事姿態，以輕鬆書寫沉重，不動聲色地展示出回龍鎮那片人性的荒原。
《飢餓百年》
羅偉章的小說創作，始終關注他熟悉且摯愛的鄉村。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鄉村生活大多還是一片模糊的背景，比如《飢餓百年》《我們的成長》《大嫂謠》《我們的路》等等，主人公都深受生活的折磨，儘管艱辛，卻仍然保持了傳統的世態人情。稍後發表的《白天黑夜》，仍然講述鄉村中的動人故事，其鄉村倫理和人性光芒，都給人留下希望和眷戀。隨著對生活感知的深化，羅偉章的創作也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這一時期，回龍鎮成為了他的文學地標。在《小鎮喧囂》和《回龍鎮》裡，回龍鎮成為了瘋狂、冷漠和麻木的場域。
基於此，《世事如常》裡的回龍鎮，成為人性的荒原就不奇怪了。
在這部小說裡，作家進一步強化了此前已經出現的“冷”敘事，把回龍鎮的故事講述得平和而又驚心動魄，充滿強烈的藝術張力。羅偉章不僅刻意把自己的敘述情感壓制到“零度狀態”，以便更客觀地還原現實鄉村的原生圖景，而且以一種刻意的沖淡，來展現隱匿在生活中的“惡”的悄然蔓延。這其中有一個關鍵性構成要素，就是作品中“我”的角色變化。羅偉章的許多作品，都有一個在場的“我”，此前的“我”，既是小說人物，是作家的敘述對象，同時也是見證者和講述者——是一位與鄉村有著密切關係的局外人，對鄉村有深厚情感，因而以一種感傷和悲憫的眼光去觀察和訴說。然而在《世事如常》裡，“我”成了鄉村中的一員，鄉村中的種種善惡，必有“我”的一份。作品中敘述者的這種身份變化，無疑使小說在結構方面，進一步做到了布斯在《小說修辭學》裡所說：敘述者與作者有了共同的信仰。
羅偉章敘述風格的這種變化，也許會讓一些評論家感到遺憾。但正如許多作家都曾經說過的那樣，生活本身比任何方法和技巧，都更深刻影響了作家的創作。過去有一種大家熟知的文學理論，叫“自然主義”，批評文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和生活的本質描寫生活，這其實是希望文學直接干預和改變生活，但這既不符合社會生活的法則，更不符合文學自身的法則，所以陳思和教授在《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創作的兩種現實主義趨向》中，避開這個說法，把那些“模擬社會，模擬自然，模擬生活本來面目”的表達方式，稱為“法自然的現實主義”，比如賈平凹的《秦腔》。陳思和坦言，他閱讀《秦腔》的感受就好像在讀一部日記，似讀流水賬， 然而通讀過整部小說，就會感到中國農村和農村文化的衰敗與頹亡非常令人震驚。羅偉章的《世事如常》，又何嘗不是令人震驚地寫出了中國農村和農村文化的衰敗與頹亡？羅偉章以他“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姿態和筆調，道出的是一種深刻的悲涼。
陳曉明在評論賈平凹的《秦腔》時，曾經注意到賈平凹描寫鄉村的萎縮——主要是精神的萎縮，認為這部小說，更為內在的是表現了鄉土中國文化想象的終結。
如若說《秦腔》是鄉村神話建構的終結者，那麼《世事無常》則不僅徹底打破了人們對“鄉村”的想象性建構，還觸摸到了當下中國鄉村“人”的問題本身；不止是鄉村的人，還有我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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