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如何评价在卢沟桥事变中国民党西北军第29军的表现?

用户61895543336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倒蒋。由于奉军入关拥蒋,再加上西北军韩复矩、石友三变节,至十一月冯阎大败。一部分败散的西北军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于一九三二年八月组成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

长城抗战时,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往喜峰口抗敌,在所有参与部队中二十九军是装备最差的,宋哲元命人给所有士兵每人一把镔铁大刀。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大刀队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进驻华北,二十九军只能周旋于日军和汉奸之间,苦苦支撑。一九三五年五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和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谈判,《何梅协定》出炉。“中央军”撤出华北,华北自治!二十九军没等来中央的南下调令,而被丢给了“华北自治当局”开始了所谓的“汉奸”生涯。

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这个全国人民都无法忘记的日子!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强行进入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城搜查,遭拒后公然向二十九军开枪射击,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守军还击。打响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第一枪!战争迅速蔓延到华北的天津等地。将士们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谈话,“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讲话让人热血沸腾!但“政府仍然坚持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电令宋哲元坚守勿退。却无一兵一卒增援,也无一枪一弹补充。倒是所谓的“汉奸组织”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打死日本特务机关长細木繁中佐,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后逃跑),加入到二十九军抗日的行列!而日军集结六万驻华军全力进攻二十九军,又从国内急调五个师团约二十万人到中国。孤立无援的二十九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战至30日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保定。

战后,宋哲元因失去实力,被迫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两年后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死后追授“一级上将”军衔。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以下,张自忠、孙连仲、冯治安等将领继续战斗在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二十九军以一个“杂牌军”在民国不受待见的军队!勇敢的向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唤醒了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团结一致,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孙连仲、冯治安、秦德纯等,这些将军的英名一定会永载史册。被后世的儿孙们永久颂扬!


三十年的老果农


第29军在七七事变中表现确实不尽如意,原因完全是由于其军长宋哲元的旧军阀思维,避战妥协,致使日军得以充分的调集部队,最终使第29军损失惨重,北平、天津两大城市落入敌手。


在一开始日军在卢沟桥发起挑衅后,遭到了我29军37师110旅下属一个营的坚决抵抗,日军进攻无果被迫撤退。当时的110旅旅长何基沣请求率全旅消灭这股日军,遭到了宋哲元的斥责,坚决不同意对日抗战。同时宋哲元加紧同日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要驻守北平的37师撤离北平,并取缔排日教育和相关活动,简直是丧权辱国的条款。

然而日军并没有满足上述条款,决心彻底占领中国的冀察地区,陆续从关东军和朝鲜驻军抽调部队向北平、天津集结。总计朝鲜的第20师团,关东军2个混成旅团,华北驻屯军的1个旅团和1个航空团的兵力,共计5个旅团。


与日军大量集结部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宋哲元回电南京政府,请求暂缓派中央军北上增援,以免刺激日本人,影响谈判。并且拆除了北平城内的巷战堡垒,调离积极要求抗日的军官,部队依旧按照和平时期的驻守部署,没有做好应付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第29军几乎是在坐等日军完成进攻部署,等着日军的进攻,足见宋哲元作为指挥官之失职。日军各部对第29军驻地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我军驻地分散,且通讯系统被日军切断,一开始便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被迫撤出北平、天津,29军损失官兵5000余人,而日军仅伤亡500余人,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都是在撤退途中遭日军伏击而牺牲。


总的来看,第29军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广大官兵依旧奋勇抗击,激烈抵抗日军,奈何日军突袭致使29军陷入被动,宋哲元指挥部署不力导致官兵奋勇抗击仍旧不能阻止日军,被迫撤退。


战略论


简单说一下吧

二十九军属于西北军一部分,西北军崩溃后,二十九军虽然保持了相对完整性,却成了没有地盘的客军,没地盘怎么养活士兵?当时的二十九军几乎就是乞丐,直到张学良将察哈尔划给他们,实力才最终膨胀。

到1937年的时候,二十九军已经控制河北、察哈尔和平津两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强的军阀势力之一,老长官冯玉祥试图重掌这支部队东山再起,结果吃了闭门羹。凭借平津等地的赋税,在当时,二十九军已经成为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购买大量外国军火,士兵统一装备捷克制7.92毫米步枪,每班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所谓的大刀队早已经被淘汰。

七七事变爆发后,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集团,依然希望能控制事态发展,已经准备做好让步准备,并极力阻止中央军前来支援,担心一旦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会吃掉自己,实际上,当时的二十九军跟所有军阀一样,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地盘不能丢,哪怕向日本人做让步,看看张学良的东北军,没了地盘的军阀,还TM算军阀吗?没有中央的薪饷供应,顶多撑半年。

正是这种军阀思想,导致中央军无法及时援助,最终使得平津华北迅速落入敌手,全国各界一致声讨二十九军,早就不是当年长城抗战中的支持了,各地纷纷声讨二十九军为了小团体利益,导致国土沦陷。这也是抗战开始后宋哲元遭到贬谪并最终病死的主要原因。

客观的说,以当时的形势,二十九军允许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很可能会阻止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化,毕竟,当时发起卢沟桥事变的华北驻屯军依然是下克上的行动,并未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允许,如果再打一场类似长城抗战的战役,虽然最终不能阻止日本侵华,却能为中国多赢的几年时间,哪怕一年也好,我们做的准备充分些,就能少死很多人。可惜,军阀终究是军阀,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军队和地盘,国家和民族都要靠后,所幸,二十九军抗战后奋勇杀敌,洗刷耻辱,张自忠将军更是殉国以报,宋哲元等少数然,害二十九军全体被全国人民轻视多年,是功是过,自有历史评说。

《塘沽协定》,张自忠将军替宋哲元背了锅,被全国各界痛骂多年,枣宜会战时,张将军完全能后撤,却以死明志洗刷冤屈,殉国后日军下令停止轰炸,以免损伤将军遗体,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深远防务观察


笔者认为,29军将士的战斗意志值得称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坚守平津与日军作战,也是打得极为顽强。但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误判最终导致丧师失地的恶果。

抗战时期的第29军前身是1930年中原大战后的西北军余部合编而成,随即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在喜峰口以劣势的兵力兵器杀死凶狠残暴的日军数千人,打出了“大刀队”的军威。后来几经整补到驻防平津期间,29军由参加长城抗战时的1.5万人发展到拥有4个主力师约10万人的部队。装备也大大改善,每个步兵班配备轻机枪,步兵排配备重机枪,连有迫击炮,连排干部配备冲锋枪,典型的军中劲旅配置标准。

由于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七七事变之前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战是和一直不甚明朗,经常是在国内一片抗战呼声中勉强搞一些局部的军事行动,往往是战事尚未结束或是有利于己方时开始与日方停战议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让地方军政府在战与和上面艰难的寻找着平衡点,作为29军军长的宋哲元曾在降日与抗日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一度被国内舆论骂作汉奸卖国贼。

1937年上半年,日军开始向平津地区增兵,战争的脚步越来越重。然而习惯了用政治斡旋手段避免冲突的国民政府高层和宋哲元都没有对日军的行动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度假。而此时已经有10余万日军云集在了平津周围并占据了大量战略要地。直到7月26日日军给宋哲元下达“29军限期撤出北平”的最后通牒时,宋哲元这才如梦初醒。

28日,日军发起全面攻击,29军虽然也全力以赴的顽强抵抗,终因为仓促应战,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壮烈牺牲。还不到两天功夫,拥有10万之众的第29军就全面陷入被动,再也无法重温当年喜峰口大刀队的威名,无奈之下只好撤出平津向南转移。


大将军威武K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是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在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下野,而张学良收编了西北军残部,任命其为东北边防军,后获得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的番号,宋哲元任军长,而让二十九军名扬天下的还是长城抗战时的大刀队。



在长城抗战开始后,第29军就参加了作战,而担任旅长的赵登禹率领所部在喜峰口砍杀日军五千余名,取得了喜峰口大捷,后又多次重创日军,被升为132师师长。二十九军的士兵虽然装备差,但却英勇善战,尤其第29军的大刀队更是让日军闻风丧胆。



在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的表现也算出色,但却因为宋哲元的避战政策使得他们陷入了被动,部队伤亡极其惨重,多位高级将领牺牲。除赵登禹外,还有像佟麟阁中将、他们都牺牲于七七事变之后。



而像第二十九军走出的抗日名将也是众多,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支柱,尤其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们可以说是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尤其二十九军出身的张自忠将军,他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们更是二十九军的骄傲。


绝笔历史


29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开始了8年全面抗战,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发生在7月7日夜,而29军在8月初撤离平津,日军全部占领平津地区,其中大规模的战斗只有7月29日一天,29军受到重创,阵亡高级军官2人(佟麟阁,赵登禹),伤亡5000多人。

应该说29军是能够打仗的,在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在几个参战部队中打得是最好的,尤其是几次夜袭。而且在37年的时候,29军已经不是33年那只缺枪少弹的杂牌军了。杂牌依旧,但是靠着平津地区的地皮,29军早就是鸟枪换炮了,主要步兵武器为捷克步枪,这是除了毛瑟兵工厂原厂产品外,最好的毛瑟步枪,每个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人一把刺刀,手榴弹4枚,还有钢盔一顶,而且兵力已经扩大到了10万人,训练也还不错,西北军一向以训练严格而著称。

说句题外话,日军在平津地区缴获了29军不少的装备,这批武器后来给了伪治安军,在冀东八路军发动的专打治安军战役中,大部分到了冀东八路军手里,八路靠着这批武器熬过了抗战最艰巨的时期。

回到卢沟桥事变,29军却表现不佳,明显的处于下风,没有了当年长城抗战的威风。这个结果最大原因就是在29军的军长宋哲元的举棋不定。

宋哲元的做法在旧军阀中是非常典型的。军队和地盘是最重要的,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宋哲元的主要想法不是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且如何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好是保持当时平津半独立状态,所以宋哲元对于日军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当时29军的4个师,只有部分参加了战斗,大部分部队没有参加战斗,最后在张自忠的掩护之下,分批撤出日军的地盘,这样就使29军面对日军的进攻时只有被动的应付,主动进攻很少,只有在天津对于日军进行了反击,后来由于指挥的混乱,虽然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天津还是沦陷了。而在长城抗战中,29军就是以自己积极主动的进攻,打出了自己的威名,但是过了4年,反而不会主动进攻了。

一方面是顶层没有明确的命令,套用莎士比亚的那句著名台词就是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个方面,在一些下级军官对于日军有一些轻敌,29军大刀队的威名对于29军是有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把一种已经落后的武器神化,以为只要大刀就可以有效的对抗日军的现代化武器。其实,对于这一点反倒是宋哲元十分清醒,在有了地盘以后,扩军备战,改善29军的装备。

不过,29军最后丢掉平津地区,最主要的责任还是由于宋哲元的举棋不定,没有下定打的决心。作为旧时代的军阀,宋哲元不可避免的带有当时的思维特征,国家意识淡漠,对于日本有畏惧的心理等,在平津失守以后,宋哲元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率部积极的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后来由于年龄原因,不在指挥部队,后来病逝于四川绵阳。


红色手电筒


29军无疑是一支让人尊敬的抗日先锋队伍。

1933年12月,初经整编的29军在人员未齐、装备稀缺的情况下,在全线溃败的长城抗战中以喜峰口大捷为中国增添一份战斗信心。

长城抗战后,宋哲元主政京津,因在中原军阀混战中对老蒋心怀戒心,吃够了长城抗战武器装备缺乏的亏,宋截留税款,扩建29军。截止“七七事变”前,29军已发展至10万余人,武器装备已堪比当时的中央军平均水平。我们从下面的指挥员队伍看,29军可谓战将云集。

当时,29军士兵人均新式捷克步枪一支,刺刀一把,连有轻机枪6挺,团有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师有山炮或野炮营、高射炮连或营等。按照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标准,29军“七七事变”前的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中央军平均水平,远高于一般地方军阀。

1937年7月7日,日军关东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对驻守卢沟桥的第29军37师219团开火,全面抗战由此爆发,7月28日,天津陷落。应该说,相较于长城抗战,驻守平津的29军根本没有打出其应有的水平。其中是有重大原因的。

“七七事变”后,中日摩擦不断,但全面战争并未爆发,27日晚,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37师会同赵登禹132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38师攻天津海光寺。而日军却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当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枪是隔壁打来的,雷是“友军”埋的,这个埋下29军败局之雷的,就是宋哲元的政务主任——大汉奸潘毓桂。

大汉奸潘毓桂

27日晚,宋召开军事会议后,潘毓桂随机将宋军事部署送达日本人手里,并将29军军事会议上提出南苑军部只有最薄弱的学生团这个节点也向日军通报。

28日早晨,日军发起攻击时,直接对只有学生团防守的南苑军部发起攻击,数十门重炮的火力直接落到这群才拿起枪支没多久的爱国青年阵地上,1700名学兵团学生兵最后生还的就只有不到600人。

学兵团阵地的丢失,致使29军军部危急,宋不得不下令驻守军部的佟麟阁转移,但同样,命令还没有到佟手里,而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突围的军部人员陷入日军包围圈。

佟麟阁将军战死

赵登禹将军战死

29军防线崩溃。平津陷落!华北危机!全面抗战爆发。

虽然说,中国军队以无心防守应对阴谋突袭,但以防守对进攻,且长期布防、有民众支持,其实际作战竟然一天就结束了。这是29军的悲壮战史,也是历史的沉痛教训!

(兵说团队:寻觅五年)


兵说


2017年7月,在纪念七七抗战80周年之际,我给《国家人文历史》写过两篇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文章,比较熟悉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压迫,冀察地方实力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际,特别叮嘱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卢沟桥风云变起,宋哲元觉得事态不至扩大,指示秦德纯“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蒋介石判断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然而,宋哲元却另有打算,如果引发大规模冲突,苦心经营数年的冀察平津地盘难保不失,遂由秦德纯出面婉拒中央军北上,且又不顾蒋介石一再劝阻,擅自和日方展开和平谈判。天津市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出面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7月26日,完成既定部署的日军露出庐山真面目,分兵进攻廊坊和北平广安门,宋哲元幡然醒悟,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中国军队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陷于敌手。宋哲元撤离平津,南下保定坐镇指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临别之际,张自忠含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只好劝勉:“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

8月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交涉实属与虎谋皮,在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形势下,无任怎样虚与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复战前的模糊空间,毅然登报辞去所有职务。后在外籍友人帮助之下,秘密离开平津是非之地。

总的来说,第29军高层在对日态度上是存在分歧的,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宋哲元一心维持半独立局面,试图圆滑地夹在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求得华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宋哲元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大节不亏,他说过“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第29军中下级军官及广大爱国官兵抗日态度坚决,打响了全面抗战第一枪,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平津失陷之后,宋哲元充分认识到自己犯下大错误,主动请求南京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倒也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

1938年春,宋哲元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他致书勉励官兵“勇往直前,努力杀贼,抱着我作牺牲者,人作成功者的决心,向前迈进,宁死不当亡国奴,必操最后之胜利”。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享年55岁。


冯杰


首先29军是抗日的先锋!不过卢沟桥事变中的29军与长城会战中的29军虽然是同一支部队,但是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实力已经不能与昔日相比了!长城会战前期,29军是经过中原大战后已经是一盘散沙,已经没有自己的地盘,人员也四分五裂,在西北军萧振瀛、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的努力下勉强成军,急需有机会证明自己打个翻身仗,日本人企图进攻华北正是29的一个机遇,所以在长城会战中29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战成名并得到驻守北平的机会。但是经过几年的经营29军在北平养尊处优已没有当年风范,宋哲元、萧振瀛、张自忠这昔日“铁三角”也因利益以及汉奸挑唆(主要是汉奸潘毓桂)原因出现裂痕不再团结一致,先是智囊萧振瀛出走,后又宋张产生矛盾,致使日本人趁机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虽然在国家利益面前29军一致对外,但由于人心一散实力大减,以至于北平失守,华北沦为日本人的占领区,这也是张自忠将军一生的遗憾!此后每次与日军作战张自忠将军都抱着以死报国之心,枣宜会战前期得知宋哲元将军病逝的消息时更是痛心疾首,一致于在襄阳阻击日军时亲自在前线过河指挥,力战而死,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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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西北军第29军为何在华北抗击日军这件事。日军强烈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让华北成为缓冲区,不让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华北,而只是让与日军态度暧昧的宋哲元维持华北秩序并在内蒙和冀东建立伪政权来牵制宋。宋哲元我们都知道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得力干将,宋想要在华北有自己的地盘就不得不与日军妥协,希望在华北这个空白地带重建西北军的辉煌来再次把中国拉回割据状态,但宋又不需要他的上司冯玉祥给他指指点点。在占领华北地区后,日本还想进一步扩大事态进攻长城以南,这就缩小西北军的战略空间,宋不得不在长城一线顶一顶,这时冯玉祥利用抗日这个机会可以东山再起,便组织手下部队在长城一带与日军对垒,目的要保住华北,保住自己的地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第29军利用夜战和熟悉的地形与武器装备非常精良的日军打了个平手。随着日军兵力不断加强和日本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压,国民政府也感到一旦冯玉祥的西北军成了气候会对中央政府形成制衡并会起到连锁反应,冯玉祥会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实行华北割据,进一步影响着山西、四川和云南等军阀们,造成尾大不掉的态势,使刚刚统一全国的局势化为泡影。故此签订了《何梅协定》并解散了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宋哲元的第29军维持华北局势,日本不是害怕第29军吗?为何还要让其维持?日本看出宋哲元想割据华北的野心,看出西北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中央军,故在华北可以一步一步地蚕食宋的地盘。事情也的确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使宋哲元再不敢在日本人面前委曲求全,但还幻想谈判与日本人周旋(宋哲元在长城抗战后谢绝全国人民送来的慰问品就看出他的首鼠两端)来稳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部分华北地盘(韩复榘都有山东,凭什么自己没有?这就是西北军的私心)。然而在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式下和日军步步紧逼的态势下,宋顾此失彼,即想对抗日军,又想保住自己军队和地盘,这种模棱两可的想法终于让他成为丢失华北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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