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现有状态就要求我们打消公平世界的错觉，全力以赴弄明白从自责的范畴、客观化控制的错觉以及从牺牲性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的重要性。
把责难延展到个人、整个世界或是事件当中去，就会扭曲现实。
如果我们只应付一种形式的责难的话，本书将会写得很短。可惜，在生活中，责难是以不同的伪装形式出现的。本章我们主要着眼于自责、过分责备和受害者的责备以及应付这些责备方式的办法。
做错事，难道只能自责吗？
自责往往出现在你做了错事的时候。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内心世界的自我控制。例如，你因为对某个同事说话苛刻而自责，下次再遇到他时，你就会表现得更积极主动一些。自责可成为改正错误或采取正确行动的刺激性因素。
我们中的有些人因为自己做某事条件有限或是对此无法控制而过分自责。你因为没能预料到在野餐时会下阵雨而自责。人们因为某些很抽象的原因，比如说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而自责。但是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又如何？更极端的是，有些人因为不能够胜任某些工作，不够成功，不够有钱，不够漂亮或是不够聪明而愚蠢地自责。在自责发展的极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相信自我控制中心只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人们。有了这种思想倾向，受到过歹徒强暴的女人就会想：如果我当时更小心些或是反抗得更为激烈些，我可能就不会被强暴了；遭受过打骂虐待的主妇告诉我们说，如果她当时表现得好一点的话，她丈夫就不会打她了；伤心的儿子对自己说，他早该知道母亲病情的，那样自己就能够多尽一份力了；还有些人认为自己有致命的缺陷，因此而自责。由于这种臆断，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只是三心二意地工作着，这只能给他们带来令其害怕的预言。
一旦笼统地把责难施加于自己身上，你就会陷入一张无法脱身的网中。除了尽快停止把责难藏匿于内心深处和笼统地把责难施加于自己身上的这些行为，你没有其他有效的逃脱方法。然而，通过研究这一过程，你可以明白自责如何控制人的思想，以及怎样用正确的行为取代那些值得谴责的行为。让人高兴的是，那些喜欢把责难藏匿于心底的人通常对作出建设性的改变有很好的预见性，而不像有些人，一遇到麻烦就责怪外部条件，一味地认为自己本身是完美无缺的。
一个悲惨的故事
有时正确认识个人的自制能力和负有责任这样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某人可以对某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进行控制，这样的说法在一些环境下，似乎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然而有些人很信任责难这种形式。让我们通过兰迪的悲惨案例对有关自控能力和自责的问题进行一次深刻集中的探讨。
兰迪50多岁还嗜酒如命的父亲逼着她参与了一部由她和她父亲进行性交表演的儿童色情电影，之后，一家州立的为儿童与少年服务的分支机构带她来找我，向我进行咨询。当时兰迪只有3岁，制片商们为此付给了她父亲一笔钱。除了这次儿童色情事件，此后兰迪还目睹了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事件。毒贩把她母亲所住的公寓放火烧了，她光着身子逃了出来。此后，每当警察发现她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时，便会把她遣送回她母亲那里。如此反复地进行过多次。国家儿童服务部门注意到这个情况后，便把这个孩子从那种环境里解救出来，把她安置在一个寄养家庭里。
我第一次见到兰迪并对她进行辅导时，她才5岁。国家儿童服务机构的人员和她寄养家庭的父母，非常愿意帮助兰迪，他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背景信息。
兰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极度活跃的孩子，不时地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张椅子上，很难静下心来。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专心和初级的心理应对技巧。在学会了很多这样的技巧后，她开始讲述那起强奸事件（当儿童首先学习、测试和提高了这些心理学上的应对技巧后，他们往往表现得相当不错）。
兰迪需要摆脱这种自我意识和羞耻感。为了打好基础，帮助她有意识地重新调整记忆，我问她是否能够控制太阳从东边还是从西边升起来，是否能让风停止吹动，是否能对降雨的时间和雨量进行控制，能否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举起双手阻止咆哮着的涌向岸边的海浪呢？她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她无法控制的。
我接着问她，是否会强迫养母为她买一辆军用坦克当做交通工具？能否让老师们总是教她建房子，而不读书呢？她有让一个杂货店改卖自行车而不卖杂货的力量吗？她也承认这比起改变天气情况来说要容易得多，但杂货店是不太可能卖自行车的。
然后我们开始看她回家后首先想做的是什么。她喜欢在晚餐后接着看卡通片，或是画画。她承认在言语和行动上她有着相当大的自由。
在有了这些条件后，我问她在她3岁时和自己父亲发生的事，是不是更像要控制风向，要求养母买一辆军用坦克，或是决定要画哪种类型的画那样的事呢？她的情绪很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她承认在她3岁时对其父亲行为的控制能力和控制太阳升起方向的能力几乎是一样的。她承认，控制父亲暴行的难度无异于自己试图在沙滩上阻止随着暴风雨汹涌而来的海浪。我问她：“既然你无力阻止海浪的侵袭，那你又怎么能因为遭受了完全无力控制的事情而谴责自己呢？”
那天她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她明白了为自己不能合理控制的事情而自责的行为毫无意义。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但她不应该因为把自己视为罪人而自责，从而加重这种伤害。
兰迪无法忘记也不会原谅她的父亲，她是有能力正确合理地对待这件事情的。她羞愧和自责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她开始逐渐正视自己，也逐渐发现自己可以被大家接受。
最后，兰迪被她的寄养父母收养了。在她8岁左右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种心理的治疗了。我一直定期观察她的思想发展进程一直到她16岁。据我所了解，到那时，她在心理上、社交上和学业上都一直做得特别出色。
弱化自责，开发你最富建设性的潜能
大多数人在测试的时候赞同使用这一语句：自己的行为要对他人负责，并且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和承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喜欢自责的人也要为自己负责，要知道当他们批评自己时，他们本来应当对参与的认知过程有控制能力。
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性和对社会环境的各种影响力而正视我们自己；但还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责任开发自身最富有建设性的潜能。有时候我们所想的会阻挡我们前进的路，特别是如果我们接受荒谬的思维模式，我们就陷入了令人厌恶的境地。痛苦链练习法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方法，能够预料到并且能够克服那种会引起情感伤痛的不理智的自责过程。让我们把它作为实验来尝试一下。
把自责想象成是一条内部互相连接的观点锁链，其中涉及饱受挫折、无能为力、充满自卑感及负罪感的想法。在这条锁链上，每种观点都连续交错地流动着，这些观点组成了很多环，束缚住了你。现在想象这条蛇形的锁链正逐渐缠紧你的身体，随后迫使你改变角度进行思维。把这条锁链看做是一份文件，把构成连接的各种观点看做是一些毫无根据的揣测。
为了弱化这种痛苦链上的连接强度，你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在追踪自己自责思维方式的方向的科学家。细细回想，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件具体的自责事件。至于该事件的过程，写下你当时的想法、感受、处理方法以及事后的想法，这能使你对此事产生连续的印象。把这些相关的东西生动地连接在一起，以产生一幅形象的画面，然后将其放到一边。
约一个小时后，回来重新翻看这些记录。对构成链接的每一个观点进行评估。例如，你对该事件当时和事后的想法有多大可信度？然后只接受那些真正可以查证的可用于法庭举证的陈述。不要休息，通过这种练习，你可以发现痛苦链的连接比起你以前的想法来说要弱得多。
再等一个小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看着你的记录，大声地说出一连串进入你自责方式的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后，这些话语与藏于头脑中的那些相比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迅速地发现这些想法没有以前对你那么有影响力了。
如果你有摄像机的话，用录像带把自己大声诉说痛苦链中的内容的过程录下来，然后播放这盘录像带。现在，把这段内容重写两遍。在第一次改写过程中，你要对录像带上表现出的痛苦链提出质疑。第二遍时，假定录像带上录的是一段自我肯定的影像，然后回来再看这两个录像片段，你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练习这段自我确定的稿子。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你用4分钟的时间，故意用一种单调的语调反复背诵你在痛苦链中自责的心理片断（这种阶段性的练习可以让你对自责的想法感到厌烦）。紧接着给那些在锁链中构成每个链接的假想下定义，并对其真实性提出挑战。你是否会这样想：“真的有绝对的证据来证实我彻头彻尾该受谴责，同时还不可挽回？”
你有很多正确处理某种自责模式的方法。“马上干预法”也是可行的。如果你感到由于自责而已经陷入到痛苦链中了，就对自己说：“现在我感到有压力。”通过叙述自己目前的感受，你反而会找到让感觉由坏变好的机会，这是因为现在的状况并不意味着永远都会是这样。
凭感觉生活对这种“马上练习法”是一种补充。当你接受生活中的不快感觉直到它有所改变，这种接受的行为可增加你的忍耐力。
我们也可以利用“苹果桶”的概念来帮助自己更为恰当深刻地认识自责这种行为。人无完人，负面因素像臆断、无知和自私等，与像利他主义、富有洞察力、勤勉、持之以恒和善良这样的积极因素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是人类自身条件的一部分。在大脑中有了这样的背景资料，“苹果桶”概念就会帮助我们恰当地对待“自责”的态度了。假如你有一桶苹果，其中的一些已经有碰伤的地方了，你会因为几个有碰伤的苹果就把整桶苹果倒掉吗？“苹果桶”的概念在这种力式上是与“自身”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缺点而责备你自己就像因为几个坏苹果就要扔掉整桶苹果一样毫无意义。在这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坏苹果弄烂一大堆”的老生常谈是不正确的。
将责难客观化，发现真实的自己
有些事情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有些人却可能表现得像是真该受谴责似的。这不是我们要在这儿讨论的。责难客观化的习惯是一种自然的反应，通过把责任推卸到别处的方式来使自己摆脱思想上的重负。
责难客观化有时会错误地落在女人身上。当孩子的学习成绩达不到标准时，日本的“教育妈妈”们就会感到压力，还会受到别人的指责。在墨西哥人的文化中，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习惯是因为某种社会问题而责难妇女。
在习惯于责难客观化的人的世界里，你对自己感到的压力是无能为力的。人们总是突然地对你进行指责。如果你只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生活将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但是人们常会打消你这种兴致。你的麻烦主要由下面这些人和事组成：你的同事、老板、“坏运气”、缺少机遇、遭到种族歧视、童年时期过得很不好、自己的父母和不公平的待遇等。学生出麻烦了，老师就要责怪学生、学生家长或是学校的管理部门；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成绩不好，而对教师和孩子一块儿指责。这些例子有什么共同点呢？陷入这种思想状态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外部事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极端的一面看，责难客观化能变成一种痛苦、顽固的习惯。杰克说，他打妻子是因为她不够丰满，不够性感，还不够迷人，没法使他感到快乐。他的解决方法是让她改变这一切。他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觉的。后来他妻子得到了法庭的限制保护令，他又因此而指责她。在这之后他又指责她对他不公平，因为她不再给他机会。
养成责难客观化习惯的人会使他们与别人迅速地疏远，瓦解、损害或破坏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琼是个典型的客观化责难者，她愤愤不平地抱怨别人使她的生活变得悲惨起来，她想到了很多，也为此而心神不安。琼会一一倾诉她的前夫如何毁了她的生活，而现在他又是如何收回了赡养费，所以她只能吃些残羹剩饭来维持生活；她的老板很吝啬，她的薪水完全不够维持她在郊区的家的生活；她那几个长大了的孩子也很让她讨厌，他们几乎没来看过她；她现在的情人是个卑鄙的家伙，很少和她在一起；她的一些朋友不愿意给她回电话；她的同事结成了一个小团伙，吃午饭时从不邀请她参加，这很不公平；由于银行职员的笔误，银行搞乱了她的贷款数额；甚至她的医生都是不称职的，如此等等。如果你对琼的这些抱怨产生了怀疑，她会指出你错在哪里以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她很善于运用否定性的观念来看待事情。
如果你感到无力去改变什么，而又需要做些事情来解释你所处的困境，把责难客观化会使你错误地推卸掉某种责任，因为你会说外部力量是如何搅乱自己生活的。然而，把责难客观化的习惯有许多缺点，责难客观化会带给人一种对痛苦无能为力的感觉。
体验不自责带来的改变
指责心境、命运、运气不好，或是指责一个看手相的没能准确地预知你的未来，这些行为往往不会使你与周围的人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把责难抽象化、笼统化和模糊化也不会让你与他人产生直接的冲突。由于这些原因，极少有人会带着强烈的动机来改变上述思维方式。事实上，有些人会很乐意接受广义上的责难这种客观形式，他们把它看做是一种减少压力的方法。
某些文化圈里的妇女会为她们遇到的麻烦事而寻找外部借口来进行责难。心理学家约翰·伯迪克发现，那些为应付家庭纠纷而求助于宗教帮助的巴西工薪阶层的妇女，会到天主教、五旬节派教会和乌姆班达教这三大宗教团体中去。五旬节派教会和乌姆班达教允许她们把对家庭纠纷的责难施加在宗教实体身上，而天主教则强调把这种责难放在她们自己和配偶身上。因此，大多数妇女都向乌姆班达教和五旬节派教会这些宗教团体寻求帮助。这种解决责难的实体行为减弱了目前的冲突程度。但是，我们可以预想到，把问题归咎于灵魂并不能找到事情的关键所在。
在指责会直接损害人际关系的情况下，那些否认责任便可获得利益的人则不愿意使用这种模式。即使当责难客观化对各种关系只存在轻微的负面影响，选择停止责难客观化也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是改掉责难客观化习惯的一些方法：
有洞察力（如果你有某种感觉，你就会认为它一定如此）和判断力（如果相信它了，你就不会错）的人最好看看他们的这些责难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他们反复地与他人就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发生冲突，就会认为这些双重的错觉确实存在。要想改变这种模式，就得找出证据来否定那种“我不可能犯错”的观点。
责难客观化经常是某人为否认责任或逃避惩罚而采取的一种应急的解决方法。但是，这种习惯是与自我发展背道而驰的。要提升个人的力量就需要在责难客观化之前想想原因。通过训练自己，设法把自己从责难客观化过程中抽离出来，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当你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时，责难客观化就会变成牺牲性思维的一种形式。这种无能为力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上的混乱有关。陷入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骚动及其成因的信念里，会使你选择抱怨。但是实际上，人们总是会做些什么来对其他的难以对付的部分情况进行控制。留意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拥有自控能力。这种意识能让你产生一种从牺牲性思维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练习惯于揭批错误的、不理智的责难客观化的观点，对于提高自己控制思维的能力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就降低了置身于某种广义化和客观化责难对你造成负面影响的危险。
抵制强加于你的责难
有些无耻之徒试图通过诬害他人来使自己免受责罚。例如，老人通常很容易成为二手汽车交易商、不道德的承包商、抱有竞争用意的杂志邮订销售人员、电话公司和江湖骗子进行诈骗交易的目标。那些人是不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看做应受到体贴照顾的老年人的，甚至还把他们称为“老顽固”、“傻瓜”或“笨蛋”。行凶抢劫犯认为他的抢劫目标是揣着“他的”钱的人。把钱从这个受害者身上抢来，抢劫犯还感觉自己是很正确的呢。当抢劫犯使用像“傻子”这样带有责难意味的“称呼”时，在他的大脑中，也会有使自己受责难的感觉：他只是在追逐属于他自己的和他需要的东西，并且他是从一个傻子身上得来的。
人们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受到欺侮。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致力于研究那些仅因为发现自己成为他人责难、压制和报复的对象，而为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大声疾呼的人。
谴责无理责难的人
“告发者”（whistleblower）一词源于工厂的车间。在那里，当有人发现出了差错时就会发出信号，来停止生产线的运行。这个词现在用于描绘那些为公众利益大声疾呼，把浪费、欺骗、不安全的环境状况、危险的健康状况以及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等等社会的和个人的弊端向世人曝光的人。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位告发者是帮助社会节省了资金的英雄，也许还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告发者或尽责的记者都是少见的。绝大多数人都趋向于选择别的解决方式。
在一个卫生组织里，能发现问题（甚至是不受欢迎的问题）的人作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发现问题、阐明问题并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有助于提高一个社会或是一个组织的健康状况。
但要是权力机关参与到这个问题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公众利益而大声疾呼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因为做了正确的事而受到陷害。当一名认真负责的记者提醒人们注意，有一项建筑工程用了劣质的材料，或是指出一项典型的医疗开支过大的事件，或是将一家私人疗养院虐待老人的实情公诸于众，而没有促使刑事上进行调查时，他（她）就可能成为被调查和被报复的对象。
在一个著名的告发者的案件中，美国劳工部奖给马文·霍比200万美元，而且让他恢复原工作。劳工部查明，霍比的雇主乔治亚·鲍威尔通过精心策划的报复性行动，对霍比的名誉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接着，在一次含有强烈歪曲意味的发言中，乔治亚·鲍威尔公司的管理者极力反对霍比复职。他们说霍比先生现在的名誉状况很不好，却忽略了当时他们曾造成了霍比不能胜任工作的假象。乔治亚·鲍威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普遍的“报复告发者”的模式。
就像强制推销没有固定的模式一样，报复性做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认真负责的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随后他（她）就会经常收到一些备忘录，带有为批评和谴责他们的行为而设计的虚假或有误导性的信息。即使这位记者有着30年清白的工作记录，还多次受到工作嘉奖，此时也变得无足轻重了。突然之间这个记录就会告诉人们一件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事件。
这种压制性的过程通常会有一家非法的合资企业参与。在这家非法企业里会有几个人专门致力于查找出这个认真负责的记者所犯的错误，然后谴责他、骚扰他。这个打击报复的集团成员不需要从别人那里接受直接的指令。他们只是埋头进行报复。
制造责难性的称谓是这个压制性报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首先是把这个认真负责的记者描述成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有反抗情绪的激进分子，然后再称他为“疯子”。这是诋毁别人人格的称呼。“疯子”这个称呼错误地解释了一个曾经认真负责的记者突然变“坏”的原因。
一旦被视为疯子，一些勤劳尽职的观察家们就会按照雇主的指示进行心理测试或精神错乱方面的测验。
于是，这位认真负责的记者被当做有不正当行为的对象，使得他们以后的工作变得艰难起来。人事方面的调动会使他们失去秘书服务、电话、传呼机和电脑等东西，办公室也可能被调换了，他们还会被调走或被暂停工作，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地就被隔离和排斥。这种骚扰还可能包括公众的嘲笑。
如果有成文的纪律准则，这种压制性的过程就可能表现为打着巩固纪律准则的幌子来反对记者的报道。停职、降职和开除这些情况也就开始出现了。
有些记者还会收到匿名的恐吓信，恐吓其将受到身体上或是财产上的损失。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对记者进行恐吓、暗示，逼着他们退缩。
当某人成为压制性事件的对象时，他（她）的同事就会把自己与这个人隔离开来，以避免成为同样压制情况下的迫害对象。
这种报复性的模式对于那些还没有成为报复过程打击对象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人们采取这种压制性的过程呢？到现在还没有单纯的答案来解释这一问题，这里面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在许多实例中，指导这种过程的行政官员是腐败分子或者说是骗子，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外界曝光。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升级的。那些寻求保持良好外部形象的、留心并注重自己形象的权贵们经常进行责难客观化。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通过诬害告发者来保全自己的面子。他们极度高傲自大。他们自认为是不可触犯的，所作所为也无须别人干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找到一种有着权力性病征的人，当他们能够维持权力时便会有种掌权的感觉。认真负责的记者和新闻报道机构之间也会产生冲突。他们会互相争论，谁也不想放弃，不肯服输。当然，这些情况是相互影响的。
有许多简单的解决方法可以用来处理认真负责的记者的申诉问题。人们会倾听并加以改正，以合理的方式去做事。然而，骗子是不会退缩的。一个带有责难客观化习惯的人往往会滥用这种过程，以达到维护自己观点的目的。那些自大的人很难被说服。患有权力性病征的人很少见，但他们在追求控制权的方面是毫不退让的。
他们可以选择辞职和到别处工作，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运用报复性的过程呢？当认真负责的记者们要把他们放在大众舆论的焦点并把他们逼入困境中时，他们就可能会陷入这种过程中。在第一次遇到一种报复性的方式时，在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前，许多人都会感到很困惑；当他们了解了目前的形势，可能会开始改正错误来保持自己的名誉。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直感、自尊感和个性，认真负责的记者们通常会继续坚持他们当初的原则并维护个人的权利。
尽责记者的情绪救助策略
对于那些想要坚持到底认真办事的记者，我为他们提供下面这些技巧：
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在压迫性进程没有太大进展之前就清醒地认识到它。这种意识能帮助他们决定是继续行动还是放弃这个机会，不再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公众的利益。
把所有相关的事件和发生的日期、时间，谁对谁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都详细地记录并保存下来。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放到多个安全的地点保存。
成立一个援助组，强大的联盟是本救助策略中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你可以从那些有影响力的、正直的、有权势的和想要寻找更安全世界的人中找到盟友。这个援助组里可以有曾经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和知晓人为陷阱、圈套的人参加。
一个有见识的、守法的法律顾问和一名有着告发经历的心理学家能给你提供有利的指导方向和帮助。比如说，律师会对你的权利和责任提出建议，心理学家则能帮你在情感上应对困境。
注意问题的议题和建设性的目标。
责难的称呼通常是报复性过程的一部分，这需要严肃但不是个别对待。要不时地提醒自己，你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
要认识到，通常情况下把精力放在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比专注于压制性报复的情节更为明智。
做好会出现出乎意料的事情的心理准备。
不要指望那些进行过压制性活动的人会突然间公正起来，这种情况是很难很难出现的。
成为压制性活动对象的人确实会很容易情绪化，这从他们的文章里就可以反映出来。这种情绪接着就会变成信息，对问题的解决是很不利的。想一想你为出席法庭或独立仲裁法庭所准备的口头上或是书面上的所有言论，如果你不想将一份特别的陈述或报告提交给陪审团看，就不要让它公开。
根据事实对所有指控你“做错事”的说法作出反应。认清前后矛盾的现象和错误的说法。以建设性的语气发表你的观点，用事实来支持你的言论。这种活动通常需要大量的时间。
在你做准备的过程中要紧抓数据，依据事实工作，凭借这个基础进行运作。你不用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但当你所说的是可核实的或极为可信时，你就会做得更好了。为了避免浮夸和歪曲事实，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真相”通常是非常有利的。
就像乔·弗莱迪中士在电影《法网》中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事实，夫人。”然而，你怎样把这些事实组织起来，以及怎样将分散的事件联结起来，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当你成为反面行动的目标时，你要有步骤地接受行政方面的补救措施和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上诉。虽然在上诉的开始阶段你会遇到偏见，但他们毕竟是法律手续的一部分。
知道自己在经济上和感情上能承受多少，以及该在什么时候退出。健康的身体和正常的精神状态或许比证明自己无辜、得到公平的对待甚至是得到一笔现金奖励更为重要。要知道什么时候退出，需要进行客观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分析一般会把你的主观感受、尊严感和家庭与财政上的责任考虑在内。但是……
通常在你感到“江郎才尽”的时候，对方或许也正在摇摆不定、无法重新稳定下来。然而你要记住：当出现腐化或犯罪问题时，某些施行压制活动的人也许会冒险作出更为残暴的事情来，这时候他们所冒的风险就不仅仅是损害自己形象或是坐牢了。
尽管马克·吐温的那句“在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之前，谎言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的名言或许是对的，但当真相得到支持并且公开时，它走得就会更快些。人们在各种相关的场合下要平心静气但又要有说服力地反复论证事情的真相。
莎士比亚有过这样的感悟：“这个世界是一面镜子，它向每个人展示出他们自己脸庞的映像。你向它皱眉头，它就会显现出一幅别扭的形象；向它大笑，并且保持这样，你就能看到一个兴高采烈的同伴。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
自责、责难客观化和责难受害者这几种责难形式，都同样展示出了令人惋惜的面孔。改变现有状态就要求我们要有一种现实的观点，打消公平世界的错觉，全力以赴弄明白从自责的范畴、客观化控制的错觉以及从牺牲性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的重要性。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对我们来说将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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