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是药“神”还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这一故事的开始，因药而起。

主人公程勇，是一个卖印度壮阳药的中年男子，离婚时老婆把儿子带走了，父亲又身患重病。

中年不如狗的时期，他遇到了身患慢粒白血病的吕受益，老吕的病需要服用进口药格列宁，一瓶4万，终身服用，断药就得死。负担不起昂贵的药价，他找寻其他途径购买救命药，他找到了程勇，希望他能帮忙从印度走私仿制药。

暴利与恶劣的生活环境驱使下，程勇开始从印度走私“格列宁”仿制药。

于是一个卖壮阳药的药贩子，和4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老吕，病患牧师老刘，女儿患病的单亲妈妈思慧，不愿拖累家人的乡下患病男孩彭浩，组成了走私卖药团队。

4万的正版进口药，仿制药进货只要500，卖给病人5000，省了近90%的钱，病人活命了，程勇也赚得盆满钵满。

程勇是为了赚钱，可病人把他当做神。然而卖盗版药严重侵犯了正版权益，走私属于犯罪，警方立案，程勇退出，将进货渠道卖给假药贩子张长林，导致药价翻倍，药效没有保证，最终老吕不愿以高额的医药费拖垮家人，自杀身亡。带着对老友离世的自责，程勇决定重新卖药，这次是以进价500元卖出，不再为谋取钱财。

药品走私，警方和法律介入，他被警方逮捕了。程勇被警察抓走时，路的两边挤满了白血病人，大家不顾细菌环境对自己的危害，纷纷摘下口罩为他送行。程勇戴着镣铐，望着无数前来送行的白血病人，眼泪禁不住滑出眼眶。

最终，程勇因本质上是为了救人，关了3年后提前释放，格列宁也被纳入医保，皆大欢喜。

不禁想起主题同样是走私药物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只不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走私的是治疗艾滋的药物，走私犯罗恩·伍德洛夫本身就是个艾滋病患。

这部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一个绝症病人如何努力求生，并拯救成千上万面临同样境遇的人。

在美国，没监控的药被视为“毒药”，在中国，未被批准的药被称为“假药”。不管药贩子们走私来的药是否对病情有帮助。

1986年美国达拉斯市，德州电工罗恩·伍德洛夫发现自己患上艾滋，生命只剩30天。他使用的AZT是当时美国药管局唯一批准面市的抗艾药物，但毒性极大。为了活下去，罗恩开始研究各种抗艾处方和替代疗法，甚至走私来自世界各地未经批准的药物。

他和异装癖同性恋雷蒙，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地下组织，为艾滋病人提供更多“非常规疗法”。他的举动自然受到了药管局和药商的阻挠和施压，罗恩最终在1992年9月去世，离他被告知只剩30天可活已经过去了2557天。

在这近7年时间里，他坚持不懈的与病魔、与药管局及制药商进行艰苦的斗争，最终“更少剂量的AZT在之后混合药物治疗中，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伍德洛夫不是斗士，不是英雄，他本是一介粗人，喜欢牛仔运动，喜好嗑药喝酒，享受糜烂又刺激的三人行，他染上了“玻璃和娘炮才会有”的艾滋病。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才会闯入墨西哥求医。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有一条副线，就是卖药俱乐部与医生、医院及幕后药管局的对抗。药商受利益驱使，将具有极大副作用的AZT用于医院中抗艾的治疗，利用金钱与权力，进行“展开双盲的有安慰剂辅助的随机对比实验”，伍德洛夫发现后，辗转于世界各地去寻求真正有效的药物并带回国内给需要帮助的人。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成功在于，没有把主人公塑造成完人，或者说改造成完人。他收取400美金的会费，宣称有钱才能买到药，他满嘴脏话，怒怼医院与药商。最后，他一如过去，出现在了骑牛大赛的现场，像他心目中最认可的牛仔硬汉那样，骑在了暴怒的公牛上，向着命运发起了最终的抗议。

这两部片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但“药神”真的是“药神”吗？患者们相信的神真的可以治好病痛，合理续命吗？患者离便宜、有效的药（不论是正版药还是仿制药）还有多远？

02

药神？药侠？药魔？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白血病人，为了救人，代购印度盗版抗癌药，然后遭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个改变了法律，被患者们称为“药神”的人，是一个江苏无锡做针织品出口的小老板，于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他得知世上有一种做“格列卫”的药，长期服用就能稳定病情，使病人们过上正常生活。

这种药由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生产的，售价是一盒23500元，慢粒白血病患者想要稳定病情，每个月就必须服用一盒，高昂的医药费和治疗费，让当年的“药神”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家底。

如同影片中那位女患者说的那样：“我病了3年，4w块钱1瓶的正版药，我吃了3年，房子让我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这是现实中患者们都要遭遇的困境，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只要患上这种病，吃上正版药，没有几年就会被拖垮。

两年后，他得知印度仿制的“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和正版药几乎完全相同，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但印度药一盒的价格仅有4000元，于是他就在病友群中分享这一廉价印度药。先后有数千人想要通过他购买印度仿制版抗癌药。

在他持续和印度制药方的深入了解下，终于建立了稳定的渠道关系。2014年9月，这种印度仿制药的“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他的努力，让更多了中国慢粒白血病人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艰难地活了下来。

“药神”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其“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这千余名病友言辞恳切，希望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

2015年，检察院对案件做出最终决定，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站在他这边，医生们联名抗议大型药企对抗癌药定价过高，官方也开始寻求与他合作，某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最终，我们见证了这个事件，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更多的白血病、癌症患者带来了希望。

一切似乎皆大欢喜，然而药神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在推广某印仿药七年之后，他转而推广另外一种“药”，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他曾为Imacy在中国的推广会站台、在媒体上宣传、并牵线Cyno公司与某药企合作办厂。

他推广的这种仿制药，经中科院检测发现，Imacy的有效成分远小于原研药。专家介绍，这种药因其药性不稳定，对慢粒患者长期治疗是“有危害的”。

很多患者服用后发现，脸部浮肿，变黑，但“药神”拥有高知名度，只推荐Imacy, 令其几乎等同于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许多患者并不清楚，印度许多大药厂都生产格列卫仿制药。

如果说印度仿制药被官方定义成“假药”的话，那么这个药神给患者的，实际是“假药”的“假药。”

患者完全可以有其他安全、有效、便宜的选择，当那些患者把“药神”奉为神明之时，不知道自己有可能错过了自己的治疗时机，而此时的可靠的印度仿制药价格在250一盒左右，比这位药神的200元一盒药效相差无几。

这是在印度本土的药方可以拿到的药，而药神推荐的Cyno公司的“神药”，在印度本土药房根本买不到，只通过寄款的形式向中国销售，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而药神一直宣称，他的药的有效成分跟原研药相似度99%，却对这种药的毒副作用闭口不提。

鲁迅《小杂感》写到：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药神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药神”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他所推荐的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他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他又凭什么走上神坛，获取信任？

国人的宗教信仰就是活着，最好还是，不花钱地活着。那么，当一个药神横空出世，无疑会得到患者的追捧，患者喜欢道德完人，药神是患者最好的救赎。他们眼里，商业利益驱使下，只有赚钱的药贩子才是大逆不道。

然而，“药神”始终不是神，药神也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尤其当一个人在奉上神坛之后，无疑就拥有了对他人生杀予夺的大权，美式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好歹还有合伙人的约束，所以他会牟利，但中国版的《我不是药神》，只有神和他的信众，信众们把自己的生命、金钱和信仰奉献给神，期待他的保佑。

03

举步维艰的中国仿制药行业

药神或者说是药贩子从何而来？因为印度有廉价且有效的仿制药。

那么制造仿制药，为什么印度行，中国不行？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专利法和加入 WTO 导致的医药专利壁垒。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必须遵守WTO的贸易规则：“必须保护创新和专利”。若哪个国家仿制，将立马就要遭到专利的制裁。

专利只是其中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在中国开发仿制药，从头到尾都举步维艰。

首先，在中国不止是做仿制药难，做所有药都难。中国其实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但中国并不是一个仿制药强国。中国企业规模上不去，长期处于低仿阶段，获得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也上不去。至今中国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原料药，还是低端老四样：维生素，食品添加剂、甜味剂，抗生素。

对于中国的药企来说，与其费心费力去生产仿制药，不如用各种原料药简单勾兑，弄个中成药的名头杀入市场。

中国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标准还是一片混乱。最后，因为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长期以来，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参比制剂混乱、晶形和剂型随便、辅料业余、疗效无把关，除了肯定含有宣称的成分，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2008 年后，中国多次抽查了当时市面上合格的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进行对比，发现几乎所有的国产仿制药都和原研药相去甚远。

2009年出版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进入世卫组织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为6个，印度则是194个，远超中国。这一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仿制药的质量达不到世卫组织的要求。世卫组织采购的药都用于非洲，所以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中国的国产药连非洲难民都不吃。

然后，要审评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就需要通过临床试验这一大难关。由于相关规定，中国的临床实验只能在获得批准的、数量有限、排期紧缺的“临床试验基地”进行。这些基地大多同时又是三甲医院，仿制药难以搞出科研成果，从业者根本没有动力去做。

然而这都是结果，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筱萸，国家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他在2006年因巨额受贿被判死刑。

这位郑局长在位的时候，为了捞钱，当时的医药审批非常宽松，每年批新药上千种，基本就是旧药换个规格就上市了，他主政时期，所有药企都在疯狂地拿批文拿许可证，结果就造成一个结果，药企的竞争非常激烈，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而中国患者跟所有消费者一样，都喜欢价格低的。

但是这是药啊，本来要拼质量拼疗效的行业变成了拼价格，于是药企就牺牲质量拼低价，为了能比对手一颗胶囊低0.01分钱，药企什么都敢干，毒胶囊，过期疫苗的事都发生过，你想想，他们会愿意砸钱去研究国外专利，去开发仿制药吗？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贪官祸害十年，我们一直在为郑筱庾买单。大家会问了，郑筱萸不是被执行死刑了吗？是的，郑筱庾是死了，但是在郑筱庾被执行死刑后的十年里，中国的医药审批一直谨慎行事，压量、拖期、能不批就不批。

实际上也快不了，中国负责药品审评的官员一共只有一百多人，需要面对一万多件新药、仿制药、医疗器械和进口药物的临床和上市申请，以及数千件补充申请和备案。

为了避免出事，监管者的解决办法是：想方设法把你们打回去。

仿不了，批不了，仿了批了便宜不了，这就是中国仿制药的现状。

虽然形势在逐渐好转，但在未来的几年中，国产平价救命药仍将是可望不可及。中国患者代购印度“假药”的困局，仍将持续下去。

04

谁是药神？

看到这里，很多人，一定会问，还能够相信谁，药企，国家，药贩子，患者？谁是药神？

药企吗？我们必须要承认，药企不是药神，药企研发一种新药，他是一定要赚钱的，他是有自己的价值考量的，新药的研发周期长，风险大。

如果研发的药企做出来一种新药，立刻就被人仿制走，那么一旦没有门槛，势必陷入价格竞争，药企无利可图，那么未来，不会有人研发新药。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原创的药企，只生产“神药”，但并不负责医治所有的人，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毕竟没有这些研发的科学家和愿意投资的资本，就没有神药，何谈治疗？

影片若有若无地把药企放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把“药神”放在神坛，但我们不妨反问一下电影的摄制组，如果有人拿到了《我不是药神》的盗版，并免费地发放给影迷，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称作“影神”？

监管者吗？在影片中，当监管者成为一个具体的警察，一个法官，尤其是一个个富于人文关怀的监管者时，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错觉，监管者也是两难。

但是，当我们跳出影片，我们很容易发现，抗癌药物纳入医保固然不可能，但“以药养医”的制度是谁造成的？为什么对仿制药严加审批，对中成药却一路放水？没有临床实验的药品为什么能进入医保占用患者的医疗经费？

前几天看到，就在去年，国家还把几百亿投入到中医药的研究上，既然国家财政并不宽裕，为什么把宝贵的经费浪费在这种无用的研究上？

影片里有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穷病是治不好的。那么，诛心一点说，是谁让患者的家庭这么穷？

仿制药药企和药贩子：这些企业和药贩子，从一开始就是图利的，所以指望他们成为药神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赚取高额的利润，他们不仅不会是药神，甚至可能摇身一变就成药魔。

患者：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药品是一种商品，尽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治病是需要花钱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期盼药神，那么，等于是说，这里是没有市场的，也就是说，没有研制新药的基础，患者只能静静等死。

一方面盼望着市场能出现神药，一方面又盼望着神药能低价甚至免费，这样明显矛盾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个“药神”出现，又一个个“药神”崩塌，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毁灭。

哪里有药神？没有药神！

真正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真正的选择是两难选择——选择A，充满人性，但必定伤害B；选择B，也充满人性，但必定伤害A。你两者都想选，但环境只能让你二择一。

如果病友信赖的代购者，不再是“药神”这样完全“无偿”的药贩子，所购药品依然被中国法律定义为“假药”，那么代购者仍必然构成刑法上的销售假药罪而身陷囹圄。但如果病友信赖的代购者本身卖的药就是假药，他们的生活更是会陷入绝望。

有病人说，“(吃药)就像吸毒，钱完了，人也就走了”，很多人为了续命一夜致贫。如果续命用的药还真是假药，该如何续命？仿制药无处可寻，正版药买不起，又该如何续命？

生存不易，穷病难医。一部电影难以解决的以上问题。

王尔德曾说过：“我年轻时还以为金钱最重要，如今年纪大了，发现那句话一点不假。”

失业、买房、看病是中国人的三座大山。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们人人自危，看似“不碍事”的流感足以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元气大伤,更别说是一场重疾。每个人都在电影里，看到了没有光环护体，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己。

生命的需求永无止境，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底层没有“神”，只有生存。只愿世间无疾病，何愁架上药染尘。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今后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一个良好社会的进步，正是由一个个“改变一点”串联而成。格列卫已是过去式，但还有更多格列卫的故事在发生和演绎着。我们每个人身处在时代的洪流中，既不是一座孤岛，也无法脱离众生。

影片中，用人文关怀的和解给了一个虽不是大团圆但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结局，但是，现实中，《我不是药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错在他简单的给了一个人人可以指责而不用负责任的靶子，药品研发企业，把患者和药企放在对立面，而忘记了，生命应当付费这个基本事实。

科研应当尊重，专利理应值钱。付费没有错，真正错的是什么？是你付费了却没有得到保障的医疗制度，是你付费了却依然不给你有效药品的药贩子和“药神”，影片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错了。

人这辈子最大的保障就是保持赚钱的能力。

别只是指望社会保障，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

没人是药神，能治好这个世界。但能改变一点，总归是好的。鼓励创新，鼓励进步，关注科研，声援正义，你就是真正的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