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是中國山東的一座濱海城市。6月9日—10日，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這裡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圍繞著“上海精神”，闡釋了他的全球治理觀。

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近年來，習近平在國際論壇上不斷代表中國發出全球治理和全球問題方案的倡議，其中最主要的新概念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美國和西方主張的全球治理模式相比，習近平的全球治理觀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於中國歷史、中國智慧和中國現代化經驗，同時也是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全球治理理念。

天下大同：變國際關係為世界政治

幾乎所有古代文明都產生了一種理想：整個人類成為一個共同體。中國人對這種理想的表述是“天下大同”。大同理想中包含著一個重要內容，普遍的安全和秩序。安全和秩序是幾乎所有文明的政治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稱為政治哲學的第一命題，儘管西方現代政治哲學因過於強調自由和權利而喪失了回應安全和秩序問題的能力。一個更好的世界就是在更大範圍內解決了安全與秩序問題，使更多的人們得以將敵我關係轉變為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博弈與妥協的關係。

在世界歷史上，中國是唯一一個在過去數千年中基本解決已知世界範圍內的安全和秩序問題的文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國就發明了一種“天下”體系，通過非暴力手段將一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公元前3世紀之後的各統一王朝通過官僚制度、羈縻制度和朝貢體系將東亞地區納入了一個安全和秩序的共同體。當然，這個共同體具有等級性，顯然不符合現代價值觀，但是這種等級性的目的是維繫一種共同的秩序，不同於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文明的帝國式壓迫和現代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經濟剝削。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打碎了中國人的天下，將這個“世界”拉入了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關係體系。這個體系始於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它最大的特徵是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敵對和競爭狀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排除了國家之間克服安全困境、實現永久和平與合作的可能性，排除了世界各國由前政治生活進入政治生活的可能性。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對這一點認識得非常清楚：它們認為，國際關係的第一條前提假設就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

其實這種無政府狀態是西方歷史的漫長傳統。除了羅馬帝國在一定範圍內實現了普遍的政治生活，似乎西方文明從未跳出以敵我之分為特徵的國家之間的生存競爭。資本主義的興起使這一危機更為嚴重，雖然包括但丁、馬基雅維利、康德、雨果在內的先哲不斷呼籲某種形式的統一和永久和平，最終西方文明還是陷入兩次世界大戰。

由於這個傳統，戰後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理念從來沒有能夠真正回應普遍安全與秩序的問題。西方內部的合作與治理是往往是以共同的敵人為條件，它們關切的是如何打贏，從來沒有真誠回答如何建構一個世界的問題。西方主導的對其他地區的所謂治理往往是強加西方的制度和觀念、削弱對象國政治權威和國家能力以及將對象國納入西方遊戲規則和價值鏈，實際上不僅未能實現真正的治理，反而常常導致了政治失序乃至人道災難。

近年來東歐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愈益顯示出西方所謂治理實際是“反治理”，不僅沒有使世界成為一個世界，反而使國家變成沒有國家。不僅沒有使更大的地區走出無政府狀態，反而使已有的政治生活退化到無政府狀態。西方式的治理也不允許非西方國家改變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本質上就是要其他地區安於自己的命運，不要做改善的努力。

當西方能夠控制一切時，它尚能表現得溫文爾雅，一旦西方感覺到危機，就會暴露出國際關係體系的實質。特朗普可以退出氣候變化合作、退出TPP、退出聯合國機構、退出伊核協議，甚至對西方盟友，他也會威脅退出安全保障和貿易合作。西方在過去幾十年中所宣揚的“治理”，在短短几年之中暴露了“反治理”的本質。

習近平同與會各方在迎賓廳集體合影

習近平在青島的講話顯示了中國傳統智慧，也反映了當代中國的世界責任。習近平明確講到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願景，是幾十來罕見的對全球治理核心問題的正面回應。是的，在一個和平與安全都無法保障的世界上，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純屬空談。習近平的具體方案是通過一套“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實現普遍安全。

習近平還重提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呼籲。西方國家長期在世界上推廣民主，但是卻從來不接受國際關係民主的觀念。原因何在？民主是一種分配權力和利益的制度，只適用於“我們”，與“他們”無關。從古希臘、羅馬的民主，中世紀意大利城邦民主，直到現代西方民主無不如此。在西方人心目中，民主只適用於國家政治，不適用於世界政治，因為世界的規則要由西方來制定。習近平的國際關係民主化並不是針對西方的一種話語策略，而是一種認真的倡議，因為他隨後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所謂共商，就是規則要由各國一起制定，這就是真正的國際關係民主。共同制定規則就打開了由國家政治走向世界政治的可能性之門。

和而不同：實現世界政治的最佳途徑

孔子用和而不同來描述君子的品德。但它也可以指涉一種理想的世界關係。和的意思是和諧，就像畢達哥拉斯的和諧理論所說的，相同的音構不成和諧，差別是和諧的前提。各個國家和文明像音符一樣，不必強求相同，才能發出和諧的樂音。

西方的治理理念可稱之為“同而不和”。西方自古就有一種“文明史觀”，隨著近代的興起，就像德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所說的那樣，西方更加習慣於將自己視作一種“文明”，而將不同於自己的人視為“野蠻”。冷戰結束進一步強化了“歷史終結”式的意識形態傲慢心態。西方在全球推廣自己的價值觀，推廣“自由民主”，希望按自己的意願強行改造世界。西方在內部高舉多元主義價值的同時，在世界上卻追求一元主義的霸權。結果，世界不僅沒有變得更“同”，反而失去了“和”。

與此相比，中國的治理理念強調的是和而不同。習近平在青島提出了“包容的文明觀”，呼籲“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就是對西方的文明優越觀、文明衝突論和普世價值的正面回應。正如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Kishore Mabubani）在一次演講中所說，中國和世界交往的態度是，你不用和我一樣。尊重不同，才能有和諧世界。

中國用自己過去70年的獨立自主和40年的改革開放向世界人民證明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路是走得通的。中國沒有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沒有接受所謂民主化，結果中國人民福利得到了最大的實現。中國沒有相信西方的經濟理論、休克療法和私有化方案，結果中國經濟獲得了最耀眼的發展。中國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不靠對外殖民、掠奪和轉嫁矛盾、戰爭而實現工業化的例子。21世紀初，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時，引來的是西方的質疑。今天，戰爭的風險依然存在，但是我們可以說，中國迄今為止實現了和平崛起的奇蹟，在過去500年的歷史中，僅此一例。中國的發展打破了西方的幾乎所有教條，向廣大非西方國家人民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通過自主探索改變命運是可能的。所謂中國模式最大的意義就是沒有模式，中國能做到，其他國家也能做到。

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中國也用自己的對外合作和治理實踐證明了和而不同是可能的。早在1953年，周恩來總理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自此中國一直秉持著相互尊重與和平互利的精神與世界各國交往。中國在非洲的援助不附加政治條件，一直被西方所詬病，但是非洲人民的歡迎是對西方的最好反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著手，低調務實地改變著“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發展條件，為未來的和平與繁榮創造著寶貴的基礎。在全球貿易體系受到削弱，美國對世界各國發起貿易戰的時候，中國重申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主張開放型世界經濟。在聯合國、達沃斯、G20、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論壇上，中國不斷對全球性問題提出建設性倡議和解決方案，在今天這個充滿動盪和不確定性的時代，致力於向世界提供安全、秩序、繁榮和未來的確定性。中國相信，文明因不同而精彩，世界可以在不同的基礎上構建和諧。

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前者強調解決安全和秩序問題，使人類成為一個共同體。後者強調，在這個共同體之內，尊重文明和道路的多樣性。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建設一個更好世界的中國方案。

（作者：範勇鵬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