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研究应用语义学手段，对英国媒体在2003年全国围绕转基因辩论之后的转基因报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媒体报道转基因的关键词充满了战争、战场、侵占等词语，这可能给人们强烈的抵制转基因的心理暗示。
学者也应用框架(framing)方法，发现媒体报道转基因时，更加着重应用环境风险框架，而很少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报道，媒体在报道医学生物技术时倾向于正面态度，而在报道农业生物技术时多采用负面报道。
不仅英国如此，在比利时、匈牙利、立陶宛、德国，媒体也在转基因报道上呈负面态度，质疑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也采纳了支持医学生物技术而质疑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实际上，让·盖特林(Jan Gutteling)等人对欧洲12个国家媒体24年间(1973-1996) 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早已发现，媒体压倒性地支持医药用生物技术，但对其农业应用则持负面态度。 当然，欧洲也不乏在总体上持支持转基因的媒体，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但以讲科学道理为主的报道在舆论上难以占到上风。
就媒体报道效果而言，欧洲媒体放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研究发现，在媒体集中报道转基因事件后，受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比事件前往往显著提高。 另外一项研究认为，媒体报道调节人们对转基因的信任度，负面报道越多，信任越少。
也有学者从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的角度研究了转基因报道的媒体效果。所谓涵化理论，指的是媒体对受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体报道中的错误信息，如远高于现实的犯罪率，会让受众当成真实的情况。在上文的综述中，我们发现媒体大多数正面报道医学生物技术，普遍对农业生物技术持负面态度。马丁·鲍尔(Martin Bauer)分析了欧洲常规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的数据后发现，民众多数赞同医药生物技术而反对农业生物技术，这与媒体报道对两种技术的态度差距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在政府大力支持转基因的美国，媒体报道情况如何呢?
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30年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在数量上非常少，但在态度上则呈现了压倒性的正面报道，媒体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数量与重大科学发现等新闻性事件高度相关，在事件发生后则报道量迅速下降。
这种情况，与美国民意调查中发现的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度非常低有关。例如，2006年皮尤(Pew)公众转基因认知调查显示，58%的公众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转基因食品。 这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好转。2013年10月美国罗格斯大学进行的调研表明，54%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知之甚少，其中，25%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转基因食品。
当然，普通大众获取最多信息的还是电视。研究发现，美国主要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对转基因的报道数量稀少，总体上呈正面态度，给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政府部门赋予了解释转基因问题的极强权威。
美国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也与大西洋彼岸不同。托马斯·利斯特曼(Thomas Listerman)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媒体，发现美国媒体转基因报道中，科学与经济框架处于支配地位，德国媒体具有一种很强的伦理话语，而英国媒体则将转基因议题紧密联系到公共议题中。研究也发现，美国记者普遍不认为转基因是一个重要议题，接受调研的记者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转基因不存在潜在风险，但都会以相对的眼光看待利益风险，认为与大量应用农药和产量不足等相比，转基因的收益风险要更低。
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对公众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研究发现，受试者对电视新闻、科学电视节目和娱乐性新闻的关注度都与其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支持显著相关。
另一方面，美国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则呈现极化对立。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刚瑟( Albert Gunther)在发展媒体敌视效果理论(hostile media effect：指人们总认为媒体对争议的报道偏向与自己观点相左一方)时发现，对于内容一致的转基因报道，受试者被告知这是学生论文时，就认为其内容不偏颇，但如果被告知这是媒体公开报道时，就认为其内容总是偏袒对方。受试者觉得媒体报道有偏见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观点极端对立，公开的观点都应该依照立场站队。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媒体对此的态度。
美欧以外的情况如何呢?一项英国研究观察了中国的两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10年来对转基因的报道，发现没有典型负面报道。 但这两项有关中国的研究，很显然没有考虑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近年来对转基因的质疑态度，后者依据的样本较早(2003年)，也没有反映中国很多公众近年来对转基因的反对。 实际上，黄季焜等尚未发表的研究显示，受调查的中国消费者中，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45%，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则从2002年的61%降低到24%。钟福宁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媒体对转基因的关注和负面报道自1990年代末期就呈上升势头。 在印度，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也以负面为主，虽然印度现在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上已经超过了中国。
迄今为止，国际文献中还未见一篇研究转基因议题如何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报道。笔者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们对转基因黄金大米在中国违规进行营养学实验的反应，发现尽管在理论上微博允许人们进行直接、相互交流，但实际上，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往往围绕着自己认可的舆论中心自说自话，并没有实现有效对话。
总之，我们发现，在总体上，媒体对转基因的不同立场与欧美对此技术的不同态度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又并非直截了当，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知识、信任与价值：到底什么影响了公众转基因态度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术推广者们认为(在中国，目前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如此认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 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这与Druckman和Bolsen的研究结论一致。后者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和情感性信息大。价值和情感成为了筛选事实的认知通道。
但是，另一项研究检阅了欧盟常规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的数据，发现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比他们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来源以及人们的政治态度更能解释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 在中国，尚无研究探讨公众知识水平与他们对转基因等潜在风险技术接受度之间的关系。但吕澜2006年对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
吕澜所揭示的中国受众的较高教育程度与转基因接受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体现了中国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愿意相信科学技术。这与欧洲的情况并不一致。在欧洲，较高的教育水平反而会带来人们对以转基因技术改造自然行为的更多质询，以及对相关科研机构更大的不信任。
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了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
经典著作《社会信任与危机管理》一书指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与信心意味着他们认可这种技术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风险管理部门当然应该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多项研究肯定，信任是预示人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几项研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他们接受化工厂和愿意接受蓝藻污染的风险呈很强的正相关。
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由于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样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如果比较美国受访者与德国受访者，我们会发现，体制性信任在美国人接受转基因方面，比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大得多，而在德国受访者接受转基因的因素中，信仰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美国人。
美国人的体制性信任这一点也能从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Pew)所做的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常规调查中看出来。2003年的皮尤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相信FDA对转基因安全所做的结论。 除了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首先信任科学家、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才是产业界。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体制性信任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性。 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中国情况也是如此。黄季焜等人2003年的城镇入户调研表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支持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相关，而对政府的信任则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岗，是否经常停水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也有研究表明，体制性信任不是人们愿意接受转基因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换句话说，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转基因这样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技术，他们就会愿意相信政府和科学家。现在，仍然缺乏对体制性信任与转基因接受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研究。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基于民意调查的研究在信任问题上得出了方向性相反的结论呢?可能是因为，人们并非不信任专家及其对转基因的解释，而是认为，即便专家们也有大量的未知领域，风险就藏身于这些未知领域。根据上述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当人们相信了转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意味着这些未知领域不那么可怕，并进而相信专家或专业机构。
也有学者发现，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比起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信任，在美国居民支持转基因方面发挥了更加核心性作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比起信任来，是更加初始的因素。美国居民长期以来养成的对科学权威的尊重，让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也在他们的大脑中形成了凡是理解技术问题，就要去寻求科学知识的“快捷方式”。 这一点其实与上述的较高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转基因的快捷方式这样的研究推论一致。
总结本节内容，我们认为，现有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表明，公众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尽管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存在争议，但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接受转基因与否有很强的相关性;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影响，但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开启了人们进行基于证据的理性判断的认知通路。
转基因科普，并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
转基因话题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和诞生时西方社会的政治局势、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逻辑与公众及媒体逻辑的差异、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人们对政府部门与科学机构的信任与否、以及公众的价值取向都有关系，而大多数研究则没有显示出生物知识水平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换言之，我们的一些转基因科普活动，可能收效有限。
但更重要的，对政府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于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关键。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的质询，透明性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
至于对科学界而言，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就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相关科研的科学家，特别是权威科学家，要积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能转化成公众“启动”对转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让大家接受什么中药材的转基因技术，只是从更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目前，是要做好中药材质量，转不转基因不重要。质量搞上去，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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