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研究應用語義學手段，對英國媒體在2003年全國圍繞轉基因辯論之後的轉基因報道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媒體報道轉基因的關鍵詞充滿了戰爭、戰場、侵佔等詞語，這可能給人們強烈的抵制轉基因的心理暗示。
學者也應用框架(framing)方法，發現媒體報道轉基因時，更加著重應用環境風險框架，而很少從成本收益的角度進行報道，媒體在報道醫學生物技術時傾向於正面態度，而在報道農業生物技術時多采用負面報道。
不僅英國如此，在比利時、匈牙利、立陶宛、德國，媒體也在轉基因報道上呈負面態度，質疑轉基因技術的不確定性，也採納了支持醫學生物技術而質疑農業生物技術的態度。實際上，讓·蓋特林(Jan Gutteling)等人對歐洲12個國家媒體24年間(1973-1996) 對生物技術的報道早已發現，媒體壓倒性地支持醫藥用生物技術，但對其農業應用則持負面態度。 當然，歐洲也不乏在總體上持支持轉基因的媒體，如英國的《泰晤士報》，但以講科學道理為主的報道在輿論上難以佔到上風。
就媒體報道效果而言，歐洲媒體放大了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研究發現，在媒體集中報道轉基因事件後，受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比事件前往往顯著提高。 另外一項研究認為，媒體報道調節人們對轉基因的信任度，負面報道越多，信任越少。
也有學者從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的角度研究了轉基因報道的媒體效果。所謂涵化理論，指的是媒體對受眾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媒體報道中的錯誤信息，如遠高於現實的犯罪率，會讓受眾當成真實的情況。在上文的綜述中，我們發現媒體大多數正面報道醫學生物技術，普遍對農業生物技術持負面態度。馬丁·鮑爾(Martin Bauer)分析了歐洲常規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的數據後發現，民眾多數贊同醫藥生物技術而反對農業生物技術，這與媒體報道對兩種技術的態度差距在統計上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那麼在政府大力支持轉基因的美國，媒體報道情況如何呢?
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30年對生物技術的報道在數量上非常少，但在態度上則呈現了壓倒性的正面報道，媒體對生物技術的報道數量與重大科學發現等新聞性事件高度相關，在事件發生後則報道量迅速下降。
這種情況，與美國民意調查中發現的公眾對轉基因的知曉度非常低有關。例如，2006年皮尤(Pew)公眾轉基因認知調查顯示，58%的公眾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轉基因食品。 這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好轉。2013年10月美國羅格斯大學進行的調研表明，54%的受訪者對轉基因食品知之甚少，其中，25%說他們從未聽說過轉基因食品。
當然，普通大眾獲取最多信息的還是電視。研究發現，美國主要電視頻道的晚間新聞對轉基因的報道數量稀少，總體上呈正面態度，給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政府部門賦予瞭解釋轉基因問題的極強權威。
美國媒體報道轉基因的框架也與大西洋彼岸不同。托馬斯·利斯特曼(Thomas Listerman)比較了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媒體，發現美國媒體轉基因報道中，科學與經濟框架處於支配地位，德國媒體具有一種很強的倫理話語，而英國媒體則將轉基因議題緊密聯繫到公共議題中。研究也發現，美國記者普遍不認為轉基因是一個重要議題，接受調研的記者中，沒有一個人認為轉基因不存在潛在風險，但都會以相對的眼光看待利益風險，認為與大量應用農藥和產量不足等相比，轉基因的收益風險要更低。
那麼，美國的媒體報道對公眾產生了什麼影響呢?研究發現，受試者對電視新聞、科學電視節目和娛樂性新聞的關注度都與其對農業生物技術的支持顯著相關。
另一方面，美國公眾的轉基因態度則呈現極化對立。美國學者阿爾伯特·剛瑟( Albert Gunther)在發展媒體敵視效果理論(hostile media effect：指人們總認為媒體對爭議的報道偏向與自己觀點相左一方)時發現，對於內容一致的轉基因報道，受試者被告知這是學生論文時，就認為其內容不偏頗，但如果被告知這是媒體公開報道時，就認為其內容總是偏袒對方。受試者覺得媒體報道有偏見的原因在於，他們覺得社會上關於轉基因的觀點極端對立，公開的觀點都應該依照立場站隊。反過來，這也會影響媒體對此的態度。
美歐以外的情況如何呢?一項英國研究觀察了中國的兩份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10年來對轉基因的報道，發現沒有典型負面報道。 但這兩項有關中國的研究，很顯然沒有考慮以都市報為代表的中國媒體近年來對轉基因的質疑態度，後者依據的樣本較早(2003年)，也沒有反映中國很多公眾近年來對轉基因的反對。 實際上，黃季焜等尚未發表的研究顯示，受調查的中國消費者中，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已經從2002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45%，接受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比例則從2002年的61%降低到24%。鍾福寧等人的研究則表明，中國媒體對轉基因的關注和負面報道自1990年代末期就呈上升勢頭。 在印度，媒體對轉基因的報道也以負面為主，雖然印度現在在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上已經超過了中國。
迄今為止，國際文獻中還未見一篇研究轉基因議題如何在社交媒體傳播的報道。筆者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們對轉基因黃金大米在中國違規進行營養學實驗的反應，發現儘管在理論上微博允許人們進行直接、相互交流，但實際上，在轉基因問題上，人們往往圍繞著自己認可的輿論中心自說自話，並沒有實現有效對話。
總之，我們發現，在總體上，媒體對轉基因的不同立場與歐美對此技術的不同態度有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又並非直截了當，也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知識、信任與價值：到底什麼影響了公眾轉基因態度
在對轉基因議題進行傳播研究之初，學者們就認為，科學知識水平對於人們接受新科技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極少數公眾對現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瞭解。生物技術推廣者們認為(在中國，目前大多數科學家仍然如此認為)，人們的科學知識、特別是生物技術知識可以預測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顯示，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與他們的生物知識水平沒有相關性。 不同類型的知識對受訪者覺察到的轉基因的風險和收益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相關性。 受眾風險意識的高低與“不可知效應”緊密相關。所謂“不可知效應”就是公眾相信，圍繞著轉基因還有大量的未知因素。與其說更高的知識決定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說較高的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的快捷方式，讓人們更加傾向於基於風險與收益來衡量轉基因，其結果，是知識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釋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這與Druckman和Bolsen的研究結論一致。後者以實驗研究為手段，證實在人們形成對轉基因的態度過程中，事實性信息(近似於上述研究中所說的知識)所發揮的作用，不如價值和情感性信息大。價值和情感成為了篩選事實的認知通道。
但是，另一項研究檢閱了歐盟常規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的數據，發現公眾理解科學的水平，比他們獲取轉基因信息的來源以及人們的政治態度更能解釋他們對轉基因的接受程度。 在中國，尚無研究探討公眾知識水平與他們對轉基因等潛在風險技術接受度之間的關係。但呂瀾2006年對中國公眾對生物技術輿論的調查表明，人們的教育水平(是否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與其對各項生物技術(含轉基因農業、轉基因食品、基因檢測、克隆人類細胞等)的接受有明顯相關性。
呂瀾所揭示的中國受眾的較高教育程度與轉基因接受度之間的相關性，可能體現了中國受教育程度較高者更願意相信科學技術。這與歐洲的情況並不一致。在歐洲，較高的教育水平反而會帶來人們對以轉基因技術改造自然行為的更多質詢，以及對相關科研機構更大的不信任。
許多學者相信，體制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特別是對公共機構的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具有較低風險意識和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謂公共機構，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潛在風險性技術的政府部門，也包括了開發這些技術的科學機構、科學家和企業。
經典著作《社會信任與危機管理》一書指出，公眾對新興技術的信任與信心意味著他們認可這種技術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風險管理部門當然應該是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多項研究肯定，信任是預示人們對新技術持積極態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者的幾項研究也表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他們接受化工廠和願意接受藍藻汙染的風險呈很強的正相關。
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為公眾需要政府為新技術的安全打包票並管理可能出現的風險。就轉基因技術而言，由於在公眾認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轉基因技術所需要的知識之間總是存在差距，這樣體制性信任就成為填補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如果比較美國受訪者與德國受訪者，我們會發現，體制性信任在美國人接受轉基因方面，比自然主義發揮的作用大得多，而在德國受訪者接受轉基因的因素中，信仰自然主義發揮的作用要遠大於美國人。
美國人的體制性信任這一點也能從美國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所做的公眾對轉基因態度的常規調查中看出來。2003年的皮尤調查顯示，83%的美國人相信FDA對轉基因安全所做的結論。 除了政府外，體制性信任也體現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上。研究表明，美國公眾在轉基因問題上，首先信任科學家、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才是產業界。 近年來，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體制性信任對人們接受轉基因等新興技術的重要性。 最新發表的對澳大利人10年來對轉基因態度變化的研究也表明，對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與對科學家和管理者的信任顯著相關。中國情況也是如此。黃季焜等人2003年的城鎮入戶調研表明，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的支持度與其對政府的信任相關，而對政府的信任則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崗，是否經常停水等因素的影響。
當然，也有研究表明，體制性信任不是人們願意接受轉基因的原因，而是其結果。 換句話說，人們如果願意接受轉基因這樣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技術，他們就會願意相信政府和科學家。現在，仍然缺乏對體制性信任與轉基因接受度之間因果關係的確定性研究。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基於民意調查的研究在信任問題上得出了方向性相反的結論呢?可能是因為，人們並非不信任專家及其對轉基因的解釋，而是認為，即便專家們也有大量的未知領域，風險就藏身於這些未知領域。根據上述的結論我們可以推斷，當人們相信了轉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意味著這些未知領域不那麼可怕，並進而相信專家或專業機構。
也有學者發現，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比起對政府和科學機構的信任，在美國居民支持轉基因方面發揮了更加核心性作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比起信任來，是更加初始的因素。美國居民長期以來養成的對科學權威的尊重，讓他們願意相信科學家，也在他們的大腦中形成了凡是理解技術問題，就要去尋求科學知識的“快捷方式”。 這一點其實與上述的較高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轉基因的快捷方式這樣的研究推論一致。
總結本節內容，我們認為，現有研究已經比較明確地表明，公眾知識水平並不能確保他們接受轉基因;儘管在因果關係的方向上存在爭議，但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度與人們接受轉基因與否有很強的相關性;相信科學權威對於人們接受轉基因有很強的影響，但並非是線性關係，而是開啟了人們進行基於證據的理性判斷的認知通路。
轉基因科普，並不僅是一個知識問題
轉基因話題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和誕生時西方社會的政治局勢、科學共同體的行為邏輯與公眾及媒體邏輯的差異、媒體報道轉基因的框架、人們對政府部門與科學機構的信任與否、以及公眾的價值取向都有關係，而大多數研究則沒有顯示出生物知識水平能決定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換言之，我們的一些轉基因科普活動，可能收效有限。
但更重要的，對政府的信任與人們接受包括轉基因在內的新興技術密切相關，這對於中國的轉基因決策尤為關鍵。長期以來，有關部門為了避免爭議，在轉基因問題上回避公眾的質詢，透明性嚴重不足，殊不知，這隻會進一步惡化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並進一步減弱民意對轉基因的支持。
至於對科學界而言，相比於科學知識的多寡，對科學權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釋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支持程度，這就意味著，從事轉基因相關科研的科學家，特別是權威科學家，要積極走出實驗室與公眾進行溝通，讓科學權威能轉化成公眾“啟動”對轉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態度，將自己的結論建立在對轉基因利弊的合理評估基礎上。
上面說了這麼多，並不是讓大家接受什麼中藥材的轉基因技術，只是從更多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目前，是要做好中藥材質量，轉不轉基因不重要。質量搞上去，才是硬道理。
閱讀更多 芸豆健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