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原本是很多人表达幸福的日子，但今年的七夕可能是很多90后过的最糟心的一次，8月7日，《人民日报》发出“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的呼吁。
8月16日，《新华日报》刊发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张晔的文章，建议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
其中，“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的提议引发热烈讨论。
具体内容是：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这个政策和《人民日报》的呼吁相比，有一定的强制性，本质上其实就是罚款，网络上争议很大。
Part2
不管是媒体还是专家，现在鼓励生育其实主要源于中国的人口危机。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
另外，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来看，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
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另外，《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家者易富贤也曾表示，即便现在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率稳定在1.2，那么到2050年、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
目前，中国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
易富贤称，由于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22岁提高到2015年的38岁，并将继续增加到2030年的46岁、2050年的56岁。
反观印度和美国的中位年龄，1980年分别为20岁、30岁，2015年分别为27岁、38岁，2030年分别为32岁、40岁，2050年分别为40岁、44岁，今后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年轻得多。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老人（20岁～64岁/65+岁）从1980年的10.3降至2015年的6.9，并将继续降至2030年的3.6、2050年的1.7，劳动力短缺将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再对比印度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劳动力/老人2015年分别为10.0、4.1，2030年分别为7.1、2.7，2050年分别为4.4、2.4，今后劳动力比中国充足，养老压力比中国要轻得多。
易富贤表示，中国需要生育率接近2.3（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1.18。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进行的，这种民不聊“生”的模式将惯性延续，中国要鼓励生育，可能要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多。
面对人口困境，多个省份已经迫不及待了。
天津市提出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二孩0岁～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6月29日，陕西省也提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7月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年～2030年）》，提出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Part3
作为90后，年龄大一些的也以是为人母为人父，我们出生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中的掌中宝，可到了我们成为为人父母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全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抗。
按国制，民不“聊”生，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一句最扎心的台词不是别的是穷。
现在的高消费、高房价，可以说是已经是比杜蕾斯、冈本还管用的避孕手段了。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相信多数收入还是高于人均收入的，但是现实中在我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5%及以上的人，收入是被平均的。
而知乎和悟空问答上的各种答主动辄告诉大家他年薪百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拿出来分享的这种新编的故事，让很多人误解为，年薪百万才能勉强算脱离中产，年薪十万的话恐怕和乞丐无异，今天我让大家了解一下残酷的中国现实，用事实说话，告诉你月薪只要达到人均收入平均数千足以碾压95%的中国人，属于绝对精英的收入。
首先，我们拿出17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什么要拿统计局的数据呢，首先因为他是官方的，而且按照中国惯例，统计局的数据一定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往高了报，因为数据实在太低，所以就按高的数据我们看一看吧。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月均2164元。你以为是农村人拖后腿了？还真不是，17年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396元，月均3033元。
这里要科普下人均可支配收入，他和人均工资是有区别的。人均工资指的是单位为你付出的成本，扣掉社保才是你到手的工资性收入。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简单的说，就是就是你实际到手的可以拿出来消费的钱。
也就是说，全国城镇居民，可以拿出来还房贷、付房租，带女朋友看电影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一个月才3033元，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超高收入的富豪拉高了这个人均，
如果排除富豪，那么这个数据更低。扣除富豪后的人均收入有多惨
扣除富豪后的人均收入有多惨
在《公报》的数据里，我们还发现，他们把全国的收入细分为五等分，这为我们排除顶尖富豪的收入提供了便利。根据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收入分五组：
第一组是“高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2元。
第二组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第三组是“中等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月均1875元。
第四组是“中等偏下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月均1153元。
第五组是“低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月均500元。
《公报》基本涵盖了全中国绝大部分居民，样本量足够的大，换句话说，只要你的月收入达到5412元，你就碾压了80%的中国人，达到了中国前20%人群，政府给你划分的类别为“高收入组”，如果你的月收入能达到2879元以上，你也干掉了60%的中国人，属于中等偏上收入，也算是体面人了。。。
Part4
很多人会嘲笑，月入5000妥妥的能进前5%，你在逗我吧，我身边月入几万，年薪几十万甚至百万的比比皆是，这和常规的日常认知有极大的差异，明显和现实对不上号。这里来给大家扒几个事实，帮大家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
01
从个税起征点进行推算
首先，2011年9月进行个税起征点改革的时候，最终个税免征额从2000元提升到3500元。当初协商数额的时候，政协委员呼吁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认为太低了，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现场称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已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没可能。宋兰称“不能简单的说税减了老百姓就富了，而是应该看总体”，后来税务局退了一步，才定为3500元的。
换句话说，2011年的时候，如果按照2000元起征个税，全国有9000万人符合纳税标准，如果按照3000元起征，那么符合条件的中国人只有3000万人，从11年到17年大概6年，按照年增长8%计算，复合增长为58%，11年的3000元等于17年的4740元。也就是说，2017年，月收入超过4740元的人数，应该只有3000万人左右，按照13亿的人口基数进行计算，占总人口比例为2.3%
只有富豪阶层才有所谓的灰色收入，对于年入低于10万的人来说，没资格谈灰色收入，就是拿一份死工资，而税务局是绝对不会放过一分钱税收的，故这个数据真实可信。所以，从个税起征点来推算，月入超过4740元的人，为30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比例是2.3%，我上文的观点，全国月入超过5000元的将碾压全国95%的人口，是符合事实的，而这次个税起征点定为5000元，估计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02
最穷的人有多穷
很多人根本无法接受月入5000就算全国前5%的精英人士这一结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最穷的人到底有多穷，一辈子待在大城市，根本没有去农村基层看过，我们看看这组数据。
我国把年均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定义为贫困人口，注意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他们的月入在200元左右，这种贫困人口，在2013年，有8249万人，在2017年是3046万人，看了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上文中说09年的时候年收入低于5000元在中国有10亿人，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到了13年，中国还有8000万人，月收入低于200元，17年居然还有3000万人，这个数据你知道吗？身在大城市的你，不可想象月入200元怎么生活对吗？但是这就是现实，一个活生生且冷冰冰的数据，所以你无法想象，中国月入超过5000元的人，全国可能只有5%的人口符合。
Part5
7月26日，拼多多自从赴美上市以来，已经给中文互联网提供了好几周的娱乐笑料。
有人在拼多多上购买了“小米新品云智能语音电视32寸LED曲面”，收到后发现这款电视机的品牌是“小米新品”；有未经证实的朋友圈截图显示，有人在拼多多买了某品牌牛奶20袋，到货后发现是20只包装袋；
大家应该都记得拼多多的广告，三亿人都在用的购物APP拼多多，为什么用拼多多的人，会有三亿之多？
今年4月，有媒体问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有人认为，拼多多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消费降级。”
黄峥回答：“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
黄峥口中的安徽安庆是一座典型的三线城市，总人口有530万。虽然安庆的经济总量在安徽不算靠后，能排在三四名，但2016年，安徽安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6502元，平均每月2208.5元，还不如全省平均水平。
安庆的城镇居民，每年的消费性支出仅为15030元，他们平均每月会在食品上花掉445.9元，衣着仅为90.6元；安庆的农村居民——占到安庆总人口的72%——则过得更拮据，他们平均每月只在食品上花去248元，衣着更是只有可怜巴巴的28元。这些人，可能就是拼多多9.9元一条“夏季运动裤”的群众基础。
我们如果把目光再往下沉，会发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中国。中国目前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2015年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显示，刚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人，会将收入的53.5%拿来买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在农村地区大约能每天消费1斤米面、1斤菜、1两肉”。
2018年4月24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六合村，丁兆银老人在屋里吃饭，半块豆腐，一张煎饼，一颗大葱就是他的午餐。给儿子吃的是面条和鱼。一只鸡在屋里悠闲的走过 / 视觉中国
至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千万中国人，每天吃饱饭是幸运，每天吃上肉是奢望。四川大凉山是为人所知的明星贫困地区，但如果你真的看过新华社的报道，你还是会感到错愕：“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他们，可能连拼多多是什么都不知道。
房产公司的营销大多数时候跟拼多多一样，采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比如浙江的台州路桥区，就是采用乡、镇、村下沉深入渗透营销。同样三四五线城市的小镇青年在一二线城市工作，春节在老家置业等。
就房产而言，真别说的轻巧，房地产价格在多年经久不衰的核心就是并不是人人都买的起，所以在流通上并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时候限制我们想象力的不是脑洞够不够大而是因为有没有足够的钱。
Part6
而在昨天提议的生育基金，简单的来说：
1、不生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一部分工资要作为生育基金要等退休后才能领；
2、生了二胎，除了可以领取生育基金，还可以领取生育补贴。
3、相当于，大家都交一笔钱用来支持生二胎的人。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政策，而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刘志彪、张晔联合开发在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栏目的文章。
刘志彪曾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目前是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相当于，这篇文章只是个建议。这点大家要搞清楚，不要混淆。
实际上，中国社会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经济社会条件和民众观念都一时难以适应多生的呼吁。而之前严苛的生育限制政策和对三孩的继续限制，则更让民众感受到官方政策的矛盾。
特别是，将生娃视为国事，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曾长期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曾催生了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限制生育的手段，让民众担忧鼓励生育的措施会不会演化为强制生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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