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一篇《疫苗之王》

点燃了全国人民的义愤。继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不法分子又一次将黑手伸向了祖国的花朵！

处于舆论中心的长春长生企业，先是被爆出一批狂犬病疫苗质检不合格，接着又被检测出两批百白破疫苗不合格。要知道，百白破是专门为幼儿接种的一种免费疫苗，用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严重的疾病。此次两批有问题的百白破疫苗共计65万支，且已经大量流向市场！

小编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愤怒。但是小编在此也要提醒各位，随着舆论的发酵，各路神仙还有妖魔鬼怪都跑出来了。大家一定要辨别清楚！

从技术史的角度来说，疫苗是一种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生物技术。科学家运用这项技术，攻克了被古人称为绝症的天花、狂犬病等恶性疾病，为人类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除却像长生企业这种不法行为外，大多数人对疫苗技术本身还是比较信任的。

那么，面对一些新兴技术，我们该如何看待呢？如何在应用的过程中将风险最小化呢？那就需要我们先从观念上破除迷信。

目前，有三种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在流行，但都有其缺陷。它们分别是技术决定论、技术专家治国论、结果意外论。这三种观点都为人们思考如何监管技术提供了有用的指南，但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局限性，并导致错误的结论。尤为危险的是，它们都视技术具有政治中立性，不在公众的管辖范围之内。

技术决定论谬误

这一理论是指某项技术一旦得以发明，其发展势头难以阻挡，便会重塑社会环境，以符合其对发展永不满足的需求。

这种技术的自主性是虚构的，也是危险的。一个更加发人深省的看法是，技术远不是独立于人类欲望和目的而存在的，它的产生自始至终都臣服于各种社会力量，技术并不存在自主性。

20世纪80年代，一位著名的技术决定论批判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就曾简洁有力地指出“人工产品具有政治性”。

从生产层面来说，很多技术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文化境况的影响，它们决定了社会实际的或者假定的各种需要。我们对原子内部构造知识的掌握不会必然导致原子弹的研发。原子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交战国家希望利用物理学家的理论知识制造出用金钱难以实现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即便是在产品进入市场之后，政治也能影响技术的使用和改造。智能手机和社交应用并不会导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Uprising），尽管它非常广泛地被称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这些事实都让分析家们重新思考技术，并将其视为政治对象和政治场所。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并不具备所谓的“自主性”！使用技术的是人，是人对技术的使用反过来重塑了人类世界。人类的价值观不仅体现在技术设计环节，而且继续塑造着技术的使用方式。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神话

技术专家治国论，承认技术可以由人类行动者控制和管理，但只假设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家能够胜任此任务。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年间，颇为出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哈罗德· 拉斯基（Harold Laski）于1931 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评说专家知识的局限性，启发了之后众多的怀疑和反思：

专家知识经常缺乏一种谦虚，这也相应地造成知识拥有者对于眼前显而易见的东西，经常视而不见。专家们还有一种抱团的精神，对于那些不是来自他们科学共同体的所有证据，选择性地忽略。另外，人类最迫切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专家看不见自己所做的决策并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这带来了一系列没有正确答案的价值观问题。

导演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获奖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详细讲述了一个占尽天时地利的经济顾问圈子，如何倡导金融放松管制，并把预警者驳斥为“勒德分子”，从而最终导致2008年的经济危机。

这种案例不可胜数，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专家决策过程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共监察。

预期结果和意外结果

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专家治国论并行的第三个观点是“结果意外论”。众所周知，技术有时候会出故障，但不确定的是，向谁追究责任？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故障？

结果意外论的观点留下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是不是说设计者的产品设计意图并没有按计划被执行？或者事情超越了设计者的原本意图范围，因为没有人能提前预知技术会应用到哪里？

在第一种情况下，需要负责任的可能是技术的使用者，如2008年9月，疏忽的工程师罗伯特·马丁·桑切斯（Robert Martin Sanchez）在工作期间发短信，导致了发生在洛杉矶的致命事故，葬送了自己和其他24个人的性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手机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发明会在这样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职位中使用。补救措施可以是通过改变法律和规章，要求制造商和用户给予高度的重视。

在第二种情况下，也许找不到合适的人去责备，例如，在汽车大规模使用几十年之后，气候科学家发现汽车燃烧化石燃料的尾气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也许归咎于我们没有想象到、没有预料到、没有监督到这种后果，或者归咎于我们不加克制的欲念，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轻易地通过预防性政策或者更好的技术设计来根治。

不要受技术的魅惑

出于各种实用目的，监管技术的原则设定权力掌握在资本和企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工人、消费者和劳苦大众的政治代表手中。对于这种深层次的民主缺陷，运用程序性创可贴并不能治愈。

最近新增的一些实验如公共咨询、建设性技术评估和伦理审议，是有益无害的，应该继续进行。它们的优点是，让人民参与到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决策之中，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逐步澄清社会对技术规则的取舍。

然而，这些特定流程并不能保证技术不被滥用。为避免盲目冲向技术的泥潭，当代社会必须首先承认技术既不是自我推动的，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即便是最普通的技术提高也会带来新的规范性权利和义务。

我们只有承认，技术有能力塑造我们的心灵和思维，有能力塑造我们的信念和行为，才能使监管的路标转向自我决策的解放。到那时，我们这个脆弱又超负的地球上，符合伦理的平等权力才可能称为人类文明的基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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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贾萨诺夫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学技术论福兹海默讲席教授（Pforzheimer Profess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同时兼任科学史系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科学政治与科学技术政策领域专家。贾萨诺夫教授早年求学于哈佛大学，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并创办科学技术学系（STS）。先后任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兼职教授，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理事、国际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主席。作为本领域的开拓者，她已经发表了120多篇文章，出版了15本著作，她的文章从当代民主的法律、政治和政策视角探讨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尤其关注公共理性的本质。

20世纪后期以来，在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科学等突破性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知识财富和信息财富。与此同时，人们担心这种技术权力可能被滥用或过度使用，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伤害。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话题，如人类生理组织的所有权、医学数据的隐私权、临床试验的同意权、研究人类受试者的伦理问题、实验类药物和基本药物的获取问题、本土知识的保护及其他相关问题等。

本书作者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的讨论，阐述了技术的盲目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批判了关于技术发展的三种典型观点，即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和结果意外论。

作者对美、英、德等国近期开展的一些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建议让公众参与到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决策之中，并鼓励各种新形式的民主实验，如公共咨询、建设性技术评估和伦理审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