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提要】
近日，个别一线城市存在租金问题，该如何规范租赁市场，使其健康稳定发展？ 有研究表示，中国经济未来的总体发展还是要依靠内需，但目前来看国内的消费数据都略显疲软，那么，未来我国的消费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内需能否消化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刺激消费？此外，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6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29亿元；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上升0.12个百分点。如何看待此次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针对以上及诸多投资者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期《首席对策》做了深度的访谈和解读。
本期《首席对策》专访的是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他还担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资深研究员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金融论坛创始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等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总结概括本期《首席对策》的内容提要：
1，个别一线城市的租金上涨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供求关系在阶段性出现了不平衡。大的城市采取了许多相关规范租赁市场的举措，违章建筑拆除等，导致了阶段性供给减少，季节性需求增加，从更深层次来讲，中国的租赁市场跟房价相比来说，房租价格长期偏低，因为房价涨的幅度很大，所以在房价很高，收益率很高的情况下，租房的收益率是处在一个相对偏低的状况。
2，今年政策性类型住房投资上升，个别城市房价上升带动租金上升或跌幅缩窄，但城市间分化较大，未来三四线房租价格将出现分化。有关的管理部门也会相应的出手来进行规范和合理的管理，使得房租的上涨是有序的，以免出现暴涨。
3，预计银行贷款不良率的状况会在1.7到1.9这个区间加以波动，从国际上来说， 2%以下不良水平是属于良好的水平。在今年甚至于明年，一段时间只要不出现大的实体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波动的话，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保持在一个平稳较低的水平，还是可以预期的。
4，要保持非信贷融资合理适度发展，对那些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予以鼓励和支持，资管新规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影子银行的发展带来很好的规范，影子银行不是负面的存在，但是影子银行的管理门槛还是要设的比较高，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予以规范。
以下是本期 首席对策 的文字实录：
李策：您好！很开心第一财经《首席对策》能专访到您。您曾经提到，房地产市场的“灰犀牛”离我们还不是很近，仍有时间防范风险。而在国内加大力度对楼市进行调控的背景下，个别一线城市房租上涨，该如何规范租赁市场，使其健康稳定发展？
连平：我个人认为因素是很复杂的，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供求关系，在这些地方本身有强大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我们的供给跟不上，这个就是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间明确提出来的，现在人民群众有需求，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做好，不平衡，提供的各方面的供给不充分，其实就是一个供求关系，需求是不断的在增加，但是你的供给跟不上，所以这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在租赁市场上最近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我认为根本问题也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未来相关的政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导向，在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接下来如何能够更好地提供这个供给，包括发展更多的主体，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可以参与到租房市场中间来，甚至于是改造有关的一些房屋，把它改造成为租赁房推出去面向市场。同时加大力度推动各种房企来建造租赁房，推出更多的房源，使得供求关系能够更好地趋于平衡的状况，供给更好地来满足这种需求。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也就是要对整个市场的运行有一个很好的规范，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加大治理，加大对这些市场乱象的整治，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手软，要使得这个市场处在一个非常规范的环境下来进行运行，这里面我认为首先是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这个方面消费者往往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在这里无论各种规范都需要很好的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出发，来进行管理。在这个之外，我觉得在规范的过程中，毫无疑问需要很好地把市场能够管起来，能够统一房源，建设一些相关的平台，在这个方面运用比较现代化的手段，比如说互联网的技术等等，使得在这方面的管理效率能够更好地提高，透明度能够更好地提升，这样有助于未来的市场总体是一个平稳的运行。
李策：您的意思是说推动1-7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10.2%的增长，主要贡献力量是租赁市场房源？
连平：是一部分，还有包括其它，比如保障房、棚改等等，就是属于政策性类型住房的投资，应该说在去年到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它就使得整个房地产的投资，虽然在某些地方可能投资增速并不太快，但是由于政策性的这方面力度加大之后，投资的需求就上来了。
李策：接下来租赁市场的价格，您认为是比较平稳的还是依然在上升的态势中？
连平：个别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涨的空间。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们对于市场价格的管理，我们有关的管理部门也会相应的出手来进行规范和合理的管理，使得它上涨是有序的，是有节奏的，而不要出现暴涨，暴涨肯定是处在一个严格的监管和打击的状态下。
李策：主要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租赁市场的房价上升，因为它有比较好的教育、就业和医疗的机会，那么对于三四线，您也是同样的看法吗？
连平：三四线城市在未来可能分化的趋势会比较明显一下，因为三四线城市跟一线和二线城市毕竟还有很大的不同，刚才你讲的一线、二线城市有很多很好的资源，导致人口向这些地方来集中，包括买房需求也不小，包括租房的需求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三四线城市往往会出现有些城市处在一个好的发展城市群中间，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好，有的可能偏远的三四线城市，城市群以外的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于将来会出现人口有所减少的这种状况，因为人是向高处走的，往往会出现流动，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依然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城镇化在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的过程。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未来三四线城市就会出现分化，有的比如说城市群中间的三四线城市，它人口会明显的增加，同时租房市场也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在有些三四线城市可能人口在减少的过程中间，它的租赁市场也好，房地产市场，包括新建的房等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间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这些我觉得将来需要很好的加以关注。所以现在有些投资者认为三四线城市有的地方不错，房价也都在涨，认为又是一次投资的机会，我认为这需要很好地来加以分析、辨别。因为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一旦要认清城镇化的发展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群未来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加快。
李策：您曾经提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总体发展还是要依靠内需，但目前来看国内的消费数据都略显疲软，您觉得未来我国的消费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内需能否消化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刺激消费？
连平：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在2018年估计差不多在一万亿美元上下，一万亿美元上下，跟过去几十年之前的中国比，那毫无疑问，现在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跟美国比，跟日本比，甚至于跟我们的香港行政区相比，还是有明显的距离的。比如说日本三万多亿，人均，香港是四万多亿，而美国是五万多亿，而我们只有一万亿，所以未来我们的人均GDP的水平肯定是持续上升的。随着人均GDP水平达到1.5万、2万，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它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就会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70%，GDP中间70%是由消费支出来贡献的，但在中国目前只有40%不到一点，所以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我们认为中国的整体消费对于中国GDP贡献的比重肯定是长趋势不断的、持续的上升，所以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消费未来发展很好的空间，对于现在所遇到的贸易摩擦，进行一定程度的缓解，应该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内需，贸易摩擦影响的是外需，而内需保持较快平稳的增长，应该说对于经济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未来的消费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有三个问题是要解决好，第一个就是群众能消费的问题，所谓能消费就是他有这个消费能力的问题，这个能力要加以培养，从国家来说，首先还是要提升就业，同时提升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它的消费能力才会不断地扩大，所以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敢消费的问题，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可能还有很多后顾之忧，年纪大了之后还想多存点钱为以后来考虑，这个就需要我们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比较完善，比如说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等这些要构筑一个完善的体系，使得我们的老百姓在花钱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有很好的医疗保险体系，医疗方面的保障体系，又有很好的养老体系，他担忧什么呢？就不需要担忧，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敢消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愿意不愿意消费的问题，这个是需要我们将消费的市场环境能够进行很好地调节，很好地加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消费产品质量问题，等等，如果质量都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都能够买到非常放心的食品，大家就非常愿意去消费。
李策：您曾经提到，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外汇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对过度的汇率波动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让汇率实现自由浮动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您认为监管部门对汇率浮动的容忍度应该有多大？目前人民币是否有资本外流和贬值互相强化的风险？金融开放是否会加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难度？
连平：最近汇率的变化总体来看是趋于贬值，它的主要的推动因素还是美元走强，带动了整个相关货币发生一些变化，人民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问题是这个贬值，我们能不能容忍，中国经济体在目前出现这样一轮贬值的形势下面，我们会不会受到一系列难以承受的影响，我们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观察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看未来继续贬值的幅度有多少，关键是看我们这个经济体有没有容忍度。我觉得这个容忍度最重要的观察还是要看汇率变动之后，尤其是当前贬值之后，它和资产的价格的波动以及跨境资金的流动，之间的一种联动效应，也就是说这个联动效应比较强的话，比如说贬值幅度在短期内比较大一些，带动跨境资本流出多一些，也可能带来国内的资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认为容忍度应该要低一些，适当的时候要进行合理的调节，甚至于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干预，因为它对资本流动带来了影响，对整个经济体的运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压力，尤其是资产价格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轮的贬值，我们认为应该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容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联动效应比较弱，我们注意到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人民币较大幅度的贬值带来了跨境资本的流出的规模比较大，与此同时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其实也就是跨境资本流出的规模相对比较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管理包括调节，甚至于在市场上直接参与交易进行干预，也都是实行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人民币在4月中旬之后出现了一轮较为明显的贬值，幅度达到7%到8%，但是资本流出却不明显，资本流动还是比较平衡的，同时资产的价格虽然有波动，但这个波动幅度并不是非常之大，或者说很剧烈。这次跨境资本出现这样平衡的状况，我们认为跟当前的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政策的管理都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在国外，目前在某些地方对于中国资本的跨境投资，有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比过去要紧的举措，在某些方面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甚至于有些方面可能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还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这个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外债水平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的来说外债还是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给予汇率的波动更多一些的容忍度，使得它的市场化的这种状态能够更好地运行，这个应该说从当前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从中国长期来看是比较恐惧汇率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我们认为随着汇率市场化的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资本和金融账户进一步的开放，还有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在这种形势下面，汇率如果说是一成不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币的市场化继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汇率的波动程度的扩大，所以我们要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波动。但总体来说，因为中国经济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国际收支也是平稳的，中国外汇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还有刚才讲到外债比例水平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不必担心人民币会出现持续大幅度的贬值，应该说它贬值还是在一个我们可以承受的合理的范围内。
李策：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6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29亿元；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上升0.12个百分点。您如何看待此次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连平：确实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数据，就是二季度不良贷款的比率是比一季度上升了0.12个百分点。在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不良率差不多就是徘徊在1.7到1.8之间，现在突破了1.8。从它的原因角度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状况出现其实也不值得太为引起关注，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银行业在拨备方面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所以在核销方面的力度，在二季度是比较小的，就没有采取比较强有力的核销的方式，通常在年底的时候核销的力度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去看年底的时候不良率往往是比较平稳的，中间可能还会有些波动，这是一个原因。其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不良率的认定标准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把预期90天以上的贷款，把它划定为不良贷款，但是原来它是作为关注类的贷款来进行对待的，来处理的。那么现在就等于是把关注类贷款中间的一部分，由于标准严格之后，就把这部分划到了不良资产中间去了，所以它的不良率就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其实也正是从这个认定标准上，其实资产的数量、规模还是这些，只是放在这里还是放在那里的问题。从现在来看，经过这一个调整，关注类贷款的比例是下来了，不良贷款的比例是小有上升，所以一升一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点其实就说明了一点，从实体经济总体的情况来看，不良资产暴露的状况确实没有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其实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状况是没有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还是属于比较平稳的。所以从这点看，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年可能不良率的状况还是会在1.7到1.9这个区间来加以波动。那么从国际上来说，差不多2%以下不良水平是属于良好的水平。
在今年甚至于明年，一段时间只要不出现大的实体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波动的话，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保持在一个平稳较低的水平，还是可以预期的。
李策：农商行作为主要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其是否普遍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否会增大下半年企业融资的难度？
连平：农商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块，由于它所经营的区域范围以及它的对象是比较特定的，更多的是和农村有关，更多的客户是跟农民有关，更农户有关，还有农村一些相关的组织和企业等等。应该说农村和城市经济相比较的话，它相对比较薄弱一些，同时有的地方还很多是靠天吃饭，农村在经营管理各方面和城市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农商行不良率的水平偏高一些，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农商行确实是不良率与其它以城市经营的范围为主的这种商业银行来比较的话，确实是偏高。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总体还是可控的状况，它的信用风险在目前实体经济运行总体相对比较平稳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非常大的波动，还是属于可控的状态。
李策：您曾经提到，要保持非信贷融资合理适度发展，对那些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予以鼓励和支持，而在目前资管新规的约束下，应该如何规范影子银行让其合理健康发展？
连平：其实资管新规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影子银行的发展带来很好的规范，应该说影子银行也不是一个负面的，总的来说它是一个中性的现象，那就是说除了银行的表内融资以外，信贷融资以外，还会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融资的方式，这一系列融资方式都是对银行表内融资、信贷融资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这种状况在各国也都是普遍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影子银行在哪些阶段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增速太快，总量膨胀的太快，而且有很多也都是很不规范，所以我们认为对它进行监管是必要的，但是也还是需要未来影子银行有一个合理的增长。从当前来看，相关的政策已经出台，从去年开始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资管新规是一方面，当然资管新规目前还没有真正落地，还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其它的有关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比如说通道业务，比如说涉及到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的承兑汇票等等这一系列的融资方式都采取了一系列管控的举措，我觉得在未来经过这一轮的管控和治理之后，未来我们还是首先对于这些影子银行的这些业务的落地，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范，任何的规范是要从开始做起，从业务的入门做起，该提高门槛的适当的还是要提高门槛，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只有从一开始就严格，而不是说一开始是什么东西都放的非常宽松就进去了，因为金融业务不同于其它的业务，它的外部性是比较强的，是容易带来联动的风险，蝴蝶效应、羊群效应往往是在金融领域中间最容易出现的。首先，对于影子银行的管理门槛还是要设的比较高。其次，对影子银行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间，业务的过程中间，对它整个过程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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