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剛出版的小說成了雙城區希勤鄉希勤村黨支部書記羅正龍的“寶貝”。逢人他總愛亮出書來，興奮地炫耀一番。
小說名叫《希勤往事》，寫的是改革開放前後近60年中，希勤村裡發生的鮮活故事。“不光出書，村裡還計劃拍電視劇，這是希勤村獻給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的賀禮。”羅正龍很驕傲。
鄉村萬萬千，為何希勤往事值得寫成書、拍成劇？因為希勤村有一個響亮的稱號——“中國農業合作化第一村”。在關乎中國億萬農民生計與命運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革中，希勤村是一面醒目的旗幟。當年，希勤村的合作化經驗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成為全國農村學習的樣板。
70年來，經歷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確權等政策變遷，希勤村的土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如今再次由分到合，希勤村合作化之路的每一步都印證著時代的發展。進入新時代，這裡的農民正在新型合作化的道路上闊步前進，還要爭當“中國第一村”。
敢為天下先 建立“中國農業合作化第一村”
要出書，81歲的村民汪善清成了“顧問”，作為親歷者，希勤村“火”遍全國的往事他記憶猶新。
“土改隊進村啦！”那天，從村口一溜小跑趕回家的父親，吼出這個消息，嗓門大得讓10歲的汪善清和母親嚇了一跳……聊起合作化，汪善清習慣從1947年的那一天說起。啥是土改？汪善清當時並不懂，但父親告訴他：“往後咱家有地種，能打糧了。”
早解放、早土改，哈爾濱的農民早早分到了原本緊攥在地主手裡的土地，還有牲畜和農具。
“俺家分到4垧地，父親還牽回一匹馬。”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汪善清說，那會兒村裡家家都像過大年。
但還在興頭上的村民，很快就被一個明顯的問題難住了。“牲畜和農具總數太少，不可能家家都分到，有犁沒馬、有馬沒車，想種地每家都缺東短西，就連我爹牽回家的那匹馬，有一半還要歸隔壁。”汪善清當時琢磨：半匹馬咋耕地？
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希勤村民有招兒。你家有車、我家有馬、他家有犁，咱三家湊一起就能配齊農具、下地幹活。這種自發的互助，農村叫“插犋搭夥”。
出於無奈、但卻有效，自發互助讓村民能種地了。然而，第二道難題接踵而至。
“當時村裡300多農戶，而馬和犁也是有數的，魚找魚、蝦找蝦，‘插犋搭夥’也是強找強，老王家和老李家‘插犋搭夥’，老張家只能眼瞅著。人少、地少、農具少的農戶想搭夥都搭不上。”汪善清回憶，不少農戶加不進互助組、種不了地，被迫忍痛將分到手的地出租變賣，換錢填飽肚子。加上天災人禍等其他原因，一些農戶一年到頭收成很少，家裡揭不開鍋，建國前貧富兩級分化的現象又出現了。
難題解不開，別想種好地。當時希勤村黨支部書記於文化和村長喬世紅站了出來，作為村裡的主心骨，他們想領著村民破解難題。
試了幾種辦法，不成。最後，於文化和喬世紅決定：小團互助行不通，那就試試抱大團。
1952年，希勤村成立了第一個農業合作社——勝豐社。
與村民自發的“插犋搭夥”不同，合作社把入社農戶的土地歸到一起集體耕種，車、馬、農具作價入股，年終按股金分紅；社員勞動實行評工記分制度，勞動的數量多、質量好工分就高。到年底，合作社扣除一部分稅費後，按工分給社員分紅。
就在那一年，合作社第一次出現在村民的視線裡，隨著時間推移，深深紮根在希勤人共同的記憶裡。
汪善清清晰記得，合作社帶給希勤村的幾個第一次。
1952年，希勤村取得大豐收，畝產達到86斤，總產實現160萬斤，交公糧45萬斤。希勤村第一次全體農民吃飽了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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