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庚子之乱后，国内立宪呼声日益热烈，清廷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位大臣分别赴欧美、日本等国进行宪政考察，为国内政治改革摸索方向。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廷挽救危局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宪政改革的标志。意义很重大，但经费却是个大问题。
首先五大臣并不只是五个人，还有众多随员。据后来的五大臣日记记载，随员共102人。所有随员兵分两路，一路随行载泽的有54人，一路随行戴鸿慈的有48人。这些随员中除了翻译外，还有大批的京官、地方官、海陆军官、留学生等。有人负责先遣联络、有人负责翻译、有人负责考察、有人负责编纂。这么多人浩浩荡荡出国，人吃马喂，吃穿用度自然花销很大。
五大臣出洋考察，举国关注。到底出洋考察要花多少钱，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有说需要30万，有说需要60万，袁世凯说要80万。但舆论普遍认为，“万不可因简就陋 ,吝惜财用 ,使出洋考察者以费绌草率从事” 。
载泽考察团在外国
上海《新闻报》发表《论出洋经费太薄》一文，“若限以财力草草毕事, 欲少留则费用已尽，欲不少留而调查各项政治又未能尽扼其要……”清廷让外务部与户部商量着办。户部哭穷，财政才300万两银子，家底太薄。户部跟外务部说，从你们海关拿钱吧！外务部说，滚粗，我们也没钱。最后，两个部委一商量，干脆让各省摊派。方案敲定，各省分摊，按年缴纳，总额80万。
80万的总额如何向各省分摊呢？户部没有自己做主，而是让各省去商量着办。户部分别给各省去电，要各省认捐。首先致电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说现在财政紧张，但立宪事大，需要你们以大局为重，尽快筹措经费，带头做榜样。袁世凯、周馥、张之洞三人经过商议，决定每个地方各出10万。
立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各省纷纷表示支持，纷纷认捐，筹措80万并不费劲。根据《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 》记载，各省分摊数额大致是这样的：
直隶：10万
湖北：10万
江苏：10万
广东：6万
浙江：5万
四川：5万
河南：5万
江西：4万
山东：4万
湖南：4万
安徽：3万
山西：3万
陕西：2万
云南：2万
福建：2万
甘肃：2万
广西：2万
新疆：1万
贵州：1万
电报局：2.79万
总计：83.79万
原定计划是80万，结果筹措了近84万，如果说户部没有给各省提前分配数额是不成立的，否则不可能数额如此接近。卿美兄推测，户部很可能根据各省经济实力，做了一个大致的分配数额，然后要求各省认捐。
各省认捐很积极，但真的掏钱时却当起了缩头乌龟。按规定，各省认捐的经费要全部汇款到上海，然后再到外资银行换成金镑。金镑就是英镑金币。但在五大臣出洋时，大部分省份的经费都没有汇出。这就相当尴尬了，各省貌似不拿清廷权威当回事。
1905年12月11日，五大臣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以戴鸿慈为代表的考察团，从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南下到上海，换乘美国“西伯利亚”号邮轮首先赴日本考察。另一路以载泽为代表，也是经天津，南下上海，换乘法国“克利刀连”号轮船经日本赴欧美。也许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出国考察的费用根本没有筹措到位。
穷家富路，出门不带钱不行。据上海《新闻报》报道，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初期的费用全部在外务部支取，每人可携带1000-1500两。他们携带的不是沉甸甸的银锭，而是银票。银锭那东西又重又不方便，而银票只是一张纸。那时1两银子约等于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人携带的金额大致相当于20-30万人民币。对于这个数目，在当时出洋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对比一下。
1887年10月，清政府派遣了12名海外游历使出洋考察。当时清政府的财政也是很紧张。在《游历章程中》规定，游历使出发前，可以预支6个月的工资再加1000两。当时游历使的工资是每月200两，翻译是每月50两。6个月工资就是1200两，加上1000两，一共就是2200两。相比之下，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级别远远高于海外游历使考察团，但费用竟然不如海外游历使宽裕。
海外游历使考察团的经费没有采用各省分摊的方法，而是由各驻外使馆来出，一部分是使馆经费，一部分是使臣工资。大使、参赞、翻译，工资全部减去20%。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巨大矛盾，因为没有人愿意被克扣工资。大使们怨声载道，对游历使比较排斥，甚至出现激烈的冲突，让考察效果大打折扣。
游历使需要当地的接待、配合，花销又都是出自大使工资，自然多少有些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不敢硬气。国外花销巨大，常常入不敷出，游历使们只能默默忍受。比如在俄国，租一次马车就需要七八卢布，大致合3两银子。旅馆住宿很贵，有时进去一问价，赶紧出来了，太贵不敢住。在俄国考察三个月，吃穿住行，外加请请客吃饭、送礼，一共花销1000卢布，约合400两银子，相当于游历使两个月工资。
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考察团，虽然成员都比较勤勉，但由于经费紧张，使得考察效果差强人意。经常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能不去就不去了，或是窝在旅馆里写游记。偌大的一个加拿大，只考察了几天。
再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级别罕见之高，人数有百人之多，但经费并没有太大增长。两路考察团在外面一路风尘，一路叫苦。据戴鸿慈日记记载，“彼都旅处,用度殊奢。侈费固非所以体时艰, 过简则亦无以尊国体, 权衡丰啬 ,极费踌躇也。”两路考察团不断向清政府致电，催要路费，“所需各款异常支绌, 应请速为汇解 ,以济急需 。”“回国在迩, 以资告匮,请饬江海关道速行汇银十二万两,以济要需。”戴鸿慈一路考察团刚刚到美国， “购备礼物 ,支发治装、薪水 ”等各项支出竟然已经高达9万两。
在五大臣考察团向清政府催要路费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向各省催要。真要掏钱了，各省纷纷施展自己哭穷大法。据《袁世凯奏折专辑》记载，直隶袁世凯是这样说的，“直隶财用万分窘迫, 频年筹备饷项实已悉索敝赋, 不遗余力。”湖北张之洞说：“此次亲贵出洋经费鄂认解十万两, 原因要政所需, 勉副尊命, 以顾大局, 其实款从何出尚无著落。”
江西说：“勉任银四万两, 惟江库入不敷出, 所短甚巨, 能否按年筹解尚无把握 ……”山西说：“晋省库款入不敷出, 本形支绌。”安徽说：“查铜元余利皖省新机虽已告成,出元仍属无多, 且市价逐渐跌减, 余利更为微薄, 一时骤难集数。”
哭穷归哭穷，还是要想办法筹措。直隶的办法是“由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挪拨银十万两解京应用”。湖北是“兹督饬司道详加筹商, 拟即在江汉关税项下设法腾挪拨解。”广东则是“拟由藩、运、善后、厘务四库每年各认解银一万两，并粤海关库每年认解银二万两。”安徽是“现由司设法腾挪, 在于库存附储杂款项下先行借拨库平银三万两。”
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团回国。有些省份仍没有拿出钱。清政府也没办法。根据规定，考察团要到度支部核准报销费用，各项费用汇总统计。1907年4月3日，上海《新闻报》将此次考察团的费用公布，《度支部核复考政使臣经费》一文中，列举了两路考察团的各项支出比例，如“治装、归装、俸薪”是最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56.37%、46.49%；“川资、客寓、电报”是第二大支出，各占比为25.58%、34.17%；“赠送礼物、犒赏”是第三大支出，分别占比9.95%、9.88%；其余还有“购书、译书”等支出。
经过汇总，戴鸿慈一路考察团共计支出33万两，载泽一路考察团共计支出，37.95万两。一共约为70.96万两。
搞笑的是，报销完结后，度支部还在向各地催缴欠款。各省更不愿意给了，考察团都回国了，还给什么钱。度支部说，原来说好的，必须给。各省说，滚犊子，花了70万，找我们要83万，还说什么结余要留给你们自己花，坚决不给！催来催去，皇帝都换了宣统，欠款仍没有按原计划缴清。据1909年统计，只有广东省6万两全部解清。
如果按1两=200元人民币换算，当时的70万两，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就是1.4亿元。五大臣考察团共107人，平均每人花销130.8万。在外面大约八个月，平均每个月1750万元。如此算下来，每人每月平均花销为16.35万元。这个数额还是不小的。
花费如此之巨的宪政考察，最后还是没能挽救清廷，也让中国错失了百年一遇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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