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時候會開車從佛山南海大瀝鎮的泌衝附近經過，我知道“中國照相機之父”鄒伯奇長眠於此，而且還曾特意去伯奇公園轉了轉。

最近廣州289影像展廳正在舉辦“伯奇盃中國創意攝影展”，因為距離我工作的地點很近，而且我對科學家鄒伯奇很有研究的興趣，所以去轉了轉，再次感嘆這位天才的英年早逝。而且他一生中與多次機遇失之交臂，現在看來，仍然讓人扼腕嘆息。

鄒伯奇

先說結論：人這一輩子不可太“拙”，要因時而變，而且要在條件尚可的情況下居安思危。但凡有貴人出現，或者有貴人拉你時，必須上車。

優秀的前提：好爸爸+優勢地域+豐富信息流

1869年5月，鄒伯奇在貧病中去世，終年只有50歲，可謂天妒英才。

鄒伯奇是誰？他是清朝的“牛頓”，是近代科學先驅和廣東歷史文化名人，曾獨立製造了中國第一臺照相機和參與測繪畫出第一張有經緯線的中國地圖，且對天文學、數學、光學、地理學等研究造詣頗深，獲“中國照相機之父”“中國近代史百科全書式人物”等美譽。

鄒伯奇的一生同時也是從中產逐漸變為窮人的過程，他的聲譽與發明創造不斷走出上升曲線，他的財富卻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一直在創造發明、科學探索的道路上前行，而這是需要燒錢的，燒著燒著，他就

他一生有諸多成果，但是幾乎沒有什麼成書，因為他根本沒錢出書，後來是一位好友出資，在他身後才有了著作面世。

鄒伯奇1819出生於南海，終其一生沒有走出嶺南。當時的嶺南其實是信息豐富的相對開放之地，國外的信息交流不斷傳入，因此鄒伯奇誕生於斯時斯地，有一定的地域優勢。

鄒伯奇的父親是他科學思想的啟蒙人，鄒父之所以有這樣的素質，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嶺南門戶與當時內地省份相比，在科技信息的流動量上有天壤之別。

而且南海這個地方，從明朝以來就產生了較為活躍的商業基因和資本主義的萌芽，這種精明的頭腦不斷迭代、遺傳，到了清朝末年已經算是一個小高潮了，開始向不同的方向發力，孕育出一批具有初步科學素養的人，鄒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有個好爸爸很重要，有個具備某種特殊素質或者特別有錢的爸爸極其重要。

如果這個好爸爸有錢，可以捐棟樓給哈佛，娃就可以輕鬆進哈佛。如果這個好爸爸有科學素養，可以好好培養自己的孩子，可以青史留名。

對於孩子的成長來說，除了好爸爸之外，地域和信息流是我一直強調的重點。

鄒伯奇銅像

三年前，我一朋友老A在深圳賺了錢，覺得很累，然後就把深圳的多套房子賣了，留了兩套，公司股份沒動，每年分紅就夠一家人開銷，然後回老家的三線城市去養老，他賺的錢確實夠他花三輩子了。

回去不到半年，他就後悔了，他說不是生活是否便利的原因，而是自己覺得信息流完全停滯了，自己衰退得很快。

孩子跟他一起回到老家，很快就和深圳的夥伴拉開了差距，無論是眼界，還是接受的教育水平。

一年後，他灰溜溜回了深圳。用他的話說：“故鄉其實已經回不去了，以為自己能回去，那只是一種幻覺。為了孩子，我這輩子也只能長居深圳了。”

鄒伯奇當時能夠脫穎而出，就是具備了三個因素：好爸爸+優勢地域+豐富信息流。

這些年來一直有一個論調：農村的孩子上清華北大越來越難了。

其實，這是必然的，因為那些居於優勢地域的中產和富裕家庭用了這個國家能用得上的所有頂級教育資源，不要說秒殺農村的孩子，而且秒殺了三四五線城市的孩子，基本上封死了他們獲取優質教育的道路，更可怕的是，他們的方式合理合法。怎麼辦？流動到優勢地域去！

一線城市的人們移民出國，三四五線城市的人們蜂擁進一線城市，不是因為他們傻，是因為他們知道這種選擇對孩子的未來有多重要。

你貪圖的安逸和穩定，你躲避的艱苦與痛楚，最終都會在你的孩子身上付出雙倍的利息，或者是P2P一樣的暴雷。

不要輕易拒絕資源優勢方的邀請

鄒伯奇起於南海，站在好爸爸的肩膀上，所以能夠獲得令人炫目的成就。

他本來可以走得更遠，但是他放棄了，他本來可以讓自己的聰明才智服務於更多人，但是他放棄了，因為他拒絕了資源優勢方的邀請。

1864年，主張開辦洋務的改革家郭嵩燾出任廣東巡撫，成立廣東地圖測繪局，邀請鄒伯奇等人負責測繪專事。他去了，因為不需要離開廣東。

曾國藩在上海創辦近代第一個軍工企業——江南製造總局時，邀請鄒伯奇到上海任職，校訂所翻譯的西方科技著作，招收門徒講授數學。兩次誠懇邀請，鄒伯奇皆委婉拒絕。他不去，因為需要離開廣東。

江南製造總局

這是他的第一個錯誤選擇。這就相當於創業過程中，有一個早就解決了盈利模式且實現正現金流的CEO看上你的技術，邀請你成為分公司的職員，未來有機會成為高管、合夥人，你居然說“我不去”。

那些追隨曾國藩的能人志士，後來多數都混得不錯。

根據容閎在《西學東鑑記》的記載，鼎盛時期，“各處軍官寄於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幕僚又有100多人，此還更有候補官員、懷才志士，以及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家無不聚集，各盡其才。”

在眾多幕僚之中，其中有四人名聲最響，被稱為“曾門四子”或者“曾門四學士”，他們分別是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

他們未必人人都有高官厚祿，但是保一箇中產位置是沒問題的。

何況，曾國藩對手下人的保舉從來都是不遺餘力的。

鄒伯奇錯失第一次階層、財富躍升的機遇。

1866年，北京同文館增設天文、數學等科。郭嵩燾推薦鄒伯奇“專精數學，請把他安排在同文館任職”，向皇帝保舉。後來他再次推薦“官生員鄒伯奇、李善蘭赴同文館差委”。同治皇帝兩次下聖旨召鄒伯奇赴京任教員，可他卻兩次借身體不適而“堅以疾辭”不就。

北京同文館

人家是“天子呼來不下馬”，鄒伯奇是“天子呼來不上任”，他有極大的概率可以混到類似於中國科學院院士這樣的位置，由此可以通過與郭嵩燾、曾國藩的交往，獲得更多的從事科學研究的資源、資金以及政治支持，他居然放棄了。

鄒伯奇錯失第二次和第三次階層、財富躍升的機遇。

這是鄒伯奇的損失，其實也是中國科技的巨大損失。

1869年，鄒伯奇在南海泌衝逝世。

同年，俄國化學家門捷列夫發現元素週期表。

美國近代工業化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條橫貫北美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建成通車。

中國與世界的科技差距在漸漸拉大。

回到個體故事本身的結論就是：不要輕易拒絕資源優勢方的邀請，也不要執著於鄉土情愫或者未來職位是否穩定，甚至也不要以親情為念，個人獲得的機會、財富和對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的貢獻恰恰就是來源於那些一往無前的勇氣和折騰。

鄒伯奇拒絕去外地工作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為有老母需要贍養。這個理由和我的一位熟人長輩很像：若干年前，廣州尚未騰飛，有一位房地產老闆邀請他到廣州工作，他說孩子很小，老母需要贍養，不想去。如今，這家房地產公司市值令人炫目，同一年進去的人早已香車豪宅。他還在苦苦計算自己的退休工資是否夠用、萬一有事要向誰借錢。

很多人不敢不願離開本土本鄉的原因和藉口就是為了孩子。其實，他們到了一定年齡就會明白，孩子固然需要你，他們更需要你的錢。或者換個委婉的說法，他們更需要你的經濟支持。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你或者你的父輩可能已經錯過了多次機遇，那麼，不要錯過下一次。

不是每一箇中產家庭都能保住永遠保住中產家庭的位置，要麼向上，要麼向下，無可迴避。

不是每一個專注專心勤奮的人都能保住中產階級的身份，因為時代永遠在變，你也要因時而變。

李嘉誠如果當時執著於做塑料花廠，那就沒有後來的李超人。

蘋果公司如果專注於做個人電腦，可能早就破產幾百次了。

所以，因時而變才是制勝之道。

漢代桓寬在其著作《鹽鐵論》中有言：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

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與大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