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会开车从佛山南海大沥镇的泌冲附近经过，我知道“中国照相机之父”邹伯奇长眠于此，而且还曾特意去伯奇公园转了转。

最近广州289影像展厅正在举办“伯奇杯中国创意摄影展”，因为距离我工作的地点很近，而且我对科学家邹伯奇很有研究的兴趣，所以去转了转，再次感叹这位天才的英年早逝。而且他一生中与多次机遇失之交臂，现在看来，仍然让人扼腕叹息。

邹伯奇

先说结论：人这一辈子不可太“拙”，要因时而变，而且要在条件尚可的情况下居安思危。但凡有贵人出现，或者有贵人拉你时，必须上车。

优秀的前提：好爸爸+优势地域+丰富信息流

1869年5月，邹伯奇在贫病中去世，终年只有50岁，可谓天妒英才。

邹伯奇是谁？他是清朝的“牛顿”，是近代科学先驱和广东历史文化名人，曾独立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和参与测绘画出第一张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且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研究造诣颇深，获“中国照相机之父”“中国近代史百科全书式人物”等美誉。

邹伯奇的一生同时也是从中产逐渐变为穷人的过程，他的声誉与发明创造不断走出上升曲线，他的财富却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一直在创造发明、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前行，而这是需要烧钱的，烧着烧着，他就

他一生有诸多成果，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成书，因为他根本没钱出书，后来是一位好友出资，在他身后才有了著作面世。

邹伯奇1819出生于南海，终其一生没有走出岭南。当时的岭南其实是信息丰富的相对开放之地，国外的信息交流不断传入，因此邹伯奇诞生于斯时斯地，有一定的地域优势。

邹伯奇的父亲是他科学思想的启蒙人，邹父之所以有这样的素质，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岭南门户与当时内地省份相比，在科技信息的流动量上有天壤之别。

而且南海这个地方，从明朝以来就产生了较为活跃的商业基因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精明的头脑不断迭代、遗传，到了清朝末年已经算是一个小高潮了，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力，孕育出一批具有初步科学素养的人，邹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有个好爸爸很重要，有个具备某种特殊素质或者特别有钱的爸爸极其重要。

如果这个好爸爸有钱，可以捐栋楼给哈佛，娃就可以轻松进哈佛。如果这个好爸爸有科学素养，可以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可以青史留名。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除了好爸爸之外，地域和信息流是我一直强调的重点。

邹伯奇铜像

三年前，我一朋友老A在深圳赚了钱，觉得很累，然后就把深圳的多套房子卖了，留了两套，公司股份没动，每年分红就够一家人开销，然后回老家的三线城市去养老，他赚的钱确实够他花三辈子了。

回去不到半年，他就后悔了，他说不是生活是否便利的原因，而是自己觉得信息流完全停滞了，自己衰退得很快。

孩子跟他一起回到老家，很快就和深圳的伙伴拉开了差距，无论是眼界，还是接受的教育水平。

一年后，他灰溜溜回了深圳。用他的话说：“故乡其实已经回不去了，以为自己能回去，那只是一种幻觉。为了孩子，我这辈子也只能长居深圳了。”

邹伯奇当时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具备了三个因素：好爸爸+优势地域+丰富信息流。

这些年来一直有一个论调：农村的孩子上清华北大越来越难了。

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那些居于优势地域的中产和富裕家庭用了这个国家能用得上的所有顶级教育资源，不要说秒杀农村的孩子，而且秒杀了三四五线城市的孩子，基本上封死了他们获取优质教育的道路，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方式合理合法。怎么办？流动到优势地域去！

一线城市的人们移民出国，三四五线城市的人们蜂拥进一线城市，不是因为他们傻，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选择对孩子的未来有多重要。

你贪图的安逸和稳定，你躲避的艰苦与痛楚，最终都会在你的孩子身上付出双倍的利息，或者是P2P一样的暴雷。

不要轻易拒绝资源优势方的邀请

邹伯奇起于南海，站在好爸爸的肩膀上，所以能够获得令人炫目的成就。

他本来可以走得更远，但是他放弃了，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务于更多人，但是他放弃了，因为他拒绝了资源优势方的邀请。

1864年，主张开办洋务的改革家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成立广东地图测绘局，邀请邹伯奇等人负责测绘专事。他去了，因为不需要离开广东。

曾国藩在上海创办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时，邀请邹伯奇到上海任职，校订所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招收门徒讲授数学。两次诚恳邀请，邹伯奇皆委婉拒绝。他不去，因为需要离开广东。

江南制造总局

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选择。这就相当于创业过程中，有一个早就解决了盈利模式且实现正现金流的CEO看上你的技术，邀请你成为分公司的职员，未来有机会成为高管、合伙人，你居然说“我不去”。

那些追随曾国藩的能人志士，后来多数都混得不错。

根据容闳在《西学东鉴记》的记载，鼎盛时期，“各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幕僚又有100多人，此还更有候补官员、怀才志士，以及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聚集，各尽其才。”

在众多幕僚之中，其中有四人名声最响，被称为“曾门四子”或者“曾门四学士”，他们分别是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

他们未必人人都有高官厚禄，但是保一个中产位置是没问题的。

何况，曾国藩对手下人的保举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邹伯奇错失第一次阶层、财富跃升的机遇。

1866年，北京同文馆增设天文、数学等科。郭嵩焘推荐邹伯奇“专精数学，请把他安排在同文馆任职”，向皇帝保举。后来他再次推荐“官生员邹伯奇、李善兰赴同文馆差委”。同治皇帝两次下圣旨召邹伯奇赴京任教员，可他却两次借身体不适而“坚以疾辞”不就。

北京同文馆

人家是“天子呼来不下马”，邹伯奇是“天子呼来不上任”，他有极大的概率可以混到类似于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样的位置，由此可以通过与郭嵩焘、曾国藩的交往，获得更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源、资金以及政治支持，他居然放弃了。

邹伯奇错失第二次和第三次阶层、财富跃升的机遇。

这是邹伯奇的损失，其实也是中国科技的巨大损失。

1869年，邹伯奇在南海泌冲逝世。

同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

美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

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差距在渐渐拉大。

回到个体故事本身的结论就是：不要轻易拒绝资源优势方的邀请，也不要执着于乡土情愫或者未来职位是否稳定，甚至也不要以亲情为念，个人获得的机会、财富和对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贡献恰恰就是来源于那些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折腾。

邹伯奇拒绝去外地工作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有老母需要赡养。这个理由和我的一位熟人长辈很像：若干年前，广州尚未腾飞，有一位房地产老板邀请他到广州工作，他说孩子很小，老母需要赡养，不想去。如今，这家房地产公司市值令人炫目，同一年进去的人早已香车豪宅。他还在苦苦计算自己的退休工资是否够用、万一有事要向谁借钱。

很多人不敢不愿离开本土本乡的原因和借口就是为了孩子。其实，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孩子固然需要你，他们更需要你的钱。或者换个委婉的说法，他们更需要你的经济支持。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或者你的父辈可能已经错过了多次机遇，那么，不要错过下一次。

不是每一个中产家庭都能保住永远保住中产家庭的位置，要么向上，要么向下，无可回避。

不是每一个专注专心勤奋的人都能保住中产阶级的身份，因为时代永远在变，你也要因时而变。

李嘉诚如果当时执着于做塑料花厂，那就没有后来的李超人。

苹果公司如果专注于做个人电脑，可能早就破产几百次了。

所以，因时而变才是制胜之道。

汉代桓宽在其著作《盐铁论》中有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与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