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一大會址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根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的建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即，他們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旅法、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
接到開會通知後，除了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因為路途遙遠來不及派代表回國參加，其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都積極響應，推派代表。由於當時黨正在籌建之中，還沒有統一的規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手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特點也不盡相同，黨的活動又處於秘密狀態，因此各地代表的產生方式有所不同，到達上海的時間也先後不一。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後，馬上開會討論人選問題。劉仁靜後來回憶說：“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張國燾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因此在代表產生後，他便立即動身赴上海。劉仁靜則在1921年6月底才動身，他與鄧中夏、黃日葵同行，從北京乘車南下，於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南京年會。隨後，劉仁靜離開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時已是7月7日左右。
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據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在1952年回憶此事時說：“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後來回憶說：“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
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過濟南時下車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大明湖的遊船上詳談了一次。張國燾離開後不久，他們也乘火車南下，大約在6月下旬到達上海。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後，便在黨員譚植棠家中召開會議，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廣州黨組織的成員外，陳獨秀、包惠僧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推選陳公博為廣州代表。他於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勵莊從廣州出發，經由香港轉赴上海。陳公博在1944年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赴上海參加會議。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向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如東京的施存統、鹿兒島的周佛海發了信。這時，施存統到日本時間不長，功課也緊，便推薦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周佛海後來回憶說：“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陸續來到上海。除陳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外，大多數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後改為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博文女校開辦於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是黃紹蘭，約有學生100人。李達夫人王會悟承擔了為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
至此，13位代表會聚於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發生了。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內容選編自李穎著：《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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