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年羹尧手握重兵,雍正帝是采取什么手段解除他的兵权?

天山在的来客


有人说年羹尧手下有几十万军队,雍正摆平他似乎让人不理解。

其实,年羹尧没有几十万军队。雍正时期,全国军队人数不过五十多万人而已。从康熙五十年后的西南运兵,常常是三四万而已;西北用兵时,年羹尧、岳钟琪等人共掌兵力也不够十万。但请注意,他们无论调兵还是布防以及军事计划都要事先禀报雍正。

对其解职、废掉年羹尧的亲信等都非常顺利。年羹尧和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一样,基本属于“安稳接受、引颈受戮”。

(1)清朝的制衡体系非常完善

至于有人拿年羹尧手下人做督抚也视作自己的军事范畴,这其实太小看“制衡”了。

督、抚只是指挥者,掌兵者却是总兵,且一省内起码有“十个互不统属的部门”。比如你巡抚运筹粮草但主要干事儿人却是布政使,布政使归户部官,你巡抚只是等级上高于或平级,但布政使可不是巡抚的下属。再加上,隐形“特务系统”,制衡的力量无处不在。

另外,还有按察使、学政、将军等都和你不是直属关系,巡抚、总督的制衡者还有很多,而且你能否坐稳巡抚、总督也要看你的能力以及你的根基和坐此职长短。对于这些人,雍正对付年羹尧都仅仅是“圣旨”就能削其权,其他人更不在话下了。

(2)年羹尧没有控制军队的可能性,军粮、职务任命、供给皆可皇帝“从容”任命,皇帝根本不惧你

年羹尧控制在多的军队也没用,人家不怕他,特别是军事将领间。别人怕他、敬他更不是因为他有军功。

“军功”“战功”在我们凡人、后人看来很牛,但在许多将领看来不服气的人可能更多。诸如“不就是皇帝信任你嘛,让我打比你强得多”的人,永远是大面积存在的。不断地让你的下级有取代你的心,是制衡的主要办法。

(3)明清儒家“忠君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年羹尧的汉八旗身份,他根本没有“造反”的可能。但其“武人性格”导致“蔑视皇权”引来杀身大祸

年羹尧作为已经被满化的汉人,其奴才身份很难使其有“造反”的可能。再加上,自宋后,和平时期军事将领权力再大都不敢造反。明初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哪个不是牛气哄哄,但在朱元璋的屠刀下哪个不是引颈受戮?

因此,年羹尧的种种“蔑视皇权”的行为,我们只能说其“武人性格”导致。


坐古谈今


都说年羹尧的手底下有几十万的军队,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却被雍正皇帝简简单单的就摆平了。事实上,年羹尧并没有几十万的军队,在雍正时期全国的军队加起来也只是50多万人而已。在西北方向调遣士兵时,年羹尧总共控制的士兵也就10万人而已,而且年羹尧在使用这些士兵之前,还需要向雍正报告,才能进行下一步。

年羹尧对于自己被解除职位和自己周围的亲信被废掉表示接受,也没有进行什么大的反抗。当时清朝的制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指挥的是一拨人,掌管兵马的又是一拨人,而且,一个省市之内有十个互相不统属的部门,制衡的力量简直无处不在,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势力。

许多地方都不是直属关系,你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呆的长长久久,都是靠着你自己的实力,靠着你稳固的根基来的。对待这些人,雍正皇帝对于年羹尧只要下“圣旨”就能把他的权力剥夺,其他一些官员更是不在话下。其实,年羹尧他也没有可能会去控制军队,军队中的粮食以及军队中职位的任命,都是皇帝自己一个人去做的,皇帝根本不害怕你。

年羹尧即便控制着再多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皇帝不怕他。再者,明清时期的儒家忠君思想已经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年羹尧是汉八旗身份,他也没有造反的可能,作为一个被满化的汉人,他的奴才身份使得他很难会有造反的想法,再加上从宋朝以后,和平时期的军队将军,就算权力再大也不敢轻易去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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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手握重兵也没有用,他的兵权是皇帝给的,皇帝说拿走随时可以拿走。



历史上可以造反的部队不多,比如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还有袁世凯小站训练的新军,这些部队都是私人部队,养这些部队经费都不是皇家出的。这些部队军人只听主人命令不听皇帝指挥,他们才是可以造反的部队。所以赵构害怕岳飞造反,慈禧害怕曾国藩造反,载沣害怕袁世凯造反。

年羹尧手握十几万军队,吃粮是皇家给的,军饷是国家发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国家养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不是用来造反的。



据说雍正到年羹尧部队慰问,夏季天气很热,雍带让人把带来的西瓜分给士兵吃,没有一个敢吃的,年羹尧发话了,士兵才敢吃西瓜,似乎年羹尧在部队有绝对权威。但那是部队纪律,要知道古往进来纪律都是服从政治的。部队是雍正养的部队,只是让年羹尧带管,要是让十几万部队一起跟着年羹尧造反根本没有可能。少量的年羹尧的亲信跟着他一起走,这是有可能的。



雍正要收拾年羹尧,并没有太多的担心。当然为了以防万一,雍正还是讲究一些策略的。他先是密诏交代岳钟琪做好防范和准备接任年羹尧工作,同时让图里深带圣旨去西北宣召,调年羹尧任杭州将军。年羹尧离开了西北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还没到杭州就又被贬为杭州参将,一连几道圣旨下来年羹尧就成了城头看门的。

雍正解除年羹尧的兵权,比收拾他的兄弟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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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观史


谢谢炒米视角的问题,我来答:

在解除年羹尧的兵权之前,雍正帝是有一定准备的。

朝廷上下一致弹劾年羹尧,且年羹尧对雍正帝的大不敬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拿下年羹尧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图片来自影视资料)

正好,被雍正帝派往大西北监视并控制年羹尧军饷的孙嘉诚让年羹尧给杀了,孙嘉诚是朝廷的柱石,敢直言纳谏,这是人人知道的事。

孙嘉诚是甘肃巡抚,执行着雍正帝的新政的推行,也受到了年羹尧的阻绕。

本来派孙嘉诚在年羹尧的身边是有深刻含义的。
(图片来自影视资料)

雍正帝是想;你年羹尧一看到孙嘉诚似乎应该有所警觉,有所收敛,觉得就像雍正帝在身边一样,时刻提醒你年羹尧就是一个奴才,不要妄想这边一块云,那边一片雨的,哪成想年羹尧他胆大包天竟然给孙嘉诚杀了!

此时的雍正帝真正的火了!但是雍正帝还是没想杀了年羹尧,毕竟他是自己府里出去的奴才。

还有一层就是年羹尧的妹子年氏是雍正帝的妃子,且年羹尧立有大功,如果杀了他,难免天下人会说雍正帝杀功臣,有兔死狗烹之嫌。
(图片来自影视资料)

但是必须要解决他了!雍正帝作了如下调动,又下了几道密旨:

一,令张廷玉全权负责处理此事。

二,令岳钟琪接管大将军一职并全部撤换原将佐。

三,云、贵、川、陕、甘宁密切监视西北大营,如有异动可就地缴械。

四,派图里深率亲兵前往宣诏,如不奉诏就地正法。
(图片来自影视资料)

经过雍正帝的秘密处置和上书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的周密部署,在年羹尧毫不知晓的情况下,顺利的解除了年羹尧的兵权。

此时的年羹尧还做着他的春秋大梦,搂着蒙古胖妞寻欢作乐呢!
(图片来自影视资料)

当图里深拿着雍正帝密诏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宣读:

是鬼神夺走了你的魂魄的时候,年羹尧这次如梦方醒,刚明白过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杭州将军。
(以上图片来自影视资料及网络)欢迎网友们一起互动、评论、留言必回复!


日尧居


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帝其实也不需要采取什么手段,完全可以将任何一位将领解除兵权,而出于稳妥,做些适当的安排即可。

不少人觉得,年羹尧当时手握重兵,虽然不比封疆大吏,但却也不是那么可以轻易撼动的。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误解。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清代的军队和君臣关系,之后的事情便很好理解了。

入官后的清代军队,是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同时另有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种情况直到晚清时才逐渐改变。但是,尽管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兴起了地方团练,清末又组建了新军,八旗系统一直是清代军队的重中之重,而满洲八旗则更是清朝统治者最为倚仗的军队。

作为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清代八旗有着一整套领导和监控体系,而他们虽然有各级领导,但所效忠的却仅有一人,那就是皇上。在西北用兵时,不仅是当时的年羹尧也好,还是之前的康熙十四子、雍正的胞弟胤禵,也不过是皇帝的臣子。清代的臣子,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满汉皆同,即便很少有人这么说,但这确实事实。

这种情况的最终实现,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调整。但可以肯定的是,到雍正帝时,古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即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是这样,雍正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而谈到雍正处置年羹尧,也是一步步进行的。最初,雍正先是把年羹尧从西北调走,解除其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但此时不少人见年羹尧已经大势已去,便纷纷趁机对其进行检举参劾。雍正帝则很快下令将年羹尧逮捕回京,进行会审。最终,煊赫一时的年羹尧身败名裂,被赐自尽。

可以说,在雍正时期,清代的君主专制已经发展至顶峰,根本不存在什么“手握重兵”的大臣和将领,皇帝用他、宠他,他便可以显耀、得势,而一旦决定不用他,一道旨意便可令其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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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内靠隆科多,外仗年羹尧”,在经历九子夺嫡事件之后成功登基。

雍正皇帝的上位离不开年羹尧的帮助,年羹尧追随雍正为雍正打江山,而年羹尧的妹妹也是雍正的妃子,可以说二人的关系是十分亲近的。

但是好景不长,成为抚远大将军、加封一等公的年羹尧开始变得贪婪、嚣张跋扈,甚至不把雍正帝放在眼里。

手握重兵的年羹尧已然成为雍正心中的一大心患,但是毕竟年羹尧是一直忠心追随于他的臣子,如果突然将他治罪必然会给后世留下兔死狗烹的坏名声。

而且此时的年羹尧已是朝中的重要人物,党羽亲信遍布朝廷于军队地方,如果处置不好,还可能带来其它的变故。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随着越来越多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被呈上来,雍正为了江山社稷着想,还是决定要处置年羹尧以免成为后顾之忧。

但是年羹尧的势力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铲除的,必须步步为营才能解决年羹尧集团。所以雍正以各种理由将年羹尧的亲信派往全国各地。

之后雍正便做出以下决定:

一,令张廷玉全权负责处理此事。

二,令岳钟琪接管大将军一职并全部撤换原将佐。

三,云、贵、川、陕、甘宁密切监视西北大营,如有异动可就地缴械。

四,派图里深率亲兵前往宣诏,如不奉诏就地正法。

年羹尧自知无力抵抗,便束手就擒。

朝廷议政大臣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雍正念及旧情,赐其狱中自裁。


我是三分简史,一名国史研究者!


三分简史


对于胤禛能顺利当上皇帝,民间也广泛流传着他“内靠隆科多,外仗年羹尧”的说法。而当雍正帝皇位稳固的时候,作为最详知内幕的两个功臣的末日也就到了。当初的功臣则成为他的心腹大患,不难想象“兔死狗烹”也就成为雍正帝对付自己“帮凶”的方法了。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声称康熙帝临终前曾向隆科多口述传位皇四子,而隆科多在被捕后却供认:先帝宾天时,他并不在御前,也未派任何人近御前。对于康熙帝临终前有没有“顾命托孤”,去世当天有没有宣读遗诏,这在《清圣祖实录》和《清世宗实录》中都没有记载。经查找,最早见于官方记载的是在雍正二年下半年的《上谕八旗》和《雍正朝起居注》,向国人公示时间则是雍正七年下半年,见于《大义觉迷录》一书的记载。

由此可见,康熙帝向隆科多口述传位皇四子这件事情是雍正帝一手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步兵统领阿齐图来到京师刑狱前,向关押在这里的原川陕总督年羹尧传旨:

历观史书所载,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为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实心报国,尽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果忍为之乎?……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你自裁……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年羹尧听罢,却迟迟不肯自裁,然而雍正帝决心已下,令年羹尧的冤家对头蔡珽为监刑官,在多次催逼之下,年羹尧最终不得不上吊自杀,至此,一代名将“年大将军”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毙命。

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就对年羹尧提出过警示:

鸟尽弓藏,古今同概……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似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椎心而泣血者也……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未者乎?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汉族,后改隶汉军镶黄旗。他的妹妹是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因此他是雍正帝的大舅哥。他还是康熙朝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定西将军,平定西藏叛军,之后任川陕总督。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与岳钟琪平青海郭罗克叛乱。雍正元年(1723年)接替十四阿哥允禵任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与岳钟琪讨伐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二年(1724年)平叛后加强西北的统治,并开发西北屯垦,深得雍正帝的宠信,但此时的年羹尧一点没有感觉,现在的雍正帝已非当初的雍正帝了,政权稳固、政治经验丰富的雍正帝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一把无影的大砍刀已经对准了年羹尧,而年羹尧依旧我行我素,居功自傲,行为不加检点,贿赂营私,傲视百官,他所推荐的官员有“年选”之称。不仅如此,他不遵守臣道,吃饭称“进膳”,赏给属员物品称“赐”。他所到之处官员跪迎。种种逾制行为都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因功高骄横,滥杀无辜,遭弹劾查办。同年四月十二日,调任杭州将军。雍正于同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帝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之后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

年羹尧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位才华卓越的军事指挥者,曾著有《治平胜算全书》、《年大将军兵法》等15万字的兵书。康熙帝在世的时候,就对年羹尧比较赏识,称其“实心用事”、“治事明敏”,在官爵上屡屡加封。胤禛称帝后,作为妹夫的雍正帝对他恩赏有加,更是加官晋爵。雍正帝还经常说:“朕福薄,不能得尔十来人也。” 并表示希望能与年羹尧“做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看到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上奏的奏折中有“臣之未能就枕者,已十一夜矣”时,雍正帝批示道:“好心疼心疼,真正社稷之臣。”年羹尧奏:“身面微瘦,精神照常。”雍正帝则批示:“好汉子,铁丈夫,朕少放宽矣。你一身之系如泰山之重,惟有虔诚对佛天佑你平安如意之外,亦无他暇他及也。”而当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回北京时,雍正帝则表现出来欣喜若狂的姿态,多次在奏折上写道:“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乐事!”“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临书不胜欣喜!”“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等等。这种感情的表现,足以体现雍正帝对年羹尧的重视,而这一切均是在胤禛当了皇帝之后。

人们不禁要问:“年羹尧作为一代封疆大吏,何以能得到雍正帝如此宠信?难道仅仅就因为他是雍正帝的大舅哥吗?” 答案非也,这里面有着重大的机密事件。雍正称帝后,年羹尧上奏的第一份奏折里面就明显透露出不可告人的秘密。

署理大将军印务公延信、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为密陈下悃,仰祈圣训,以免贻误事。 窃惟国家大事莫重于用兵,委任人臣莫重于军务。臣等知识短浅,过蒙圣主委任,令会同办理军务,虽思之又思,慎之又慎,难保尽合机宜。是以共相勉励,宁迟毋急,宁慎重毋轻忽,倘有错误,臣等获罪之事甚小,上关圣主用人之处甚大。臣等请嗣后凡有紧要事情先具奏稿密睿览,伏求圣训批示,以便缮折奏闻。虽未免烦渎宸聪,然往返之间,为期不过一月。既经圣虑,自有乾断,不独臣等获有遵循,而军务大事可免错误矣。理合奏明,臣等不胜悚惕之至。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具 硃批:朕安。朕原不欲尔来,为地方要紧。今览尔所奏,尔,尔若不见朕,原有些难处。难处者,军务总事结局处。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若可以来得,乘驿速来。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其余见你面再细细问你。有旨。

在这份奏折里面,年羹尧对雍正帝表示出小心谨慎的设防姿态,不想来北京,而雍正帝则表示:朕原不欲尔来,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为了表示对年羹尧的信任,雍正帝在批示里面还这样评价隆科多: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朕之功臣,其余见你面再细细问你。这时候的年羹尧对于雍正帝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从谕旨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雍正帝有重要事情与年羹尧、隆科多商量,而且是隆科多提议的。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非要年羹尧来北京面谈呢?在批示的一开始说是“军务总事”,后面则隐含着还有其他的重要事情。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年羹尧在雍正帝继承大统上帮助过雍正帝,但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年羹尧对于刚刚即位的雍正帝的重要性,非一般军务大臣所能承担的。雍正帝在批示中口口称没有在跟前的隆科多为“舅舅”,一来表示对隆科多的尊重,二来也是对年羹尧的一种暗示:我虽然是高贵的皇帝了,但依然在心里把你和隆科多当成了亲人,你我之间是亲戚关系,但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却在隆科多之上。

换个角度思考,以上奏折和批示则可以这样理解,在宫中,虽然隆科多帮助雍正帝夺嫡成功,但此时的雍正帝政敌太多,而且有实力最强悍的十四王允在外拥有重兵,一旦允发动军事政变攻击北京,雍正帝的皇位很可能会得而复失,并且可能会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而年羹尧在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上有重兵,因此能够保护北京的安全,保护他皇位的稳固、人身的安全。也因而说此时同样握有重兵的年羹尧对于雍正帝的重要,已经远远超过了隆科多。雍正帝深知这点,自然利用拉关系、套近乎的方法手段笼络年羹尧。雍正帝为了保证年羹尧与隆科多能真正成为自己辅政的左膀右臂,后来干脆自己做主,将年羹尧的儿子过继给了隆科多,也就是出于他的这种政治考虑。

后来的事实也在说明雍正帝用心叵测,正因为有年羹尧这个统兵大员的威慑,十四王允未敢轻易发动兵变,在被解除兵权软禁之后,雍正帝将允的“抚远大将军”权力交给年羹尧管理。年羹尧也因此成为雍正帝最宠信的亲信,滋长了骄横跋扈气焰,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雍正帝皇位巩固后对知情人的陷害打击,用以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和延续。因为年羹尧知道了太多的内幕,也因为后来的年羹尧没有了使用价值,于是,雍正帝抓住年羹尧的一时疏忽错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打击行动。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雍正帝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公开批评年羹尧说:

年羹尧本内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真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雍正帝说年羹尧故意把字写错,其原因在于年羹尧认为自己“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借此,雍正帝故意抹杀年羹尧的青海战功,说年羹尧在青海的战功,也是在可给与可不给之间。原本“朝乾夕惕”是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而写成“夕阳朝乾”不但意思不通顺,还意思大变,把原本说雍正帝勤奋谨慎说成雍正帝快要死了。这是大不敬之罪。

借此机会,在这之后,雍正帝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则干脆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此时雍正帝“必处置年羹尧”的用意很显然了,而此时的年羹尧对雍正帝还抱有幻想,希望雍正帝能放过自己,在三月赴杭州的路上滞留不前,但这却让雍正帝恼羞成怒,雍正帝在年羹尧上奏谢恩杭州将军奏折上这样批复: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现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

这实际上就是雍正帝对年羹尧发出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我决心已下,你必将受制。

有人说年羹尧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是要知道,在罗列年羹尧的92项大罪还没有出炉之前,年羹尧必死的结论就已经在雍正帝心里下定下了。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四日,蔡珽上奏雍正帝奏请提拔张钟办理账务,然而雍正帝的重点则是向年羹尧的政敌蔡珽答非所问的批示,准备处理年羹尧的心路历程和最后决定。

蔡珽(?—1743)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蔡毓荣(?—1699)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雍正二年(1724年),代理四川巡抚的蔡珽与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采铅矿发生矛盾而获罪,此时雍正帝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年羹尧案件。雍正帝为了严厉打击年羹尧,决定利用其政敌来铲除权臣年羹尧,于是不但没有杀蔡珽,反倒重用,授左都御史而监视年羹尧。雍正帝在蔡珽奏折上这样写道:

一大奇事,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来齐化门外土城关内,地方报知提督,带新满洲,虎已出城外河内苇草中。新满洲到已晚,伊等周围执枪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从东便门上城,直从城上到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并未伤一人,直入年羹尧家上房。至天明,新满洲九门等至其家,放鸟枪,虎跳下房,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懍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上述雍正帝在奏折上批示重点圈点出来就是: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直入年羹尧家,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

其大概意思是说:是否杀年羹尧,我还没有想好。在四五天前,我还打算宽恕他,不料在初三那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只老虎来到城里,进入年羹尧的家,最后被官府打死。因为这件事很是奇怪,这是天灾暗示我的意思,于是我联想到年羹尧,决定杀他了。

雍正帝通过老虎事件来判断年羹尧的凶兆,于是在奏折上写下:“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在这里可以看出,雍正帝杀年羹尧的决心比年羹尧罪状的最终出台早了8天。

年羹尧之死,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雍正帝杀人灭口,或者说是借年羹尧之罪而杀人灭口,很难辨析,因为雍正帝不可能让这些文字在历史上留下把柄或痕迹。但大家可以看看与雍正帝继承大统有着重要关系的另一个人物——雍正帝所谓的舅舅隆科多之死,或许就能看出一些真相了。


七贤荟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最终下定决心赐年羹尧以自尽,可以说是颇为无奈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朝臣和朝堂上整体舆论的“倒逼”下,做出的决定。然而,历史上雍正在处死年羹尧的时候,心中并没有如同在《雍正王朝》中的那般“内心挣扎”与“不舍”,反而其决心是无比的坚定,态度也是异常的决绝。

而与此同时,雍正在处理年羹尧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将他的“阴狠”和“腹黑”彰显无遗,并且是以非常“高超”的政治手段将年羹尧至于了死地。


年羹尧,当之无愧的“功臣”,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罪臣”。

年羹尧与雍正的关系自不用说,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将年羹尧家族所在的镶白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一佐领下全部划归雍正统领,整个年家便与雍正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联,年羹尧也就此正式成为了雍正的“藩邸故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雍正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王府侧福晋,这又使得年羹尧成为了雍正的大舅哥,两家人就此有了更加直接而又异常紧密的利益关系。

于是,在“九子夺嫡”的进程中,年羹尧无疑是雍正最为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登基之后,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又进而成为了雍正在地方封疆大吏中最为重要的拥护者。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使得刚刚登基的雍正陷入了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皇位稳固也受到了极大挑战,而这个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年羹尧。

一方面,是因为年羹尧常年在西北地区领兵平叛,对于整个西北的战局走向、民族风情、山川地理等非常的熟悉,并且在西北现有的军队中,年羹尧有着极高的威望。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年羹尧和雍正的特殊关系,使得雍正只有将此时全国数量最为庞大的军队交给他的这位大舅哥,才能真正的放心和安心。

于是,雍正将年羹尧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前往青海平叛。

《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可谓是颇费周章,不仅前前后后打了两年的时间,几乎掏空了整个国库,而年羹尧本人更是生活奢靡、铺张浪费,尽管最终平定的叛乱,但是雍正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而历史上的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过程却与《雍正王朝》中的演绎恰恰相反。

年羹尧本人是极度节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来形容都不过分。而与此同时,年羹尧的军事天赋也在此次平叛过程中予以充分展现,前后仅耗费四个月,与叛军直接交战的时间更是少到只有不足二十天,包括部队的伤亡、粮草辎重的损耗都是非常之少。可以说年羹尧是极小的代价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全歼叛军部队,罗卜藏丹津本人更是化妆成一妇人才得以逃脱,此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而伴随着罗卜藏丹津叛乱快速被平定,雍正的皇位也就此稳固,立下如此不世之功的年羹尧也被雍正奉为了“恩人”般的存在。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权势地位到达巅峰的同时,年羹尧也开启了“自我作死”之路。

一来,年羹尧居功自傲,目无君主。

此时的年羹尧是真的把自己当成是雍正的“恩人”,其行为相较于《雍正王朝》中所说的“用膳”、“翻牌子”等等,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雍正面前,他都不顾君臣礼仪,当面“箕坐”。此时的雍正并没有拘泥于年羹尧的这些“小节”,这也使得年羹尧浮夸的行为举止开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二来,就是年羹尧贪赃枉法,生活也开始极度奢靡起来。

年羹尧一改其在平定罗卜藏丹津过程中的节俭作风,生活极度奢靡,并且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不断网络财富。

三来,年羹尧也就此开始结党营私。

他仰仗雍正对其的信任与器重,开始把持官员的任免与升迁,官场称之为“年选”,与此同时他又在不断培植党羽,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弄得朝堂上是乌烟瘴气。

年羹尧的如此行为引得了雍正的巨大不满,只不过此时的雍正鉴于年羹尧巨大的功劳,并且考虑到自己又是刚刚对年羹尧全家都进行了极尽的封赏,贸然处置会令自己的皇权威信受到折损,于是选择了忍让。

但是,年羹尧拙劣的表现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终于让雍正对其是忍无可忍,于是雍正就此下定了处置年羹尧的决心。


雍正的“腹黑”在处理年羹尧的过程中,可谓是尽显无遗。

正如前文中所说的,尽管此时的雍正对于年羹尧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是他对于处理年羹尧也是有着自己的担忧。当然,他担忧的并不是年羹尧的权势以及手中掌握的重兵,而是担心自己贸然处理年羹尧会引发朝堂舆论的动荡,威胁到自己的皇权统治。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便采取了一系列“腹黑”的举动,把年羹尧置于不利的舆论境地之下,进而最终一步步将其送往了生命的尽头。

首先,雍正借由年羹尧的“死对头”蔡珽,暗示自己的想法。

蔡珽与年羹尧的结怨是在康熙朝时期,当时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并且署理四川巡抚事务,后来蔡珽到任四川巡抚,并与年羹尧在诸多方面产生了矛盾,两人关系就此交恶。在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权势地位到达巅峰的时候,他开始以权谋私对蔡珽进行了构陷与迫害,使得蔡珽被议罪并被判处了斩监侯。

这个时候的雍正已经对年羹尧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于是他不仅赦免了蔡珽的死罪,还将其任命为左都御史,专门负责调查年羹尧的种种罪行。

雍正将蔡珽赦免并委以重用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告知朝堂官员自己想要动一动年羹尧的想法,而上至六部九卿,下至地方督抚的各级官员,对此也是心领神会。

其次,雍正借机将年羹尧调离他的“西北老巢”。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的时候,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 “祥瑞”之兆,使得群臣纷纷写诗做赋,敬上贺表,向雍正祝贺。这个时候的年羹尧也向雍正上疏庆贺,但是在他的文章中,误将“朝乾夕惕”写作了“夕惕朝乾”。

于是雍正对此开始“大做文章”,认为年羹尧此举是大逆不道,将“朝”与“夕”调换位置就是在诅咒自己早点去世,好让新君得以继位。与此同时,雍正更是指出进士出身、有过翰林院任职经历的年羹尧犯这样的错误绝非“粗心”,而是完完全全就是“有意”而为之,对此雍正表现出了极大愤怒之情。

当然,这实际上纯粹是雍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找理由将年羹尧进行贬谪。

于是,年羹尧从“抚远大将军”的位置上掉了下来,被任命为杭州将军,统领军队的人数由十多万人,骤减到只有几千人。而在此期间,年羹尧的曾经的党羽与亲信,也遭到了雍正的打击,使得其在西北的固有势力土崩瓦解。

再次,就是雍正暗示、授意大臣们对年羹尧进行弹劾。

这一期间,此前被雍正安排调查年羹尧罪证的蔡珽,不断将年羹尧所犯的罪行予以披露,而雍正也借机“添油加醋”,进而鼓动官员们上疏弹劾,特别是那些年羹尧的同党、旧部或者与年羹尧有过交往和关联的官员们,更加对其强调现实的严重性。

一时间,弹劾年羹尧的奏折如同雪花一样飞向了北京,所有官员一边痛斥年羹尧的不端行为,一边极力撇清与年羹尧的关系。

最后,雍正为年羹尧定下了“九十二条大罪”。

在这“九十二条大罪”中,包括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这其中,抄家灭门、处以极刑的罪过多达三十条。但是雍正还是念及年羹尧的功劳以及同年家的特殊关系,仅仅是赐年羹尧自尽,杀掉其子年富,至于年家的其他人包括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长年希尧以及年羹尧的其他儿子,则没有过多的牵连。

而实际上,雍正在将年羹尧议罪后,并没有马上将其处死。原因就在于年羹尧那位嫁给雍正的妹妹年氏。

雍正对于年氏是非常的宠爱,两人感情深厚。在雍正处理年羹尧期间,年氏病重,雍正为了害怕担心而加重病情,还可以将此隐瞒。后来,雍正为了给年氏“冲喜”,将其册封为敦肃皇贵妃,以示恩宠,只是天命不假,在年氏受封皇贵妃后的第三天便去世了,而年羹尧也就此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

就这样,在年氏去世后一个月,年羹尧被雍正下旨赐死,结束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


可以说,这一整套计谋与手段,是雍正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在处置隆科多、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禩以及九阿哥胤禟的过程中,雍正都是用到的这样的方式。

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步,先向朝臣暗示态度,制造舆论;第二步,进行调离后者隔离,做好后续工作的铺垫;第三步,暗示官员上疏弹劾,籍此营造“官场动荡”、“民怨沸腾”的舆论环境;第四步,宣布大罪,但是予以一定的从轻处分,以显怀柔之道。

于是,雍正就这样,在每一次都看似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做出决定,而在最后的处置过程中,他还不忘以“宽和”与“仁德”为自己塑造正面的形象,这份“腹黑”可谓彰显无遗。


雍亲王府


【米瑞君】的观点:许多事情的真相,光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看似年羹尧统领数十万大兵,但是真正的兵权根本不在他手里。他只是借着兵力为皇帝打仗而已。在清朝这样一个集权制达到顶峰的封建王朝,一切生杀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解除年羹尧的兵权并不是什么难事。


年羹尧战功赫赫,却不懂得低调避锋芒,拎不清自己的位置让他一步步滑入深渊

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正因为如此雍正非常器重他,而且还在信中诚挚地表达了对年羹尧的赞赏和感谢之情: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之后便是对年羹尧的大力奖赏,功名利禄在一夜之间全得到了。年羹尧的人生达到辉煌顶点,此时的他不懂得躲避出头露面的机会,反而志得意满,做事非常高调。

在边境时,年羹尧让蒙古王公必须跪拜自己;赴京路上,他让总督巡抚们跪地迎送。而这两种礼节都是臣对君的礼节。年羹尧不合身份的要求,逐渐传到了雍正的耳朵里。

年羹尧平定叛乱后,二次进京面见皇上竟然没有跪拜,态度傲慢,举止无礼,这说明他心理极度膨胀,拎不清自己的位置了,雍正大怒,对年羹尧的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面对不可一世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羹尧,雍正开始着手接触他的兵权,并让他再无翻身机会

首先是陷年羹尧于孤独之境地,雍正把年羹尧的心腹从他身边支走,并全部安排在边远地区,以此减少他们的联系和感情,削弱年羹尧的势力。

其次是革去年羹尧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之职,朝中官员一看年羹尧失宠,就纷纷上奏年羹尧的罪状,年羹尧大势已去,再怎么挣扎也不似之前辉煌了。

再次是雍正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接洽失去兵权的年羹尧的工作:对年羹尧的处理由军机大臣张廷玉全权负责;由岳钟奇来接管年羹尧的大将军一职,原来的副手全部换掉;与青海新疆相邻的省份总督要密切关注大西北的动静,随时做好应战准备;雍正派大内侍卫图理琛率领精兵前往川陕宣读诏书,不奉诏的官员可以就地正法。

所以,在年羹尧还沉睡在自己美梦中时,雍正联合张廷玉将他的兵权彻底解除。之后,年羹尧被任命为杭州将军,可是仅仅25天之后,他就被剥夺了全部职权,他的人生也走到尽头了。雍正三年底,年羹尧被赐自裁,用一条白绫了结残生。

臣子的功成名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光耀门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另一方面,来自君主的猜忌和不满,又让有功之人不能自由而彻底地享受荣华富贵,一旦越界,可能就招来杀身之祸。自古至今,像年羹尧一样功高但被杀的例子举不胜举。

王朝是皇帝的,但凡臣子表现出哪怕扑风捉影的不轨之心,皇帝也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一个功高又傲慢的人是最危险的,就像年羹尧,从神坛到地狱,只隔了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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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帝其实也不需要采取什么手段,完全可以将任何一位将领解除兵权,而出于稳妥,做些适当的安排即可。

不少人觉得,年羹尧当时手握重兵,虽然不比封疆大吏,但却也不是那么可以轻易撼动的。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误解。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清代的军队和君臣关系,之后的事情便很好理解了。

入官后的清代军队,是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同时另有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种情况直到晚清时才逐渐改变。但是,尽管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兴起了地方团练,清末又组建了新军,八旗系统一直是清代军队的重中之重,而满洲八旗则更是清朝统治者最为倚仗的军队。

作为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清代八旗有着一整套领导和监控体系,而他们虽然有各级领导,但所效忠的却仅有一人,那就是皇上。在西北用兵时,不仅是当时的年羹尧也好,还是之前的康熙十四子、雍正的胞弟胤禵,也不过是皇帝的臣子。清代的臣子,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满汉皆同,即便很少有人这么说,但这确实事实。

这种情况的最终实现,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调整。但可以肯定的是,到雍正帝时,古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即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是这样,雍正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而谈到雍正处置年羹尧,也是一步步进行的。最初,雍正先是把年羹尧从西北调走,解除其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但此时不少人见年羹尧已经大势已去,便纷纷趁机对其进行检举参劾。雍正帝则很快下令将年羹尧逮捕回京,进行会审。最终,煊赫一时的年羹尧身败名裂,被赐自尽。

可以说,在雍正时期,清代的君主专制已经发展至顶峰,根本不存在什么“手握重兵”的大臣和将领,皇帝用他、宠他,他便可以显耀、得势,而一旦决定不用他,一道旨意便可令其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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