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陵蹲狮／桥陵狮／顺陵狮
乾陵狮／桥陵蹲狮／兴宁陵狮
永康陵蹲狮
兴宁陵蹲狮
乾陵蹲狮
乾陵蹲狮
献陵立虎
昭陵走狮
昭陵走狮
顺陵走狮
顺陵走狮
桥陵蹲狮
桥陵蹲狮
建陵蹲狮
顺陵走狮／桥陵蹲狮
桥陵蹲狮／顺陵蹲狮
定陵蹲狮
献陵华表基座
献陵华表
泰陵华表／桥陵华表／乾陵华表／献陵华表
乾陵无字碑 碑头雕刻
乾陵述圣记碑力士雕像
帝陵凿筑
唐代帝陵从唐太宗李世民葬九嵕山开始，除唐武宗端陵和唐僖宗靖陵外，都构筑在山上。“依山为陵”一方面是为了显示气势雄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盗。陵园的平面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墓室凿在山南的半腰处，高踞陵园北部，为全陵主体建筑，四周筑围墙，分内外两道，内城墙四面设门，南门内修筑献殿。外墙南面有3道门，石刻群（石狮、王宾像、碑石、石人、石马、鸵乌和华表）置于由南而北的第二、三道门之间。第一道门外分布着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此外昭陵因山南地形险阻，在陵北玄武门内修筑1座祭坛，是举行大典的场所，为唐十八陵中所仅有。
帝陵石刻
唐帝陵石雕是一部艺术版本的《资治通鉴》。唐帝陵留下的大量石刻造像，包括石虎、石狮、犀牛、蕃像、石碑、石人、仗马、鸵鸟、翼马、天鹿(独角兽)、獬豸、华表、石羊等十余种。原有石刻(不包括陪葬墓)共一千余件，如今包括残件在内仅存不足五百件。
帝陵石刻的艺术变化，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大唐帝国的兴衰。 十八唐帝陵石刻大致可分为4期：
①、初唐时期，献、昭陵石刻群组合尚无定制，献陵使用石虎守陵，石刻风格雄健有力，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格。
②、盛唐时期，包括乾、定、桥3陵，石刻群组合制度化，石刻群气魄雄伟。
③、中唐以后，包括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石人中出现相对而立的文臣和拄剑武将，石马矮小，石刻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说明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由盛转衰。
④、晚唐时期的章、端、贞、简、靖5陵，石刻体态瘦小，神情萎靡不振，反映了唐王朝政治、经济窘困，已濒临灭亡。
唐陵石刻通常分为三期：第一期(初唐献陵、昭陵)，形制特大，风格雄健，组合尚未形成定制，但对其后影响甚巨。如献陵四神门外置石虎，到乾陵之后易为石狮；昭陵六骏，嬗演为北神门外仗马三对。第二期(盛唐桥陵、乾陵、定陵)，承袭前期形制大的特点，且种类和数量俱增，雕刻精湛，造型生动，组合基本形成定制。如神道上，一般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华表、翼兽、驼鸟、仗马、翁仲及蕃酋像等。第三期(中、晚唐诸陵)，形制趋于卑小，雕刻走向粗简，显露了唐王朝江河日下之势。
附录：
大唐帝陵简介
唐代从公元618年建国，至公元907年灭亡，历时289年。共21帝20陵（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乾陵），除昭宗李晔（ yè）的和陵和哀帝李柷(zhù )的温陵分别在河南偃师和山东菏泽外，其余18座陵墓集中分布在陕西省乾县、礼泉、泾阳、三原、蒲城、富平6县，东西绵延100余公里。几乎与渭水汉九陵成平行一线。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里；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对18陵进行整修，树立题碑。
唐的大陵制度沿袭汉代，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岁月，将堆土为陵转变为依山为陵的产物。唐代290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20位帝王，除去末代两帝不在陕西安葬外，其余都葬在长安以北的塬上，地跨号称“唐十八陵”。陵区一般可以分为3个部分：陵山、陵园（内外城）、下宫和陪葬墓群。
陵山的选择必须要巍然独特、气势俊秀，站在山陵之巅向南近可以俯视整个陵园，向远可以眺望泾、渭大川。当初，唐德宗的葬礼有日本使者参加，他跟随到了嵯峨山，看到其气势壮观，深为震撼，回国后广为传颂，后来把京都近郊一座山命名为“嵯峨山”，太子的宫邸亦称“嵯峨院”，及至太子即位便是历史上的“嵯峨天皇”。
唐代著名石刻：昭陵六骏
1907年 未被破坏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世界上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美术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的古代石刻艺术杰作。
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病逝后，李世民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音zōng)山上修建昭陵。建陵时，李世民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于是，在昭陵北侧祭坛的北司马门内，树立起了六骏的石刻。据考证，六骏以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画作为蓝本雕刻完成，每件宽204厘米，高172厘米，厚40厘米，重达3.7吨。
说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名誉品，一方面因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唐代石刻中少有的现实题材作品。
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独具慧眼的博物馆馆长高登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作为展厅的揭幕展。
为了筹备这个展览，高登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携宝参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古董商卢芹斋也收到了高登的邀请。
一个为筹备中国艺术大展，一个为开辟美国市场，高登与卢芹斋走到了一起。
高登第一次在纽约见到二骏是在1918年3月9日。13日他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
此后的一个月，高登一方面着手把二骏借到博物馆展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买下这两件艺术品。他在给董事长哈里森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我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
高登的确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一眼便发现了二骏的非凡之处。而作为中国文物专家，卢芹斋更加明白它们的价值。一场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由此拉开序幕。
卢芹斋开价15万美元，在90多年前算是天价了。为了能凑足这15万美元，高登四处求告。而卢芹斋的目的只有一个，赶快拿到钱。在高登筹款的日子里，卢芹斋反复发来催款信，一会儿说陷入财务危机，一会儿说其他买家有意购买二骏。
为了稳住卢芹斋，争取更多时间，高登竟说服董事会以2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卢的另两件青铜器。不过，协议中写明，当他们付清15万美元后，可以把青铜器退回去。
此后的两年多里，高登和哈里森四处化缘，可账本上数字的累计速度却像蜗牛爬一样慢，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一位名叫艾尔德里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慷慨捐助。
最终，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长达三年的购买二骏事宜，最终落下帷幕。为此，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
昭陵六骏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二骏被卖到美国后，余下的四骏，又成为各路文物盗贼抢夺的目标。
关于四骏的险些流失过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话说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后，文物贩子毕士博雄心勃勃，誓要搞到另外四骏，让昭陵六骏在宾大团聚。于是，毕士博来到陕西。当时的陕西督军已换成了陈树藩。为了方便盗运，毕士博勾结了陈树藩的父亲—丝绸商人陈配岳。在金钱的驱使下，陈配岳答应协助毕士博偷运四骏。
毕士博和陈配岳到了礼泉后，谎称政府指示要将四骏运往西安好好保存，把四骏装入了大木箱。当地一个爱国绅士不相信毕士博的鬼话，派人暗中偷偷跟踪。只见毕士博沿渭河走到西安城北的草滩时，将四骏打成数块，然后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
爱国士绅得到消息后，立即向省议会告发。此时，陈树藩的死对头，驻扎在渭河北岸的靖国军也知道了消息，他们向社会揭露，陈树藩纵容出卖国宝。面对舆论的谴责，陈树藩只好命人将四骏运到了陕西省图书馆保管。
飒露紫（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毛色紫红，奔驰如风。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石刻中的人物名叫丘行恭，是李世民的大将。
据《新唐书》记载，在唐军与王世充军决战时，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前胸中箭。危急关头丘行恭赶到，他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人退却后，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骑，救了李世民一命。对于这匹马和这个人，李世民都有很深的感情。
拳毛騧（gua）（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毛黄卷曲，嘴黑。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
白蹄乌（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通体纯黑，四蹄雪白。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
青骓（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苍白杂色。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
什伐赤（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来自波斯的枣红马。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所乘。
特勒骠（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毛黄嘴白，突厥所赠。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
“昭陵六骏”以形传神，形神结合，高度概括地塑造了它们的立行奔驰的身姿、步态，充分展现了它们的勇武、刚烈。昭陵六骏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千古不朽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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