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山文甲”解讀
不戒
甲冑是衡量冷兵器時代一個國家軍事能力最為重要的指標之一，鎧甲的多寡、製作水平的高低都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通常意義認為甲冑是個人防護具，其實這樣的理解相對狹隘，甲冑核心的意義不是防護，而進攻。重甲武士是冷兵器時代整個軍隊進攻的核心力量，是戰場中具有決勝的力量的單位。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王朝，史料中記載其裝備的甲冑極為豐富，但是中國史料中往往只記載事件，極少涉及工藝和造型，加之考古實物稀少，至今學界也無法對唐甲做一個有效的梳理。
本文著重從史料和文物的角度，嘗試解讀唐代史料所記載的甲冑之一“山文甲”。
一、典籍中的唐甲
唐朝軍隊中鎧甲的普及程度較高，《唐通典》載“六分支甲，八分支頭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①。李荃《太白陰經》卷四《軍械篇》所記唐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中裝備有“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同書卷六《陰陽隊圖篇》記每隊五十人裝備“甲三十領，六分；戰袍二十領，四分”②。根據這些史料記載，可知唐朝軍制中，每隊軍士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裝備有鎧甲，這個裝備數量是遠勝於前朝軍隊的裝備數量。
唐朝甲冑的製作和管理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就加以重視，貞觀六年，把沿襲至隋代的少府設甲鎧署的制度改為“甲坊署”，專門負責鎧甲的生產。《新唐書》、《唐六典》載“甲坊署設令一人，正八品下。叢一人。正九品下。監作二人，從九品下”；又: “甲坊令、弩坊令各掌其所修之物，督其繕造，辨其粗良；丞為之貳。凡財物之出納，庫藏之儲備，必謹而守之”③。同時，北都軍器監掌繕造甲弩之屬，辨其名物，審其制度，以時納於武庫。
唐代《六典》較為詳細的記載了唐朝甲冑名稱：“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④，並且明確指出“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甲皆鐵甲也”。
但是史料中並無記載甲冑式樣，而且目前考古發掘中沒有完整的唐甲出現，這對人研究唐甲冑形式造成了極大的障礙。“明光、光要、細鱗”都應該是札甲；“鎖子甲”與今天所熟知的鎖子甲無差異，在斯坦因帶走的絹畫中，能清晰看見唐鎖子甲（圖1）形式；“烏鎚”甲則完全不知道其含義所指；“山文”甲則是目前引起歧義最多的甲冑。
圖1 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唐天王像 (1)
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唐天王像 (2)
二、所謂的“山文甲”
研究古代甲冑史料，尤其是沒有實物佐證的情況下，往往會望文生義，生搬硬套。晚唐至宋代之後，一些水陸畫、石翁仲、天王、神將身上，開始出現了一種較為特殊的甲型，從甲片的外形來看，呈現“Y”字形，批膊、身甲、甲裙都是此種甲片，批膊和甲裙守邊明顯有裝飾邊條，有些胸口還保存甲絆環，腰部出現單獨防護的捍腰。
以山西平遙雙林寺宋韋陀像為例（圖2），韋陀身甲的所有甲片都是“Y”形，甲片中間凸起，各個甲片相互疊壓，整體編綴成形後，邊緣封閉，批膊和甲裙都是此種製作形式。甲裙還有一個特殊細節，明顯能看出甲裙向上摺疊後被一個掛環固定（圖3），這樣變形只能理解為因為甲裙較長，站立時候，把甲裙摺疊變短以方便行走，騎馬戰陣時候，甲裙再放下以獲得更大的防護面積。
此種甲片形態和編聯方式與中國秦漢時期開始形成的札甲完全不同，札甲編綴的甲裙是完全不能摺疊的，上下排的移動也是非常有限的距離，這是因甲片的造型、編綴的形式決定的，腰腹部、甲裙的下排可以稍微向上排活動，但是絕對不能形成摺疊，所以這樣的甲型肯定不是傳統中國札甲的結構形式。韋陀的批膊上有虎吞，這樣的虎吞形式繼承了唐天王身甲的形制，因為沒有唐甲實物出土，不能判斷這樣的虎吞是否真實存在，筆者更傾向此種裝飾只出現在塑像之上作為一種裝飾。
南宋石雕博物館的宋武士像與雙林寺韋陀像著甲幾乎一致（圖4），明十三陵石翁仲也都身著類似甲制，但是甲葉略有不同，呈近似六邊形（圖5）。後世的水陸畫中神將多采用此種身甲造型，明代商喜繪製的“擒將圖”中關羽的身甲被更為細膩的描繪，關羽的盔甲類似唐天王甲，前後甲用肩帶連接，披膊、甲裙都是“Y”形甲片編綴。這種“Y”型甲片的身甲從塑像到繪畫，從宋至明一直存在，但是並無任何出土實物與之對應，這樣的甲制被現在統稱為“山紋甲”。這樣的稱謂是怎麼來的？楊泓先生在《中國古代甲冑》一書中闡述唐甲的時候，描述李爽墓陶俑的時候：“腹甲繪做山紋狀”（圖6），這是國內學界早期對Y型甲的認知，應該也是對此類甲稱之為山紋甲的源頭。其實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筆者在多年研究後，判斷這樣的“Y”型甲實際上是環鎖鎧在塑像和繪畫中的一種演變，環鎖鎧在唐、宋石雕中能看出早期匠人的表現形式（圖7），是非常寫實的，隨著後世匠人的逐漸演繹，成為了現在較為熟知的“Y”型甲片的神將甲冑形式，至少在宋代《營造法式》上明確稱“Y”構圖為“鎖子”（圖8）。
所以這樣“Y”形甲片構成的甲，並不是歷史中的“山文甲”，是楊泓先生論述中個人看法。
圖2 平遙雙林寺宋韋馱像
圖4 杭州南宋武士石翁仲
圖5明十三陵武將石翁仲
圖6 楊泓 中國曆代甲冑 唐甲
圖7 四川南宋武士石雕
圖8 宋營造法式 鎖子
三、圖像和考古的唐甲
那麼真正的唐“山文甲”究竟是何種形制？筆者開始大量的查閱敦煌資料和有限的考古實物，敦煌壁畫、塑像，包括斯坦因帶走的敦煌絹畫中都有大量的中含有大量天王、神將、武士形象，這些塑像、壁畫中都有較為詳實的甲冑細節，這些甲冑細節毫無疑問都是來源於唐朝真實的甲冑藍本，所以本文從這些塑像、圖像資料中甲冑的細節，和部分考古實物來推測真實唐甲的造型。
塑像以敦煌天王像（圖9）、上海博物館藏天王像（圖10）為樣本，兩尊看出天王像穿著的甲冑高度相似：冑的頓相向上反曲，身甲分成三部分結構：披膊和盆領為一結構，連接為一體；前胸和後背有各有單獨的一層硬質護甲，用肩帶連接，壓住披膊；甲裙單獨穿，較短，長葉甲片編綴成札甲，甲裙分成開襟和不開襟兩類；上海博物院天王冑是由小甲葉編綴成型。
圖9 敦煌莫高窟一九四窟天王像
圖10 上海博物館藏天王像 (1)
圖10 上海博物館藏天王像 (2)
敦煌壁畫中的天王像、武士像較多，榆林窟25窟左側北方毗沙門天王、南方天王是目前保存較好的一鋪中唐時期壁畫，是吐蕃佔領沙洲時期繪製，細節上有于闐、唐朝雙重風格。北方天王側身而立（圖11），左手託五柱塔，右手持長戟。披膊和盆領一體結構，披膊為條型甲片；胸前和後背單獨結構，用肩帶連接前後護甲，前胸左右有金屬裝飾物；身甲為魚鱗甲，甲裙為條形甲片編綴成札甲。
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頂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雲頭。腰側懸長劍，劍首為環首，劍柄包鮫魚皮，柄中有莖孔，孔口有裝飾片，因劍在身側，不知其劍是否有劍格，劍鞘尾端有明顯珠飾。南方天王身姿略向右轉（圖12），冑為多瓣甲葉拼接，頓相由小甲葉編綴而成，披膊與盆領一體，前後胸甲用肩帶連接，胸甲左右有圓形護甲，身甲腹部為魚鱗甲，甲裙為札甲。右手持劍，劍首環形，應為龍紋。兩尊天王的札甲甲片上有著共同的特點，甲葉上端成如意雲型（圖13）。
圖11 榆林窟025窟 毗沙門天王像
圖12 榆林窟025窟南方天王像
圖13 榆林窟025窟毗沙門天王像甲裙細節
隨著資料收集整理的過程，筆者發現這樣甲片形式不僅出現在敦煌壁畫中，在同時期敦煌的絹畫中天王像都具有此類風格一致的甲片。法國吉美博物館保存了敦煌絹畫，絹畫中的毗沙門天頭戴三葉寶冠（圖14），左右兩肩出弧形炎肩，身甲為魚鱗甲，胸口開襟，兩襟有三條橫束皮帶，自兩肩有瓔珞連接三圓護，兩圓護在胸口，一在腹部，甲裙為長條甲葉編織的札甲，腰部懸掛長劍，長劍為劍璏式樣懸掛。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絹畫中的毗沙門天王像的甲冑形式與吉美博物館毗沙門天王像構圖相似，此絹畫為五代時期（圖15），正面構圖形式，館藏編號：Pelliot chinois 4518 (27) 。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結構：披膊和盆領為一結構，連接為一體，魚鱗甲葉；前胸和後背有各有單獨的一層硬質護甲，用肩帶連接，壓住披膊；內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為魚鱗甲葉。甲裙為長葉片札甲。腹部掛一弧型短刀，腰側未見長劍。
兩張絹畫中的天王像甲裙極為一致，都是由如意雲頭甲片編綴而成。這兩張天王像都是由斯坦因假借探險之名，從敦煌盜運至法國。
這樣的甲片形式不僅出現在壁畫中，也出現在塑像中，圖8上海博物館藏天王俑冑上就繪製有此種甲葉形式；2018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大唐風華》展中，出土於寶雞的唐銅鎏金天王像身甲甲片也是如此造型（圖16）。從現有的各種資料證明，中唐至五代期間的壁畫、絹畫、塑像都具有相同的甲片造型，說明此種甲片是唐甲中較為普及的一種形式。
圖14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敦煌毗沙門天王像
圖15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毗沙門天王像
圖16 寶雞出土唐天王像 (1)
圖16 寶雞出土唐天王像 (2)
從圖像和雕塑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否能被考古資料所證實？中國考古界在目前公佈的唐代甲冑考古資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鐵鎧甲一領，“鐵鎧甲是在平整土地時發現的，據發現人說,出土時甲片編聯尚整齊,是一件完整的鎧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狀, 可分成三種, 即寬條型、中寬型和窄條型”（圖17）。
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發掘出唐代甲片，為九層橫向排列的甲片疊置而成, 鏽蝕嚴重。殘塊大致呈長方形, 長40、寬約14.5、厚6 釐米。甲片呈圓角長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長7、寬2.3 釐米。應是唐代宮廷衛士甲片的殘存”（圖18）。從目前的考古實物中，無法證實唐甲中有此類如意雲頭形甲片。
17 西安曲江出土唐甲片
圖18 大明宮出土唐甲片
筆者在查閱國內外敦煌毗沙門天王研究論文中，發現了一個極為值得探尋的細節，敦煌所有的毗沙門天王像其原型都來自西域，其傳入是來源於闐國對毗沙門天王的崇拜。在對於闐國毗沙門天王的梳理中，發現斯坦因撰寫的《沙埋和闐廢墟記》一書中記錄了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一尊天王像，丹丹烏里克遺址位於今新疆策勒縣達瑪溝鄉東北約90公里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斯坦因發掘出一尊已經殘損的塑像（圖19），這尊塑像系遺址中二號佛寺出土，殘存下半身，雙腳分開踏在一橫臥的人物上面，可以觀察到塑像身穿鎧甲，雙腳穿靴，身甲較長。丹丹烏里克唐朝時的本名是“傑謝”，音譯自於闐文的Gayseta，唐朝在此設傑謝鎮，作為安西四鎮中於闐軍鎮防禦體系中的一環 。
斯坦因對丹丹烏里克佛寺中的這尊造像被髮掘出土時，觀察到的衣飾特點描述道：“……甚至連鎧甲上小金屬片的鉚釘和下垂的衣褶都雕畫得清楚準確。毫無疑問，匠人所精心雕畫的這些鎧甲和服飾，都是他當時非常熟悉的物件的再現……”。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霍巍教授指出此尊造像是典型的于闐風格天王像，美國學者威廉斯認為其可能在公元7—8世紀左右。丹丹烏里克遺址中的天王像身甲明顯為魚鱗甲，甲裙由甲葉編綴（或鉚接）成型，甲葉最重要的特點是側邊成波浪形。
圖19 新疆丹丹烏里克天王像
在俄羅斯艾米日他博物館保存的公元7世紀左右的一個粟特武士的銀盤上（圖20）、片治肯特的壁畫中（圖21），能夠看到丹丹烏里克甲冑式樣的源頭。粟特風格的甲冑明顯具有大翻領和中間開襟的形式，甲裙較長，明顯為條狀甲片編綴成札甲。在片治肯特遺址中粟特武士的資料顯示，發現其內層穿鎖子甲，外套長身札甲，其札甲形式與于闐風格的毗沙門天王、丹丹烏里克遺址天王有明顯的相似性，其甲片側邊有曲線，與中國傳統札甲甲片有明顯不同。
隋唐時期，薩珊文化隨著粟特人的貿易，從西亞傳播至於闐，再傳至長安。由此，可以清晰的認知于闐風格的札甲就是西域風格的札甲，此種札甲的源頭來自於粟特人，而粟特人又明顯受到了波斯薩珊文化的影響。
圖20 俄羅斯冬宮博物館藏粟特人銀盤
圖21 片治肯特壁畫線描
筆者除了對中原地區唐甲的考古資料進行梳理的同時，在查詢1985年由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導的對古格遺址考察報告中，發現古格遺址考古出土的甲片中有一些特殊的甲片非常有研究價值，《古格故城》一書中稱之為II C型、XE型，兩種甲片的側邊呈波浪形（圖22），《古格故城》一書記載此類甲片編綴成甲衣的實物（圖23），“V型甲衣，僅發現1件，標本VI：採24從產品形狀、皮下襬、中夾一排側視呈S形甲片等情況分析，應該是一種甲衣的左側背部和腰部”。從圖片上能明顯看出最下一層甲葉的左側都是曲邊造型，與XE甲片較為相似。此類曲邊甲片筆者也收藏到實物（圖24）。
在筆者收藏的一套西藏古札甲中，混編兩片造型非常特殊的甲葉（圖25），這兩片甲葉更為古老，側邊為波浪形，此種甲片與丹丹烏里克遺址天王甲裙的甲片完全一致。筆者推測吐蕃獲得此種風格的甲片，應該是吐蕃勢力崛起後，與唐朝反覆爭奪西域，曾經完全控制唐朝的安西四鎮，在這個階段吐蕃是完全可以直接接觸西域文明，在史料中記載吐蕃曾經聯合突厥對唐進攻。
古格考古中出現此類甲片，應該是古格王朝對吐蕃甲制的繼承。古格王朝是吐蕃王朝分裂後形成的，古格王朝的第一任王德祖袞是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的重孫。西藏地區還出現過一種鐵甲葉編綴的護臂（膝）（圖26），此護甲現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方對此護甲認為是護肩或膝，給出大約的年代為公元15-17世紀，此護甲的甲葉下沿為波浪形，正中脊線部分有較大的甲葉，從風格上來看，與古格曲邊甲葉是一種形式，此種甲葉極有可能就是西域風格甲葉在西藏地區的遺存.
圖22 古格曲邊甲片
圖23 古格曲邊甲裙
圖24 古格曲邊甲片
圖25 吐蕃曲邊甲片
圖26 大都會膝蓋甲
從1985年古格考古這種曲邊甲片的出現，古格曲邊甲的出現，無疑是吐蕃時代考古考古中的一項重大成果，至今國內文博界未見有對此類甲片做深度解讀的論文，應是文博系統的焦點在武備系統中關注不多，所以此類甲片並未引起國內學界的重視。
事實上古格這兩類曲邊甲片的出現，證明了吐蕃王朝在控制西域的時期，吐蕃的甲冑受到過於闐、粟特人、薩珊文化的影響，由於吐蕃文化的包容性，此種西域風格的甲片經歷吐蕃王朝並延續至古格王朝。
唐時期天王造像、大英博物館天王絹畫、榆林窟毗沙門天王像中的雲頭形甲片，可以視作曲邊甲葉的一些裝飾性的異化，從核心角度講，就是曲邊甲葉中國化。由於受喪葬制度影響，中原地區考古尚無此類唐甲實物出土，但是古格地區出土的曲邊甲葉，無疑證明了此類甲片存在的真實性，進而反映出敦煌天王像、寶雞天王像的曲邊甲葉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藝術家在進行壁畫、塑像創造過程中異想天開。古格曲邊甲葉的出現，也反映出吐蕃鐵札甲和唐札甲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四、山文甲
由此，筆者認為《唐六典》中記載的“山文甲”應該是指由一側為曲邊的甲片編綴而成的身甲，以圖25甲片為例，其側面如同群山疊嶂（圖27），此種風格的甲片造型異於漢、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甲片，帶有明顯的西域風格，唐朝在控制西域的時期，接觸到此種風格的甲制，加之李唐王朝本身較為崇尚胡風，故迅速將此類甲納入軍制。筆者推測唐人為了區別不同於中原體系的甲，用曲邊甲葉重疊之後類似山文的形式，故以“山文”稱呼此類甲制。敦煌榆林窟025洞窟的毗沙門天王、南方天王像所穿的甲冑就應該是史料中記載的“山文甲”。
圖27 示意圖
筆者是在先收集到吐蕃此類甲片後，為了追朔其源頭，開始大量查閱相關圖像資料，由於古格、吐蕃資料較為稀少，很難得出準確的結果。筆者開始從唐壁畫和塑像入手，發現唐毗沙門天王甲中大量存在雲頭形甲片，進而再追朔毗沙門天王崇拜的由來，然後對於闐和粟特、薩珊文化進行比對，逐漸釐清此種甲片的傳播路徑。
此類曲邊甲片應該是西域文化對吐蕃、唐朝都產生了影響，但是由於喪葬制度和軍事制度的制約，唐朝墓葬未能出土此類實物，只是將此類甲片通過圖像、塑像得以記錄，而吐蕃由於其文化的多元性，和地域特性對文化因子保留完整，這樣的甲片得以在古格保存。也正是由於這樣保存，筆者推測此類曲邊甲片編綴的札甲應是唐史料中記載的“山文甲”，此類甲多用於儀仗、宿衛等，所以在唐天王像中大量展示此類風格的甲，唐代實戰用札甲應該還是長樂公主墓壁畫那種長條甲片形式。
當然這所有的推導都是基於唐王朝與吐蕃、西域廣泛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做出思考，希望未來有更明確的考古證據能支持筆者這個推論。
①《通典》杜佑 卷一百四十八 兵一
②《太白陰經》李荃卷四《軍械篇》
③《唐六典》李林甫卷二十二 少府軍器監
④《唐六典》李林甫卷十六 衛尉宗正寺
不戒，原名龔劍，畢業院校：成都電子科技大學自動化系。2000年開始常年深入藏區收集各地區的藏刀、長矛、盔甲、火繩槍等，歷史十餘年確定了藏武備研究方向及理論框架，正撰寫《藏武備》。近年從事古法刀劍複製和傳統金工技藝研究工作。
《藏族長矛的傳承》 2005年《輕兵器》
《戚家刀收藏與辨識》 2006年《收藏界》
《唐刀—大唐不滅的傳說》 2006年《兵工科技》
《藏兵天下》 2006年《收藏界》
《藏族土司佩刀考》 2007年《時間藝術》
《雪域藏刀》 2009年《收藏界》
《藏密金剛杵的源流與鑑藏》 2011年《收藏》
《從藏族冷兵器看漢藏關係》 2012年《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專題報告
《尋刀記》CCTV7軍事頻道 2014年拍攝
《我從漢朝來》 CCTV9記錄頻道紀錄片 2015年拍攝
圖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曾刊登於2019年《收藏/拍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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