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经济学，不应该把城市排除在外

传统经济学更看重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毕竟在典型市场经济国家，要素市场化要求所有交易都在一个既定规则下进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否胜出，取决于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推广水平，还有管理效率等。企业发展所需的要素供给，也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企业与私人土地所有者的谈判，是价格博弈的过程；与劳动力的谈判，虽然会受到工会的制约，但与福利相关的谈判也是价格博弈过程。

研究企业的支出行为，无非是资本所有者的消费行为和再投资行为。在私有制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对支出的控制和支出效率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范，否则无法面对市场的竞争。因此，要研究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进程，企业无疑是研究重点。

中国虽然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经验，但是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仅把重点放在企业方面，似乎总觉得缺点什么。

凡是涉及企业的问题，无非就是管理体制中民营和国有之间的战略选择问题，而涉及到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争论多年往往流于纸面，很难付诸于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过多关注企业的问题，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们对国有，还是民营进行了几十年讨论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在高位运行，甚至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值得研究和思考。

经济放缓原因并不完全在企业

很多人以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市场因素的注入，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的活力和民营经济。但要注意的是，我们毕竟还没有彻底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没有类似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也没有完全规范的市场交易规则，也没有在企业建立可以约束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博弈的庞大的工会体系……

但是，这却没有妨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当前虽然中国受到国际贸易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出现了潜在问题，但是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似乎并不是在企业方面。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和扩张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生产能力不是因为企业效率的下降而减弱了，而是产生了严重过剩。

这是因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出现问题了吗？似乎不是。因为即使企业的效率提高，我们还是需要面临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力如何提升的问题。例如汽车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关系问题，钢铁和原材料生产能力和需求的关系问题，当然也涉及到能源的供给结构等等。

即使我们认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现在也面临着严重过剩。看起来这与企业制度没有关系，而只是和市场需求有关。按理来说，中国有14亿人口，这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三倍，完全可以产生强大的市场需求，可是目前却出现了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原因究竟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归结于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真正的大规模征税有了苗头，但目前看还尚未成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毕竟早在中美贸易谈判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各类市场的产能过剩，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产能过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成为宏观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现在出现的制成品过剩，显然与总需求水平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种需求下降与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严重不吻合。

综合以上诸多问题，足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企业，也不必然涉及传统经济学所倡导的企业改革。

前些天在中美绿色和智慧城市论坛中，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发言中大谈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希望中国把未来的改革重点放在解决国企和民营经济占比的问题上。而我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也就是涉及新经济的产业和行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比如众所周知的华为和BAT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因此，如果还在谈中国的创新重点是要解决国企和民企的结构问题，显然已经过时了。拉法兰充分赞同我的观点。因此，需要我们自己去真正了解问题出在哪里。

城市是更重要原动力

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增长动力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忽略了哪些重要的因素？当所有从传统经济理论中找到的支点都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形成重要的政策变量时，就需要找到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引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支点。

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原动力，但在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更重要的增长原动力，那就是城市。这里所指的不是纯粹物理空间上具有物质形态的城市，而是包括了城市政府、人口和其他各种要素的集合，其核心是支配城市运转的城市政府。

之所以运用更为宽泛的城市概念，其实就是要把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来看待。各种要素和制度因素纠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理解的城市概念。政府、人口以及城市的各种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政府和市民的独特需求以及城市中各种发展理念以及行为，都通过城市的变化影响到宏观经济进程。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城市是一个利益主体，有着强烈的利益需求，并通过收益满足城市的各项开支，以及遵循城市行政长官的各种政绩动机。城市收益的变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与企业的行为相结合，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最终，城市和企业得以共同受益。

在市场经济国家，城市收益受到严格的制度规范。城市增长变化是恒定的，城市税收也是恒定的。城市发展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区位条件、历史基础和一些偶发性的投资增长因素。因为城市没有操控要素和资源的能力，只能通过有限的收益来满足城市的服务，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务。大量市场供给是由企业来提供的。

而在中国，城市有掌控资源的能力，可以通过竞争来形成极大的收益，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更多的资源供给。比如，城市可以压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强化自己的招商引资力度；可以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避免更多的外来人口来分摊原有户籍居民享有的财政福利；可以增加财政支出来改善自身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由此看来，城市的各项需求可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城市的房地产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成为主导产业，甚至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在中国，城市因为有了利益动机，可以在不完善的体制条件下，放开对各种新经济的限制，因此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应用可以在城市迅速地推广和复制。如果说，中国的创新经济应用成果在世界名列前茅，那么不能不承认城市对创新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中国城市政策的变化，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城市债务的增加，给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埋下了严重隐患；房地产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中央严控房地产发展的调控政策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城市支出效率的下降，导致了城市债务逐渐放大；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使得一部分城市出现了财务危机，进而导致需求下降。一些城市在治理过程中提出的各项政策，会影响到总体的就业格局，而城市生态和环境的治理以及人口控制政策，又严重地影响到了一部分企业的生存。

在中国研究经济学，不应该把城市排除在外。正是因为人们一直以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企业上，而忽视了城市问题，忽视了城市在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城市管理体制和利益结构的存在，忽视了城市体制引发的经济效率问题和债务问题等，才导致一些经济政策有可能找错了病根，更谈不上是否开对了药方。

所以，应该调整研究思路，从传统经济学的框框中跳出来，站在中国经济的特点和规律上，认真的研究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有可能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有效的经济治理办法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系列文章之一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编辑：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