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材料为复旦大学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书中对当代有关马克思主义十大争议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答辩。笔者围绕书中主要讨论的话题，在阐述著作者基本立场和观点的同时，用个人能理解的部分试着回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诚如作者所言，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到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关系着无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前途和命运。感兴趣的朋友推荐购买原著。

讨论（五）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另外分篇来详细探讨。简要说来，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传播到中国了，主要途径是赴日留学生和来华传教士。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在英国留学期间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真正令马克思名声大噪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我们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外来文化是如何适应中国的？欧洲的哲学是如何能够兼容传统文化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历史渊源、文化渊源、马哲的中国化。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后，负责打天下的兵家和负责治天下的法家因为切中时弊而成为佼佼者。可是好景不长，秦二世而亡，继任者开始注重“教化”问题，一方面召集博士收集整理古代典籍，一方面号召贤良创造出符合国家统治的新文化、新思想。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主要的形成时期就是两汉期间，这种包容并蓄的文化形成极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即使有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也不能打破这种稳定性，迟迟不肯妥协的元朝以八十七年的短命退回漠北，而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的康乾二帝为其统治续命二百多年。

传统文化的好处是“她太稳定了”坏处也是“她太稳定了”，因为稳定性使得传统千年不曾断绝，也因为稳定性使得千年没有捣鼓出新东西来。西汉的经典是用零零散散的先秦典籍编纂起来的，东汉主要以注释为主。魏晋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发挥，但还是停留在“解释古人”这个框架下，更多原因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冲击。隋唐事情注释看不懂了，于是增加了对注释的注释，也就是“解释古人对更古人的解释”。一直到宋元明清，做学问都是在这个圈圈里面转悠，不过是把旧有的概念解释了一遍又一遍。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越来越强，个人能够理解并解释的“发挥”是越来越小。

说起来远古时期的智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但是到了继任者这里就成了“仰观圣人，俯察经典”。在统治者的授意下，一方面把圣人吹捧的完美无瑕、无所不能，另一方面禁止后世学人在圣人言论之外发挥个人思想。不管你具体是怎么想的，你的思想只能顺从于圣人思想，不能有悖逆之言，不敬畏之心。事实上官方学者“垄断”对圣人学说的解释权，符不符合圣人，得看符不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在西学东渐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问题，一切看上去合情合理。直到大航海时代，殖民者用枪炮打开了国门，一少部分人率先看到了世界，回过头来反思才看出问题所在。

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什么问题，是一次次的战争失败，一次一的外交失利，才让这颗傲慢的脑袋学会了古已有之的“满招损，谦受益”。从一开始的对立排斥，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几乎是进行了一个半世纪的大讨论。最终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科学和民主观念才得以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股浪潮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有三个历史因素：一、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需要新思想、新主义；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被世人重视；三、因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同时孕育出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工人。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又被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从此在学生中、工人中、先进知识分子中开始蔓延开来。然而一种主义从理论到应用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拿来就用”，这是经过知识分子的传播宣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身实践，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适应中国，主要也是三个方面的因素；一、马克思主义有被实践的需求；二、革命实践有学习先进理论的需求；三、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早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润之邓希贤等人都是上过私塾的，他们一方面精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先进文化采取了积极接纳的态度。故而可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当然，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确实被实践证明在中国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