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别了贵金属货币，进入纸币时代之后，中央银行家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牢牢控制住通货膨胀。因为，维护本币稳定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前提。这也是经济金融专业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有“美国经济活力之父”之称的保罗·沃尔克的最大功绩，就是在 1979年到1987 年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成功控制通胀，稳定了美国经济。
可谁知，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央行转而对宽松货币政策青睐有加。尽管不论政策制定者还是学术研究者对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态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大多都认为正是全球央行的这一宏大的、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交响乐”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重演，使得我们能以较为轻松的心态来面对经济衰退。无论如何，衰退总是要好过萧条，据此，施政者相应的制定政策的空间和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也会相对更为宽裕。近年来，从资产购买到负利率，货币政策创新力度速度都可说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央行不遗余力执行货币宽松政策，甚至“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2008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语），可全球通胀率却并没有翘起头来。比如在英国，以冬季养老油料补贴的形式已给每个退休金领取者在2019、2020年度账户上直接存入200英镑（年龄超过80岁可拿到300英镑）。而这依然没能提振英国的消费，反而带来额外的政治风险，英国通胀率则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取消这种直接补贴的政治成本，会让政治家知难而退，这大大增加了政策的黏性。
相对于英国的大撒钱，美联储则尝试使用全新方法来推动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愿意强调加强中央银行与普通居民的密切沟通，更为有效地使经济参与的各主体形成符合美联储的经济预期，从而推动通胀的“补偿”机制。所谓通货膨胀“补偿”机制，是指如果通胀率长期低于美联储的目标，那么美联储就可承诺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内把实际通胀率也推高到目标通胀率之上。简言之，这是要让美国居民相信，眼下不足的通胀，可由将来较高的通胀来得到补偿。相应的，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会相应得到提升。
鲍威尔相信，只要这种通胀补偿理论能有效地推行，将会进一步推进美联储的降息政策效果。而要想使通货膨胀的补偿机制产生作用，美国的普通家庭还得真正理解并相信美联储的政策意图，并且实实在在地拿出真金白银在经济下行周期尽量增加消费。鲍威尔说：“我们过去在日本看到过（长期低通胀），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2%的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性。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捍卫这一目标。”
无疑，鲍威尔这项新政策能否取得效果，还有待时间来验证。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倾向于不向市场释放清晰的信号，最好是什么都不说。对此，世人早已领教了当年格林斯潘面对媒体那种迂回绕圈、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倾向于以披露市场数据的方法来影响投资人的行为，从而尽力矫正市场的演变方向。显然，鲍威尔的做法要想成功，先得与社会大众有效沟通，难度是相当大的。
对当下这种通胀“消失不见”的现象，经济学界给出了多种理论解释。从全球化的深入到科学技术的大跃进；从医疗保障的低成本，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不一而足。只是，从经济周期论的角度来看，也许这种现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最终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所有这些解释固然都有一些说服力，但笔者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迄今并未引起重视，那就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经济格局的不匹配。在2019年度的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展现了一组数据，很直观地揭示了问题的所在。卡尼在他的发言材料中做了一组有趣的对比：美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为10%，美国GDP在全球GDP的比率则为15%。然而，美元的地位却大不一样：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明确将本币盯住美元；美元占据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50%；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债的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由美元构成；全球证券发行资金构成的三分之二由美元构成；最后，超过全球70%GDP的国家使用美元作为货币的“锚”。
这种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匹配，显然大大加剧了当下的全球经济困局。如果美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节奏不一致程度进一步加剧，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降低乃至变成负面。鉴于欧元区缺乏像美国国债市场那样一个规模足够大，流动性足够强的固定收益市场，所以，Facebook的天平币（Libra）跃跃欲试。尽管争议极多，障碍不少，Libra前路难卜，但是，为打破当下的困局，重建一个适合变化了的现实的全球货币体系，相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超主权数字化货币实验出现。（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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