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军军企图在保定城下,实行歼灭战的阴谋计划，解放军采用了“对保定打而不围”的战略方针，以吸引傅的主力军转向保定，便于东北解放军大军进关,切断平绥路以孤立平津，傅作义果然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在保定防守战进入危殆的时候,慌忙调集三十五军、十六军和九十四军、一○一军共7个师的兵力,由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云集于徐水和漕河以南地区,接应三十二师北逃和企图与解放军主力决战。
就在这个时间里,解放军迅速无阻地完成切断平绥路的兵力部署。这时不仅华北国军军各将领闷在鼓里,就连傅作义本人也在梦中。这个时候傅还不停地盲目使用兵力,企图挽救垂危的华北局面。他们在与我见面时,即将“剿总”1万多字的电令交我,其内容主要是对撒退时的措施和撒走后的安排两个问题:①对撤退时的措施:要尽量撤运城内物资,拆卸修械所机器，运走库存的枪械、弹药、被服、粮秣等。除此还有国防部及华北“剿总”的特设机关,以及河北省政府、专员公署的物资及其家属也要随军撒走。
凡不能运走的物件,加以破坏和焚毁。(这时,杜长城的爆破大队,早已接到华北“剿总”密令,爆破大队已经开始炸倒车站水塔和燃烧汽油库及粮秫等。）②对撤走后的安排:由陈仙洲和杜长城两个(军统分子)有计划地埋设定时炸弹,在四关城门附近埋设地雷。当时为试探解放军进城情况和炸弹的效果,又由陈仙洲和新二军第二处处长郑元生(军统)共同组织留置暗探人员。
除此之外,华北“剿总”还直接安排了天主教神甫坐探(姓名、地址不详)。我根据“剿总”的撤退命令,当晚8点左右,召集本军各团长、警备司令部各处长,以及保安、行政专员、法院院长和各县长等机关负责人,宣布放弃保定的计划。就在这个时候,保定法院院长和典狱长朱凝之慌张地向我请示,关于在押犯人除民刑案件外,其中未判的70余名,如何处理，当时我认为城都弃守了,对犯人押解困难,不如都释放了事,由于我的口气坚决,在与蒋领导战地视察张祖正和“则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商量时,他两人也都同意释放。
这位典狱长又叫我出具证明,我也请战地视察张祖正签了字(这个释放犯人的主张，是解放军当时驻城人康定元转达城工部负责人康健生、李英儒两人的意见,叫我在撒走时多给人民做点好事,特别指出对在押犯人的保护)撤退时,全市震动,混乱不堪。保定专员王锡符的妻子哭着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这一夜里不仅枪炮声不绝,而且娃娃哭、狗咬、门响、汽车叫、人喊……在部队集合要出发的时候,“剿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和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士烈,又给官兵作欺骗性的讲话,大意是说“不是被迫弃城逃跑,而是集中兵力,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等等。我对驻过几年的保定,一旦离开,从心坎上产生了留恋不舍的感情。
尤其是看到城关被炮火打塌的房屋和没有掩埋的尸体的慘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引起对国军暗藏特务、企图破坏的罪恶阴谋的痛恨,因而又留下谌虞忱、赵连壁会同解放军城工人员康定元,向进城的解放军告知城内的详情,防受暗算。当然这是为了给自己将来留个后路,表明自己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罢了。同月18日上午10点钟左右,部队出北门撒走后,解放军跟踪尾击到徐水,掩护部队有部分伤亡。这就是国军军在保定盘踞3年之久最后弃城北逃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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