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仅此而已82825184
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它不仅在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也有多次大鼠疫的记载。
（古代瘟疫）
虽然元末明初的相关研究资料并不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天灾和鼠疫，直接导致了整个北方地区人口锐减。
元朝末年的蝗灾，有记录的较大规模的就有十八九次，公元1359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百姓饿殍遍地，发生了很多“人相食”的惨剧。
于此同时，蒙古高原爆发了严重的大鼠疫，而且直接传到了华北地区。鼠疫的流行，让中国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到了明朝初年，因为北方人口太少，朱元璋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比如当徐达进入北京的时候，城市中人口已经从1368年的80万人，锐减到1.2万人。朝廷不得不把南方人口迁徙过来，明初的北京人，只有不到10%是北平府原住民。靖难之役后，朱棣又从南京移民80多万人，从山西移民近40万人，这样才让北京恢复繁华。
同样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也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都是元末明初的战乱和鼠疫导致人口锐减，不得已的办法。
至于鼠疫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因为战乱原因，并没有明确统计。
到了明朝末年，大鼠疫又一次横行中国。
（明末李自成大军）
其实从明万历年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就开始爆发大规模的鼠疫。比如山西大同，有记载“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很类似，关于“人相食”“阖门而亡”的记载非常多。
这种情况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末年。整个华北地区，在明亡的最后两年，陷入了鼠疫的巅峰期，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崇祯十六年的时候，鼠疫开始肆虐于京城内外，当时京城人称“疙瘩瘟”，传染性极强，“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李自成大军杀到的时候，京城竟然没有足够的士兵防守，连锦衣卫和太监都上了城墙。
等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大军也迅速感染了鼠疫，不得不迅速离开，以至于战斗力锐减，最终兵败。而且，随着大军的运动和流民的迁徙，鼠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体的死亡人数也没有确切统计，不过有学者认为，明末的北方地区，死于鼠疫的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人。
而到了清末，1910年底，一场大鼠疫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也是席卷整个北方地区，死亡6万多人。
（清末哈尔滨鼠疫）
可以说，鼠疫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从元末到清末，一次次的大规模鼠疫，吞噬了无数条人命，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比欧洲人少。
七追风
对这个历史事件，大部分人孤陋寡闻，只知道黑死病是在西欧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不知道这是第二次全球鼠疫大流行，波及整个旧世界。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起源
2010年，科学家完成了对全球的鼠疫杆菌的基因分析，证实鼠疫杆菌的源头在中国。引起黑死病的鼠疫杆菌先在中国流行，然后随着商队来到中国古书称为热海的伊塞克湖，在那里进入了野生旱獭，或者和旱獭身上的鼠疫杆菌相互杂交，演变出新株。
考古学家伊塞克湖发现早期黑死病的痕迹，时间为1339年。1343年金帐汗国札尼别率军围攻热那亚殖民地卡法，将属于带到那里，四年后解围而去，之后鼠疫随商船传入西欧。
黑死病在中国第一次流行
1331年被国际上认为是黑死病的起点，河北一带有一场大的瘟疫。伴随着瘟疫的，是天下开始大乱。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去世，即位的7岁的宁宗也死了，很可能是属于在大都流行造成的。使得被流放在外的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白捡了一个皇位。
黑死病在中国再次流行
黑死病在欧洲横行3年后，于1351年转向伊斯兰世界，并经商道回到中国。从1352年开始，大疫连连，社会秩序大乱。
正月，翼州、保德州大疫。
夏，龙兴发生大疫。
1353年，黄州、饶州大疫。年底，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
1356年春，河南大疫流行。
1357年菖州大疫。
1358年6月，汾州大疫。“两河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师，重以饥疫，死者枕藉”。宦官朴不花出钱雇人收埋死者尸体，到1360年4月，京城一共掩埋了20余万人。
1359年春夏，鄜州、莒州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1360年夏，南方疫病流行。两年之后的春夏之交，又一次出现大疫。
黑死病在中国的死亡人数和影响
据西方学者估计，1333年黑死病在中国的第一波便杀死了1300万人，在整个亚洲估计杀死了2500万人。而从1351年开始的第二波黑死病流行，死亡的人数起码比上一次多一倍。整个中国死于瘟疫的总人数绝对不低于欧洲。
1200年中国人口1亿2300万，到1400年只剩下一半，为6500万人。固然有战乱和蒙古统治下之暴虐，但黑死病无疑是最大的杀手。
黑死病彻底摧毁了元朝的经济，也让社会陷入末世情节，蒙元对此不善处置，导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揭竿而起，天下大乱。朱元璋之所以出家，就是因为8岁的时候全家死于鼠疫。后来又得了天花，两次劫后余生，无产者一无所有，就剩下一脸麻子。
京虎子
黑死病，就是鼠疫，最严重的鼠疫要数欧洲中世纪大瘟疫，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抹去记忆的悲惨时刻。
大多数人在生病后三天内死亡，许多人在12小时内死亡。病人的身体被渗出脓和黑色的血所覆盖，所以被命名为黑死病。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极大，死亡人数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欧洲战争死亡人数仅占人口的5%。黑死病被用作早期的细菌战，隔离这个词是在黑死病时期发明的。猫和老鼠都感染了这种疾病，但是狗却很好。黑死病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之一，造成7500万至2亿人死亡。黑死病杀死了50%的巴黎人、40%的埃及人和60%的伦敦人。黑死病是一种传染病，常被称为“瘟疫”。
黑死病总共有三次大爆发
第一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爆发于查士丁尼大帝（就是搞了《国法大全》的那位）统治下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第二次，起源于中世纪，延绵数百年。
也正是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头。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有的说是30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3/4。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三次，则来到了我们中国。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迷信理论和科学上的无知极大地助长了黑死病的传播。
有些人认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天主教会也被认为是黑死病的罪魁祸首，糟糕的卫生习惯是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一个巨大因素。芳香疗法是黑死病时期的一种流行疗法，尿液和粪便也是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法。为了避免犯虚荣心的罪过，人们被劝阻不洗澡和换衣服。在瘟疫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都不鼓励洗澡，因为人们认为这为疾病打开了开口。依文化不同人们想出了各种方法企图治愈或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甚至把干蛤蟆放在上面，或者用尿洗澡。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而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古依-乔亚克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
黑死病爆发初期，基督教徒宣传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所以人类要进行深刻的忏悔才能平息这场瘟疫。当时一个叫鞭笞派的团体逐渐兴盛，这种教派不相信教会，破坏各地的教堂，他们只相信用鞭子抽打自己可以赢得上帝的救赎。同时，社会上各种异端邪术开始流行，绝望的人们选择相信了各种欺骗的言论。鞭笞派和其他异端邪说对当时的天主教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黑死病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它使欧洲长期存在的虐犹思想变成了大规模的屠犹行动。当时的很多人认为，犹太人对上帝的不敬才带来了黑死病。所以黑死病爆发的时候，各地都开始疯狂屠杀犹太人，抢占犹太人的财产。屠犹运动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默许，甚至是支持。黑死病逐渐消失之际，欧洲各国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所剩无几。
据说当时的人们为了预防黑死病，发明了一种鸟嘴面具，人们出门都会带着这种面具，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下。
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欧洲经济
诺查丹玛斯是最早的鼠疫医生之一，黑死病由老鼠或其他小啮齿动物携带的跳蚤传播。威廉·莎士比亚目睹了黑死病的可怕后果，这种可怕的瘟疫始于1328年，一直持续到1351年。在剑桥大学，40位教授中有16位死于瘟疫。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黑死病杀死了大约400万人中的150万人。木箱上画了一个红十字，以表明里面的尸体已经死于黑死病。在1352—1353年，黑死病传播到了俄罗斯，最后结束了最血腥最残忍的征程。
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很多种
1.鼠蚤叮咬
经鼠蚤传播，鼠蚤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是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
2.呼吸道感染
经呼吸道飞沫传播，通过呼吸、谈话、咳嗽等，借飞沫形成“人→人”的方式传播，并可造成人间鼠疫的大流行。
3.皮肤感染
经皮肤传播，剥食患病啮齿动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触患者的脓血或痰，经皮肤伤口而感染。
4.消化道感染
人吃了未彻底煮熟的染菌肉而感染。
黑死病从某种程度上讲，促进了欧洲大学和医学的发展
在黑死病肆虐全欧洲的时候，很多知名医学者也一直在想办法治疗这种疾病。黑死病能造成如此多的人口大量死亡，说明当时的欧洲医学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并不发达，但欧洲人民从未放弃对付这种疾病。各国开始兴建医学院以培养医学专家研究这种瘟疫。所以黑死病从某种程度上讲，促进了欧洲大学和医学的发展。随着对这种瘟疫研究的深入，医生建议人们用特定药物对卧室、公共场所、人口密集之处进行消毒，少吃肉类和其他含高脂肪的事物，多吃水果和蔬菜等，这些方法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过黑死病的扩散。各个当局也采取办法对付黑死病，他们禁止患者进入公共场所，或者患者必须在特定地方隔离一段时间后才被允许与他人接触。
后来黑死病的消失也极具戏剧性，据说是因为荷兰地区出现了一种更大的棕鼠，这种鼠专门捕食携带黑死病毒的老鼠，所以黑死病源就这样被消灭了。其实这只是一种解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卫生意识提高、城市的扩展、人口的疏散都造成了黑死病的消失。
中国历史上的鼠疫
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但是要指出来的是，瘟疫并不代表鼠疫，而有明确记载因为老鼠引起的鼠疫并不是很多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
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死亡；这次鼠疫通过蒙古军人的西征，传入中东和欧洲，引发影响深远的“黑死病”。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则与当时的旱灾与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即造成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纪的鼠疫流行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中叶云南回民起义时期，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数百万计。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外，历史时期，在蒙古、东北、陕西、宁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间鼠疫流行，累计造成的死亡人口相当可观。很显然，中国的鼠疫流行范围广阔，历史悠久，构成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齧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1348年，一种被称为瘟疫的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该病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
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这和大同当时地处或邻近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
对于明代华北地区鼠疫流行的研究,前辈学者伍连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成功地组织扑灭了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的鼠疫并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后,还曾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鼠疫流行问题。
他的研究对于鉴别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鼠疫症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说:“在几条有关鼠疫症状的资料中,有一条关于1644年山西东南部潞安(今长治)鼠疫流行的记载特别重要。地方志的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纪事》中,则有记载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此资料可与伍连德文中所言对应。他的判读得到鼠疫学界的认同。以后医史学界有关中国明代鼠疫的论述,不超过伍连德所述范围。
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1618年，万历46年，广东下起了大雪，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崇祯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黄河干枯了，而长江和淮河竟然已经全部封冻。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河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叛乱。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崇祯14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崇祯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诸省。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明末爆发的“疙瘩瘟”，就是所谓的“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
万历年间大瘟疫是否为鼠疫的考究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同年，大同府的疫情开始向山西南部传播。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
康熙《文水县志》卷1《祥异》就说：“万历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
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患者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
万历十年大同瘟疫传到与之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患者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继续向南方传播。万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军人）达百万以上，瘟疫造成的危害应甚于农村地区，只是具体的流行情况还不清楚。
至于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顺天府的东安、保定、霸州、文安和大城等县，都流行过“大头肿脖”、“大头瘟”之类的疫情。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
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大头瘟症”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有关万历年间河南地区瘟疫流行情形，时医龚廷贤《万病回春》（1587）记载颇为详细：
万历丙戍春，余寓大梁属瘟疫大作，士民多毙其症，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症，此乃冬应寒而反热，人受不正之气，至春发为瘟疫，至夏发为热病，名曰大头瘟，大热之症也。余发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开关窍，而发其表，大黄以泻诸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户填门，应酬不暇，全活者不能胜数矣。但人禀之稍壮者，百发百中；其虚弱者，余先以人参败毒散，轻者即愈，如未愈，用牛蒡芩连汤可收全效。这条材料说明，万历十四年，河南开封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其症状“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并用“二圣救苦丸”等方剂可治之。又乾隆《彰德府志》卷三一《饥祥》载：“万历九年，林县人皆肿项。涉县旱，大饥。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 万历九、十年，河南林县发生的瘟疫其症状为“肿项”。而“肿项”恰是大头瘟的重要症状之一，故而万历年间林县发生的瘟疫极可能为大头瘟。综合上述两条材料可判断，万历年间河南地区发生的瘟疫当为大头瘟。
古今学者对大头瘟之认识
据前引吴昆《医方考》载，大头瘟始由金元时期李杲所论。李杲《东垣试效方》卷九《杂门方·时毒治验》载：泰和二年四月，济源“民多疫病，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对照吴昆《医方考》和龚廷贤《万病回春》所载的万历年间华北大头瘟症状，不难发现，它与泰和二年济源的大头天行较为一致，即李杲所言的大头天行就是大头瘟。对于大头瘟，李杲本称为时毒。对于时毒，元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上《时毒》（1335）又作了进一步描述：“其候发于鼻、面、耳、项、咽喉，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令人憎寒发热，头痛肢体痛，甚者恍惚不宁，咽喉闭塞。人不识者，将为伤寒，便服解药，一、二日，肿气益增。方悟，始招疮医。原夫此疾，古无方论，世俗通为丹瘤，病家恶言时毒，窃恐传染。” 其后明代的汪机、薛己及陈实功等多持此论。同时，李杲又把大头瘟称为大头天行，并归其于“瘟疫”或“时疫”，以致其后不少医家沿袭此论，如朱震亨、楼英等 。至明代吴绶始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大头瘟既属时毒又属瘟疫。不过吴绶却以大头伤寒来称大头瘟，“大头者，一曰时毒，二曰疫毒也，盖天行疫毒之气，人感之而为之大头也。” 其后顾世澄《疡医大全》及高秉均《疡科心得集》也持此论。
而这个症状描述显然和鼠疫中不管“腺鼠疫”还是“肺鼠疫”都有症状不同，因此不能断定万历八年这场大瘟疫是鼠疫。
19世纪中叶鼠疫的大规模流行
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安徽、云南、孟买、旧金山，到土耳其、日本，然后汇聚于北满，于1910年底石破天惊地爆发。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俄国日本二虎相斗，英法美德也纷纷染指。
16世纪后，中国鼠疫疫情越来越严重。其中以云南鼠疫发生最为频繁、流行最为惨烈。云南鼠疫始于乾隆后期，在此后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其中以乾嘉、咸同和光绪年间的流行最为剧烈。咸丰至光绪年间由于回民战争的缘故，鼠疫流行区域大大扩展，导致了遍及全省的鼠疫大流行。
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著名诗人师道南在《天愚集》的鼠死行篇中写道：“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洪稚存《北江诗话》（1792年）： “师道南生有异才，年未三十卒。当时赵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呕血死。人染其气，亦无不立殒者。”
1860年之后，随着贸易往来和军事行动的频繁，鼠疫开始向广东、广西等邻近省份传播。1894年香港、广东等地爆发鼠疫，标志着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始。
上海《申报》（1879年5月23 日)有一则消息:“奇瘟入粤:俄罗斯国于今春流染奇瘟,患者越宿即死, 西语名曰泼来,继知业已退尽,曾叠登本报。今接香港信知，粤东番禺县境亦有是疾,中国人谓为黑斑,人于日间患此,至晚即死 有一村落共死三百余人。
现代鼠疫专家们均认为广东省初期的鼠疫是从外地传入的，1867年先发生于西部的北海，后见于合浦和雷州半岛，再后见于高州、信宜山区；在东部地区则先见于汕头、潮汕平原，后见于大浦、连平山区；中部先见于香港、广州，后见于从化、清远；海南岛则仅见于沿海市县 。
廉州府之北海，是广东西部的一个重要港口。1867年开始流行鼠疫，其后隔期一发。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 1873-1875年在遂溪县又开始流行鼠疫。19世纪的80～90年代, 在廉州(合浦)和钦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不断有鼠疫流行。
1890年开始鼠疫从雷州半岛向其他地区扩散。1893年传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和广州。1894年广州死于鼠疫者约7万人, 同年又传入香港, 香港死亡2000余人。同年在汕头亦发现鼠疫流行，该年鼠疫流行县份达到23个。
这次大疫持续到1920年左右, 每年有20个县或超过20个县流行鼠疫。1925年以后, 全省疫势开始下降, 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县仅为10个左右。1940-1949年广东东部和中部地区已不见流行, 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县连年流行 。
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1901-1949年全国发生1127314例，死亡996189人，期间发生了四次鼠疫大流行。即1910至1911年满洲里肺鼠疫大流行；1917至1918内蒙古、山西鼠疫大流行；1920年至1921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和1947年内蒙古、东北等地的鼠疫大流行。
内蒙古及东北 近代较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死亡人数如下：
(1)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裏地区肺鼠疫大流行,死亡60468人。
(2)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死亡14600人。
(3)1920-192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裏地区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传染东北许多地区,死亡8000馀人。
(4)1928年内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死亡约4000馀人。
(5)1946-1948年的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持续三年，从1946年在以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重要边贸口岸)为代表的多个城镇开始爆发流行，至1948年疫情基本扑灭为止，共造成多达51672人染病，其中42967人死亡，仅仅是在疫情最严重的1947年，就有35947名无辜百姓染病，其中多达30958人丧生！而小规模流行甚至一直持续到1958年！而这个据解学诗与松村高夫等人合著的新书《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描述可以判断是731部队搞出来的细菌战实验。
20世纪山西省的鼠疫
来源大致有两个，一是自内蒙古传入，一是由当地的动物疫病引起。
当地动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发生在山西西北部吕梁山区的兴县、临县和保德县。据《疫史》调查，近代临县鼠疫始於1900年，兴县鼠疫始於1902年,从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当山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正在遭受来自内蒙古的肺鼠疫侵袭的时候，临县和兴县却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後,当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经停息时,临县一带的腺鼠疫流行却没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临县西沟及邻近10村发生450例腺鼠疫,同年兴县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临县、兴县两县疫点多达383个（次），死於腺鼠疫的人口多达8371人。1939年以後不见此两县鼠疫流行的报导。
中国人和鼠疫的战争
在中国提到鼠疫，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国士——伍连德；伍公连德以孤身对抗东北鼠疫一战成名，之后的作为却充满谜团：他首次提出了废止中医案，但又和王吉民一起耗费16年时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医史》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光辉历史与伟大成就，从而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和尊严，使中国医学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伍公连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中医的态度会发生这样天悬地隔的变化？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推论：这种变化与中医治疗鼠疫的经验有关。
在各种记载1910年及以后的东北鼠疫的文献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中医除了猫胆之外就再也拿不出任何应对措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鼠疫在近代中国的大面积流行是首先从越南传入两广进而肆虐于华南，时间早在东北鼠疫之前；如果中医始终束手无策，那么猫胆应该在当年就已经得到应用，不至于留到1910年才发掘出来；由此可证中医治疗鼠疫是有成功经验的。事实上，目前已知的成于1910年东北鼠疫之前的中医专著至少有四部：
《鼠疫治法》 作者吴宣崇（存甫），《鼠疫汇编》序言中提到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已有其书；
《鼠疫汇编》 作者罗汝兰（芝园）（广东石城人），自序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蒲月（农历五月）；
《鼠疫约编》 作者郑奋扬（肖岩）（1848-1920年，晚清医家，福州市城门镇黄山村）；
《鼠疫抉微》 作者余伯陶（德壎）（号素盦，江苏嘉定县人；盦同庵），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年）；
现代医学观察鼠疫的主要症型症状，有以下分类：
（1）轻型有不规则低热，全身症状轻微，局部淋巴结肿痛，偶可化脓，无出血现象；
（2）腺型最多见，急起寒战、高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偶有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皮肤淤斑、出血。发病时淋巴结肿痛，发展迅速，第2～4天达高峰。腹股沟淋巴结最常受累，其次为腋下、颈部及颌下。由于淋巴结及周围组织炎症剧烈，使呈强迫体位。如不及时治疗，肿大的淋巴结迅速化脓、破溃、于3～5天内因严重毒血症、继发肺炎或败血症死亡；
（3）肺型发展迅猛，急起高热，全身中毒症状明显，发病数小时后出现胸痛、咳嗽、咳痰，且迅速转为大量鲜红色血痰。呼吸困难与发绀迅速加重，体征与症状常不相称。未经及时抢救者多于2～3天内死于心力衰竭、休克。临终前高度发绀，皮肤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
（4）其他类型
①皮肤型疫蚤叮咬处迅速形成疱疹和脓疱，颇似皮肤炭疽。偶见全身性疱疹，类似天花或水痘。
②眼型病菌侵入眼部，引起结膜充血、肿痛甚至形成化脓性结膜炎。
③咽喉型病菌由口腔侵入，引起急性咽炎及扁桃体炎，可伴有颈淋巴结肿大。
④肠炎型除全身症状外，有呕吐、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及黏液便、粪便中可检出病菌。
⑤脑膜炎型可为原发或继发，有明显的脑膜刺激症状。
中医则着重于记载恶核、恶寒、以及热、渴、痛、痹四证，同时也提到了皮肤发黑（鼻、舌等）、腹痛腹泻（热结旁流）、咯血吐血，以及昏迷、谵语等标志性症状，这些都说明了中医在面对如此恶疾时，仍然坚持奋战在第一线，才能获得如此充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现代医学总结了四种传播途径：I-鼠蚤叮咬、II-呼吸道飞沫传播、III-皮肤感染（剥食患病啮齿动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触患者的脓血或痰，经皮肤伤口而感染）、IV-消化道感染（吃了未彻底煮熟的染菌肉）。而在中医眼中，I被称为发于“地气”，II被称为发于疫气，III、IV两项也都有相关事实记录，这就足以证明，中医治疗鼠疫有基于充分观察之后得到的合理推断，而这正是成功进行临床治疗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微观的意识，但是我们的中医前辈仍然敏锐的间接证实了跳蚤在鼠疫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找到了简朴又高效的躲避方法。
突如其来、不明底里且无药可治的鼠疫，在传统时代就成为“天”的意志的体现。直到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之前，没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这种老鼠身上携带的小小细菌造成的。因此，时人多将此症称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这里的“天”成为一个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词。
吴全甫曰：“鼠死疫直断为地气”；罗汝兰云：“疫由天地之气固矣，天气下降，地气不升，热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吴又可曰，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 。
或指称鼠疫为“地气”，或指称为“天地之气”，或指称为天地之间的“戾气”、“浊气”。因此，鼠疫在许多地区被神秘化。“万历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 。又如在疫区，“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成为普遍现象。
在检查和诊断环节上，中医因为并不依赖外物，所以更强调细致的观察与审慎的思辨，因此确认染疫死鼠与疫症恶核就成为了最关键的诊断依据，也是排除他病的主要依据。在大治疗原则方面，无论是病鼠清除、病人隔离、甚至包括病尸处理，我们的中医都发现了其重要意义，并且录诸笔墨，传于后世——当然后学看没看到，是否采信，就不是前人所能掌控的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如实的记录各人心得。
在具体治疗手段方面，各书中无论医案还是方剂都很详尽，虑及篇幅，不便赘述，其中有两个细节，大家应该了解：
前辈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已经发现部分病人存在难以口服给药的问题，并给出了应对方案，此其一；
“非典”时期，钟南山大夫切合实际提出的使用激素“三合适”原则（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至今为人称道，但是又有人会知道，中医在治疗鼠疫时已经实践了一个极为“神似”的方法，连追：根据病人体质不同，病势缓急不同，以及是否误治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剂量的连追治疗，拳拳之心，古今何异；此其二。
当然，学之枯讲无稽，医之验效立见。这些理论分析再周祥，也不如拿出疗效的明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二百年前的医案哪里还有见证人呢？有的，我们可以从《鼠疫汇编》的多次出版以及其他医家运用本方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如果一个药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谁还会将它广为流传呢 ？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中医有如此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治疗方剂，为什么在东北的几次鼠疫流行时，都未能报捷呢？笔者的看法是，以上这些治疗经验，完全没有传到东北；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都是岭南中医的经验心得。实际上《鼠疫抉微》的序言中，就已经显露出这种倾向；这其实是中医强调地域差异必然造成治疗差异的特色，在岭南 用参、用艾都属于误，但是在东北往往是正常的思路。此其一。
而第二个原因，就更加简单了，这一派的鼠疫治法，应用的是 王清任的方子，这对于“正统”的中医来说，颇有五胡乱华之感，因此岭南中医的成果被“屏蔽”也就合情合理了。
再拿1894年粤港鼠疫做例子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官方记载死亡2500人左右，民间估计死亡人数过万。当时香港人口仅有24万，就有8万港人惊惶逃离香港躲避鼠疫。
当时香港鼠疫大流行，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说中医不识治疫，请港英政府禁绝中医。而中医界则联络士绅，上书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请将鼠疫病人交给中医，西医各一半，表列成绩，不作空谈，一考，中医疗效超过西医。西医不服，二考，成绩以百分计算，西医得三十余分，而中医得六十余分。由此香港中医得以保全。”
香港这次中医和西医连续两次比赛，均以中医治愈60%以上的鼠疫患者大获全胜。而西医仅治愈30%鼠疫患者。中医治疗鼠疫的得分高出西医一倍。
面对鼠疫，香港很多西医束手无策，匆匆返回英国避难。香港有三位老中医黄噙洲、徐午初、劳子开，坚持接诊鼠疫患者，挽救了很多香港人的生命，赢得了香港人的尊敬
当时香港报纸的新闻标题赞扬中医：“香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鼠疫流行到广东后，广州也死伤无数，面对这种新类型的鼠疫，广东中医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广东名中医罗汝兰治愈了90%的鼠疫患者，各地中医用他的方子治愈鼠疫，疗效也都在90%左右。
鼠疫在广东，中医当救星
南方面对这次大鼠疫，只能靠中医。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但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需要从头开始探索。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中医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医治无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后来逐步总结经验，放弃了吸血法，单纯 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中医罗汝兰在吴存甫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对鼠疫的治愈率高达90%，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广东中医罗汝兰采用取法吴瑭治疗温病之三焦辨证, 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汤为基本方, 按症状加减用药, 治疗广东的大鼠疫，取得很高的治愈率。 史书记载：“惟其对症用药, 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 十愈八九。 是年见症几三百, 施药二百七十余, 共死四十余人, 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 尚救九成有余 。”广东中医对鼠疫患者的治愈率高达90%。（这里我要加个注释，能够及时送医的都是身体强壮之辈，稍微弱点早就病发而亡了，因此即使医生可以妙手回春，但是治疗的总数还是太少了，只能说总结出对抗疫情的方案而已）
当时的港英当局面对鼠疫，做法和东北伍连德一样，善于整体防控和隔离，但是对鼠疫患者的个体治疗无能无力, 用西医治疗鼠疫疗效甚差。
当时香港西医治疗鼠疫的方法, 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可笑的。香港洁净局官员将鼠疫患者送到泊于水中的医船, 先让患者吞下混有某些液体药物的12盎司白兰地, 然后把6 磅的冰块置于患者头顶, 并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 磅冰块。用这样的治疗方法, 十个患者中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医船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
历史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香港西医治鼠疫死亡率90%，广东中医治鼠疫治愈率90%。
我心自在无碍
黑死病就是鼠疫，是草原上的黑线鼠身上的一种病毒，如狂犬病毒一样，会给人类感染的，一旦感染了就会在人群中传播开来，来势凶猛。一般情况下是草原上的常见病疫，因为中国人从战国时期就接触到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对鼠疫比较了解，加之中国古代有中医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鼠疫，因此鼠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很恐怖。而欧洲国家在蒙古人入侵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十三世纪以前，欧洲大部分都是狩猎民族，很少接触到游牧民族，而且欧洲地区寒冷，可能没有黑线鼠，所以欧洲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当蒙古铁蹄踏过多瑙河平原后，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恐惧的鼠疫，对于突如其来的鼠疫，欧洲人既没有抵抗力，也没有经验去治疗，一旦感染了鼠疫只能是等死，那真是十村九空，一城半死，犹如经过了一场浩劫，黑死病过后，欧洲人死了几乎一半。鼠疫虽然扫荡了欧洲国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催生了近代欧洲文明，鼠疫过后，活下来的人具有了极强的免疫力，因此身强力壮。同时给欧洲人带来了两个进步，一是在鼠疫之前，欧洲人因为大部分都是狩猎民族，一生一世很少洗澡，而且不洗衣服，鼠疫过后，欧洲人懂得了讲究卫生，因此现代欧洲国家很注意环境卫生，人人爱洗澡。二是诞生了现代医药，也就是西药以及防疫学。鼠疫过后，欧洲人开始研究医药，尤其是在教会支持下，开设医院，研究解剖学，随后，一系列的化学也诞生了。
太兴真人
14世纪的欧洲简直就是人间地狱。面对蒙古人的铁骑，欧洲人无力抵抗，唯有任其杀勠。这一惨痛经历欧人称之为“黄祸”。然而祸不单行，随着蒙古人征服欧洲的同时，还把要命的黒死病（鼠疫）带到那里。据统计，在1348—1350这三年中，欧洲因黑死病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考古挖掘出来的垒垒白骨体现了死者的种种惨状。这些骨骸竟然成了欧洲一些教堂的装饰物！西班牙大文豪卜迦丘曾在他的名著“十日谈”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写。
那么，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听说呢？原因有二：1、通讯不发达，2、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事实上也不是没听说，只是消息没有传播开来而已。
老顽童374236889
鼠疫这个词在英文里叫plague，不光表示鼠疫，也表示瘟疫，可见鼠疫对欧洲人的影响有多大。
但要说鼠疫是欧洲特有的那就不对了，鼠疫整个欧亚大陆都有。最新的DNA研究表明，鼠疫最早感染人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大概2600年前，某次变异让鼠疫可以感染人，之后成为徘徊在欧亚大陆上空的死神，现身之处收割无数人命。
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爆发过两次，死人无数。时人记载：“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具体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数字，学者估计最多可能到一千万人，少也有好几百万。主要是华北地区。
清朝末年又发生过一次，在广东爆发，然后由船带去了印度，最后在印度和中国加一起大概造成了一千万死亡。
欧洲人遭受鼠疫的痛苦比东亚人更重，所以记忆更深刻。查士丁尼大瘟疫大概死了好几千万人。中世纪黑死病流行，前前后后三百年，加一起能上亿。
加密货币百晓生
黑死病爆发的时候，是整个欧亚大陆一起嗨的，并非是仅仅一个欧洲受其荼毒。而在欧洲肆虐的同时，它也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变革，那就是元末农民大起义。
所谓黑死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鼠疫。有关于鼠疫，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哪怕是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都有“人见死鼠如见虎”的记载。在元朝末年那个乱世，就更不用说了。
黑死病流行于欧洲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世纪中叶，也就是1347-1353年。而彼时的中国，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着。很多人都是因为大疫流行，官府又催逼得紧，实在活不下去了。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莫过于大名鼎鼎的朱元璋了。史书记载得非常明确，朱元璋的父母、姐姐和哥哥，全部死于这场大疫，把朱元璋变成孤儿的，就是鼠疫杆菌！
只不过，朱八八同志没有潜心成为一名微生物学家，却把账全部算在了地主老财以及元政府头上去了。被生活逼迫的无处藏身的朱元璋，终于举起了大旗，成为了红巾军的一员，并且在二十年后成为了席卷天下的明太祖。
顺便说一句，导致甲申国难的元凶，也有人认为是鼠疫，具体可以参看京虎子的《上帝的跳蚤》，对此分析得非常透彻。
青言论史
中国古代就有瘟疫的记载。黑死病就是鼠疫。中国古代的史籍当中也有记载。所以不能说在中国不存在。
欧洲黑死病流行，大约有100多年时间。后世的学者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欧洲损失了大约1/4的人口。不过确实要指出的是，中国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瘟疫传播，也没有导致人口巨大衰减的瘟疫记载。从现存的史籍来看，中国古代的瘟疫爆发，一般是局部性的。造成中国古代人口衰减，主要原因的是战争。部分瘟疫是伴随战争而形成的，也形成了人口衰减，但不能完全记忆在瘟疫头上。
至于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业结构不同。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是种植和畜牧业并重的。畜牧业相对而言更容易传播疫病，尤其是一些人畜共患病。
第二，饮食结构不同。中国人的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肉食为辅。西方人正好反过来。因此中国人接触牲畜更少一些，不容易传染人畜共患病。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欧洲人普遍饮茶则要晚得多。饮茶就要喝开水，这对瘟疫传播有一定的阻隔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行政能力更强一些。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是封建领主制度。贵族制度下的领主，碰到瘟疫的时候，往往是立即出逃。而且各领主之间各行其是，不能相互接济。而中国自秦代以后确立了流官制度。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他对于瘟疫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因此不能像领主那样一走了之，否则会被追究责任。而大一统体制下，一个地区受灾，周边地区有负责救援的义务。从而可以实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调用。中国古代社会的疫政管理能力要比欧洲好。
第四，中国古代的医学发展水准要比欧洲好。西医的迅速发展是在近代以后的事情。中世纪时候的欧洲医学，是非常落后的。一位同时期阿拉伯医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毫不客气的评论当时一位欧洲著名医生的水准，甚至于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如。这不是恶意攻击，而是事实。医学水准不高，自然导致应对瘟疫的能力不足。
用户4325101516
中国两千年瘟疫简史，刚在网上看到的。
公元11年，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摘自《后汉书·刘玄传》。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后汉书·王莽传》。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摘自《后汉书·钟离意传》。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后汉书·马援传》。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后汉书·马援传》。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摘自《后汉书·皇甫规传》。
169年，建宁二年，己酉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摘自《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摘自《伤寒杂病论·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摘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23年，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摘自《三国会要》、《宋书·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国志·吴志·孙亮传》。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书·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竞达十万，摘自《宋书·五行志》。
275年，咸宁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摘自《宋书·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书·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纪》。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众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纪》。
468年，魏皇兴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摘自《魏书·灵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和襄陵二县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书·高帝纪》
612年，隋大业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纪》。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摘自《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高宗纪》。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摘自《旧唐书·中宗纪》。
707年，唐景龙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762年，唐宝应元年，壬寅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763 年，唐广德元年，癸卯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旧唐书·代宗纪》。
789年，唐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摘自《旧唐书·德宗纪》。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880年，唐广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摘自《旧唐书·僖宗纪》。
880年，唐大顺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摘自《旧唐书·昭宗纪》。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会稽时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骚然，摘自《金史·完颜匡传》。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丑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数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疫，兵多死于瘴疠，摘自《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史耀传》。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顺二年，辛未年，疫疠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332年，元至顺三年，壬申年，宜山县饥疫，死者众，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408年，明永乐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乐八年，庚寅年，登州、临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邵武大疫，绝死者万二千户，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统九年，甲子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摘自《名医类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丑年，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阖门死，摘自《都公谭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灾盛行，死者过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说》。
1582年，明万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师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顺天府志·祥异》。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灭门，摘自《万病回春》。
1622年，明天启二年，壬戌年，（时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门阖境患此，病势极为危迫，摘自《先醒斋笔记·痢门》。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余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灾异志》、《学箕初稿·天花仁术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琼州、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块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扬、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数千人；夏，会城疫，摘自《洄溪医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年，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宝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赣榆、武进、苏州大疫；夏，日照、范县、莘县、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县、武城、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元氏、新乐、通州、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滕县、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元氏、内邱、唐山、蠡县、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官、曲阳、武强、平乡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咸宁、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宜都、石都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黄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庐医话》。
死者大半，死者甚众，死者无算，死者不可计数，灭门，绝户……人口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然而每逢大瘟疫，几乎都是一次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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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欧洲暴发鼠疫源于成吉思汗向西征伐，蒙古草原的老鼠躲在木箱里，随军队带到了中亚和欧洲，最后暴发于意大利热那亚港，有艘商船上几只携带肺鼠疫病毒的老鼠遛下了船，热那亚随即发生鼠疫病情，扩展迅速，人们毫无办法，只能采取东西隔离措施，把患有鼠疫病人家门钉死，任其自生自灭，鼠疫最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和中亚地区，共有数千万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