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是县衙协助县官处理文书的小吏，不是正式编制的官员，却能在郓城呼风唤雨，在山东、河北一带江湖都有名气，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利用职务便利，私放劫了生辰纲的晁盖，又杀了阎婆惜，犯下人命案，知县却对他再三维护，帮助宋江开脱，同为县衙公吏的朱仝、雷横也都冒渎职之险，偷偷放过宋江一马，使得宋江逍遥法外，足见其能量之大。

宋江的故事只是宋朝胥吏政治的一个缩影。宋朝胥吏政治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胥吏群体已经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在基层政权中拥有相当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既有积极的正能量，也有消极的负能量，深刻影响了宋朝基层的政治生态，也对明清时期的胥吏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水浒传》宋江剧照

胥吏政治的形成：确立于唐，完善于宋

秦汉时期，官吏通称，发展机会相当，甚至“公卿多出胥吏”，胥吏不受歧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门阀制度影响，胥吏被视为不入品的“流外”、“杂流”，遭受鄙视。唐朝时期，胥吏制度正式形成。

1、唐朝时期的确立

从唐朝开始，官僚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科举出身者被视为正途，社会上高看一眼，占据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要职，掌握各级政府机构的决策权、管理权，称为“官”，他们的地位较高，自有一套品级系统，被称为“流内”；没有科举出身被视为“非正途”，被社会所鄙视，只能从事具体的、琐碎的、技术性的日常行政事务，称为“吏”，他们的地位较低，自成一个品级系统，与官相互独立，被称为“流内”。这个时候，胥吏政治在制度上已经形成。

2、宋朝时期的完善

宋朝是胥吏制度完善的时期，与唐朝相比有两个显著变化：

一是胥吏的制度逐步健全。宋朝重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胥吏管理制度，特别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了一套关于胥吏招募、薪酬、选拔、升迁、出职等制度，制度上趋于完善。

二是胥吏的名目和数量越来越多。宋朝官僚机构重叠繁复，职能分工细致，胥吏的名目和数量越来越多，各级官僚机构都充斥大量胥吏，使得胥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形成一个特殊阶层。

以《水浒传》为例，宋江、张文远的押司是吏，朱仝的马兵都头、当牢节级，雷横的步兵都头，戴宗的押牢节级，杨志的管军提辖使，林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乐和的小节级，蔡福的押牢节级兼刽子手、蔡庆的小押狱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职务称呼都是地方州县的吏职，而不是官职。

《水浒传》宋江、张文远剧照

胥吏政治的影响：正能充当官民纽带，负能恶化政治生态

从现有史料看，大多记载宋朝胥吏政治的危害，似乎胥吏个个都是猥琐小人，天生卑鄙。实际上，胥吏政治在宋朝基层政权中的强大能量，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

胥吏政治的正能量——官民之间的桥梁，统治基层的工具

以宋神宗朝为例，县级胥吏承担的主事务包括：处理文书、保管档案、催征赋税、搜检漏税、押送官物、管理仓库、缉捕盗贼、维持治安、看管监狱、供官员驱使跑腿打杂等等，基本涵盖了县衙的全部职责。仍以《水浒传》为例，宋江、张文远的押司职责就是处理文书，乐和的小节级、蔡庆的小押狱职责就是看管监狱，朱仝、雷横、武松的都头就是缉捕盗贼、维持治安。

宋朝县级官员由朝廷统一任命，大多是外地人，不熟悉当地情况，干几年就走。胥吏则不然，他们都是本地人，人脉广泛，熟悉风俗民情，与老百姓关系密切，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出面往往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官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胥吏阶层，他们左右联系，上传下达，成为沟通官民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可以有力辅佐官员治理地方，在维护基层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正能量。

胥吏长期在政府机构任职，往往十几甚至几十年年，他们熟谙规章，业务纯熟，出口能诵，很多都是精通吏道的行家里手。“靖康之耻”后，宋朝图书典籍散轶殆尽，规章制度一无所存，朝廷只得让熟悉业务的胥吏写“省记条”，回忆原来规章制度的内容，作为编制《绍兴敕令格式》的重要参考。

古代的胥吏（电视剧照）

胥吏政治的负能量——基层政权的操盘手，政治生态的搅局者

宋朝的胥吏政治不是没有正能量，但相比正能量，负能量更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王朝后期，整个政治生态趋于恶化时，胥吏群体的负能量更令人深恶痛绝，他们甚至能架空官员，操纵政权，进一步搅乱基层政治生态。宋朝诗人陈藻专门写了一首《憎吏行》痛骂胥吏，诗曰：

“人逢胥吏面，唾欲擣其胸。伤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虫。田宅世无有，妻孥腹屡空。人家词讼起，踊跃时命通。天性本怀恶，煎熬仍怕穷。得钱即欢喜，道理那能公。州府珍宝馈，县官筵席供。吏赃黥且死，州县多宽容。三尺既虚设，民冤诉高穹。高穹不垂耳，官吏屋俱丰。”

1、偎慵懒散，怠惰因循，消极作为。

相比科举出身的官员，胥吏整体素质较低，慵懒散现象突出，经常磨磨唧唧，出工不出力，消极作为甚至不作为，导致政府效能低下。有的胥吏懒惰懈怠，履行职责不力，造成官府财物损失。

2、监守自盗，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胥吏承担财物管理，监守自盗对他们而言十分便利。

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了一个“水滴石穿”的故事，说名臣张咏任崇阳县令，见有一小吏从库房偷拿了一文钱，便下令杖打小吏。小吏很恼火，觉得一文钱不算什么事，说你最多也就是打我一顿，不可能杀了我。张咏十分气愤，挥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亲手斩了小吏。这个故事充分说明，胥吏利用职务便利监守自盗，贪污公款，在宋朝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于“官司以钱付盗手，而非盗者之盗用官钱也。”意思是说官府把钱物交给胥吏保管，就相当于给了盗贼。

张咏怒斩小吏（漫画）

除了监守自盗，受贿索贿也是胥吏的拿手好戏。朝廷各部院的胥吏手握人事、财政、司法等大权，经常受人请托，收受贿赂，替人办事，或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甚至对当事人敲诈勒索，打击报复；地方州县的胥吏经常与百姓打交道，索贿受贿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能在《水浒传》中看到，像戴宗、乐和、蔡福这种押牢节级、小押狱，经常收受犯人及其家属贿赂，向他们提供帮助。

3、勾结权贵，欺压百姓，破坏稳定。

胥吏手握催征赋税、搜检漏税、维持治安、看管监狱、官司诉讼等权力，经常与百姓打交道。“县官不如现管”，一些胥吏便借机勾结当地权贵富商，帮助他们偷税漏税，将本应由权贵富商承担的税赋转嫁给其他百姓，或者勾结大地主，兼并百姓土地，导致民不聊生。在维持治安、看管监狱、官司诉讼等过程中，胥吏经常和权贵富商狼狈为奸，袒护富商，欺压百姓，导致司法不公。《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之流，与官府中人都有勾连，他勾连的未必是官员，更多的是胥吏。

4、挟持官员，架空官府，操控政权。

宋朝州县政权中官多吏少，官吏之比往往是1:10甚至更高，胥吏都是本土人，大多都有家族背景，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外来的官员往往压制不住本地的胥吏。庸碌的官员，往往被胥吏欺骗糊弄，大权旁落；贪墨的官员则被胥吏拉下水，同流合污；即便是那些作风严厉的官员，胥吏也有应对之策，实在对付不了就集体罢工或辞职，“空一县逃去”，导致政务瘫痪，无人办事，最后不得不把他们“请回来”。宋人评价本朝“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虽有夸张，却也基本属实。

古代胥吏欺压百姓（电视剧照）

胥吏政治的成因：既有客观需要，也有制度缺陷

宋朝胥吏政治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总体来说，既有客观上的需要，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既有胥吏群体素质不高的原因，也有文官集团疏于监督管理的责任。

1、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让官府对胥吏产生客观需要。

从秦汉到唐宋，人口不断增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导致官僚机构不断臃肿，政府职能越来越强，承担的职责任务不断增加，客观上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处理具体繁杂的政务。由于通过科举、荫补等途径入仕的官员数量有限，弥补不了人手缺口，使用成本低、进入门槛低的胥吏就满足了这种需要。

以宋朝县级政权为例，只有知县（县令）、主簿、县尉等极少数官员，却要承担全县大小事务，单靠他们，全年365天“5+2”“白加黑”也干不完工作，县衙里真正承担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都是胥吏，普通老百姓如果不是到打官司，根本见不到衙门里的青天大老爷，跟他们打交道的是形形色色的胥吏。

2、基层治理的特殊性，使得胥吏在其中游刃有余。

古代“皇权不下县”，正式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地方更多靠宗族、富商和乡宦士绅自治。但富商和乡宦士绅不是在职官员，不能直接治理百姓，胥吏就相当于他们的代言人，帮助他们在官府行使权力，一方面维护宗族、富商和乡宦士绅的利益，另一方面维持本地社会秩序。像宋江的老爹宋太公，就是拥有相当田产的乡村地主；朱仝也是富户出身，在本地颇有影响力，他们都是地方富户的代表。

宋朝官员实行任期制，长者三年一任，短者数月即迁，县级官员基本都是外地人，基层关系错综复杂，治理难度大，“外来和尚”不好念经。为了治理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熟悉当地情况的胥吏，胥吏群体在官民之间斡旋，充当枢纽，游刃有余，逐渐成为地方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古代的官和吏（电视剧照）

3、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胥吏在官府中不可或缺。

宋朝地方官僚机构的权力运作，大致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决策权和管理权，掌握在知县（县令）、主簿、县丞、县尉等官员手中；一部分是执行权和辅助权，掌握在胥吏手中。

这种不同层次的权力划分是社会分工的必然，因为官员精力有限，各有专长，任何人都不可能大包大揽，事必躬亲，要保证官僚机构的运作效率，就必须进行合理化分工。

科举出身的官员有理想有抱负，知识层次高，主要负责决策和管理这类“高大上”的工作；流外出身的胥吏，擅长处理琐碎事务，主要负责协助执行公务，比如押司协助知县（县令）和主簿处理文书档案，马兵、步兵都头协助县尉缉盗维持治安，节级协助管理监狱等等，因此宋人才说“士大夫专心学术而无心细务，胥吏则专于俗事而详知法典”，彰显了胥吏在官僚机构中的不可或缺。

4、职官制度的缺陷，导致胥吏缺乏发展空间。

宋朝官吏殊途，官员单独享有一套职官体系，可以不断提拔升迁，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晋升速度很快，故而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相比来看，胥吏就悲催太多了。

宋朝规定胥吏可以出职，意思是脱离胥吏阶层，进入官员行列，但出职的名额极其有限，仅限于中央各部院和路、州一级比较高级的吏才有这种机会，而且概率很小，至于县里的胥吏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大多数胥吏兢兢业业如老黄牛，干了十几几十年，仍然是胥吏一枚。

可以说，宋朝官员的职业生涯是前进的、上升的，胥吏的职业生涯却是是静止的，他们甚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完全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此以往，胥吏难免产生不平衡心理：既然没有发展空间，那就索性破罐子破摔，抓紧捞实惠。胥吏群体之所以怠惰因循，污浊贪墨，大多数出于这种心理。宋江之所以如此热衷诏安，跟他的胥吏出身有很大关系，他很希望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

古代官吏殊途

5、文官集团的鄙视，导致胥吏对抗意识强烈。

宋朝大开科举之门，大量读书人以科举正途入仕为官，形成了号称“精英阶层”的文官集团，他们自恃清高，瞧不起不入流的胥吏，有的官员因为出身胥吏之家，入仕之后还遭遇同僚鄙视。

南宋绍兴年间，曾负责审讯岳飞的何铸是进士出身，只因为父亲当过胥吏，即便他本人干到了御史中丞这样的高官，仍然遭受鄙视，其他台谏官员“交章论铸之罪，谓铸胥吏之子，素无闻望。”宋人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也就是说，官员的子弟都不屑于做吏，只是考不中科举不成器，又无法通过拼爹荫补入仕的，才不得不为之，还要忍受旁人的白眼。

宋朝的文官集团将胥吏群体置对立面，很少从胥吏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谅他们，更别提给予尊重、提供帮助、维护胥吏的切身利益了。胥吏地位低下，当然无力直接反抗文官集团，只得以各种“不作为乱作为”默默反抗，展现自己集体对抗意识，宣泄对文官集团的不满。

6、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胥吏放任自流。

宋朝文官集团鄙视胥吏，却离不开胥吏。官员由科举入仕，缺乏社会政务经验，一旦到基层做官，才发现所学一无所用，只能依赖于熟谙政务的胥吏。宰相王安石早年长期在州县任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到：

前文讲述了张乖崖对胥吏严格管理监督，一文钱便怒斩小吏的故事，但“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故事只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不是被胥吏蒙在鼓里，便是对胥吏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胥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胥吏本身素质较低，故而朝廷赋予官员监督胥吏的职权，但官员出于基层环境、个人能力、魄力、经验等原因，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却把胥吏腐败完全归咎于胥吏群体本身。

宋朝的文官集团（电视剧照）

结语

宋朝胥吏政治在基层拥有强大能量，它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但归纳到一点，还在于君主专制本身。胥吏制度依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依附于皇权制度，只要君主专制存在一天，胥吏政治就有生存的土壤，而皇权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性，使得它不可能废除自己，也就使得胥吏政治相伴相生。

正因为如此，古代针对胥吏制度的各种改革探索只能略微缓解一下胥吏政治的危害，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朝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化，胥吏政治也就愈演愈烈，“吏强官弱“现象更加严重，成为一块根无法除的顽症痼疾，最终随着君主专制一同被埋葬。

参考资料：脱脱《宋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宋会要辑稿》、马端临《文献通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筝《胥吏之制的历史透视及评析》、祖慧《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甘美芳《宋朝的“吏强官弱”》等。

閱讀更多 狄飛驚 的文章

關鍵字: 宋朝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