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方視察
本刊記者 餘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我們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經濟理論工作者開始擺脫種種教條主義觀點的束縛，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成為經濟理論界探討的焦點。其中一個有關經濟全局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係。
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經濟學者劉國光和趙人偉著手研究這個問題，並把研究成果“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報送中國社會科學院，接著提交1979年4月間在無錫召開的“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文章突破了過去關於計劃與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相互排斥不能結合的傳統認識，深入論證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產生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為了確保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的協調發展，為了維護整個社會公共利益和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物質利益關係，必須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利用市場，在利用市場機制的同時，加強國家計劃的調節。因為文章觸及到時下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受到國內外各方面的重視，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這篇文章發表後，鄧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弗蘭克·吉布尼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以計劃經濟為主，但也結合市場經濟”。鄧小平的這次談話，直到1990年前後才公佈出來，長久不為人知。他講此話的時候，儘管還是認為“我們是以計劃經濟為主”，但是計劃與市場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的傳統觀念已經破除。此後，人們普遍接受了這一點：社會主義經濟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可以結合。這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和十二大的文件中都有相關的表述。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會見出席會議的代表們
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
1987年2月6日，十三大之前，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於是，十三大就沒有再講誰為主，而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還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把國家、市場、企業三者關係的重點，放在市場方面；同時提出，要從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為此，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就從十二大時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三大轉為計劃與市場平起平坐，並且逐漸把重點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方面傾斜。
由於“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在理論上還是沒有講清楚到底計劃與市場誰為主誰為輔，所以在1990年和1991年理論界還在繼續爭論，並對改革的目標模式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市場取向；有的反對市場取向，說聯合國統計上分類，都把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等同於社會主義國家，而把市場經濟國家等同於資本主義國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
鄧小平一路走一路講，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黨中央政治局認為，這篇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就在鄧小平南巡時，十四大在緊張地籌備當中。中央領導深刻領會了鄧小平南方講話的重要意義，決定將它體現在十四大的報告中。
2月20日，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十四大報告起草工作座談會，明確指出黨的十四大報告通篇要體現小平同志當年年初視察南方重要談話精神，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很好地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經驗，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要認真規劃今後一個時期的戰略部署，強調進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認為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
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清楚地指出計劃與市場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誌，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多數人都逐漸統一到這一理解上來。在學習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基礎上，全黨對建立新經濟體制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出現了一些新的提法。
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做了《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江澤民講了他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認識和召開十四大的準備工作。對改革經濟體制問題，他介紹了當時的幾種建議：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討論後選擇一種。他還亮出他的看法，傾向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最後需要通過十四大代表大會充分討論後表決通過。
1992年，十四大召開
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劉國光參與過十四大報告的起草，據他回憶：江澤民在中央黨校講話中講關於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三種提法前，找他談過一次。江澤民個人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問劉國光的意見。劉國光贊成這個提法，說這個提法簡明扼要，同時也提出一個意見，如果只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有計劃”這個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計劃”對於社會主義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江澤民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裡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劉國光說，我覺得總書記講得很好，是對的，社會主義就包括“有計劃”。
6月12日，江澤民在鄧小平住地向他彙報了有關情況，鄧小平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認為“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後，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他還指示：“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隨後江澤民的講話以內部文件的形式下發，反映良好，“各省區市都同意這個提法”。
10月12日上午9時整，人民大會堂裡奏響了雄壯的《國際歌》旋律。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
9時5分，江澤民邁著堅實的步子走向講臺，用洪亮的聲音宣讀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那鏗鏘的聲音通過電波，從人民大會堂傳向北國南疆。
長達兩個小時的報告，不時被代表們的熱烈掌聲所打斷。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改革開放14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個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並借鑑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十四大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理論貢獻，認為“這個精闢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據此，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除了貨幣金融，財政稅收，還包括國家計劃，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並且，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離不開國家宏觀計劃的指導。宏觀調控本身就是廣義的國家計劃調控。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有很豐富的內容，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的內容，也包含“有計劃”的內容。
為了給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理論宣傳準備，中共中央幾個部門1992年9月19日在懷仁堂聯合召開幹部大會，舉辦系列講座。劉國光主持，他在講座的開篇就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若干問題”，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在這個基礎上把作為調節手段的計劃和市場更好地結合起來。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凡是市場能解決好的，就讓市場去解決；市場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計劃來管。現代市場經濟不僅不排斥政府幹預和計劃指導，而且必須藉助和依靠它們來彌補市場自身的缺陷，這是我們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不能須臾忘記的”。
十四大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進程中，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成功地進行宏觀調控，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為落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國務院調整經濟發展計劃，作出了加快發展的各項部署。
這麼多來，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由傳統計劃經濟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範圍不斷擴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生動蓬勃地向前發展。當然，目前市場經濟還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資源要素市場，資本金融市場，等等，需要進一步發展到位。但是也有因為經驗不成熟，犯了市場幼稚病，而發生的過度市場化的地方，如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不該市場化的部分，都要搞市場化，發展到對市場的迷信，帶來不良的後果。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越性的同時，它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特別在總量平衡上，環境資源保護上及社會公平分配上引發的負面效果已經充分地顯露出來了。這與國家的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很大的關係。本來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十四大以來，我們在短期宏觀調控上，先後取得了治理通脹和治理通縮的成功經驗，但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的宏觀經濟導向作用明顯減弱。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彙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問責性的任務；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脫節，前者控制不了後者的“GDP情結”；計劃的要求與實際完成數字相差甚遠。所有這些，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效，造成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失衡問題。
正是基於這種情況，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十七大明確提出這個多年沒有強調的國家計劃的導向性問題，再次提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再到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這合乎辯證法的“正——反——合”的規律。這不是回到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的舊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關係在改革新階段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劉國光曾說：“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於過去‘傳統計劃經濟’。第一，現在的國家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隻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第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這樣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經過最初十幾年實踐與理論的艱苦探索，於1992年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從此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全面展開，中國經濟也隨之進入持續的高速增長軌道。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朝著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全面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充滿了活力。在整個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中國不僅繼續保持著全世界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也不斷得到提高。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實現黨所確立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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