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學生官”的出現即使有一千個理由，公眾也不應該以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文 | 任孟山
由於一則“學生會幹部任命公告”，中山大學最近被人關注的焦點從“張姓教授性騷擾”轉移到了“學生官”。在這份公告中，一大批同學被任命為名目繁多的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專職委員。不少人的頭銜後面還鄭重其事地標著“正部長級”“副部長級”。
相對於涉及道德或法律的教授性騷擾的個案，200多個“學生官”對高校和社會現狀的普遍象徵性更為強烈。正因如此，公眾對這起校園生活的權力鬧劇才會特別關注。
這種關注源於幾點因素，一是很多人不知道青年學生的簡單日常生活中還有麼多權力構成要素；二是大家認為對權力的崇拜開始得太早了，本就蓬勃朝氣的青年才俊，卻早早地幻想權力快感，這讓很多人為之擔憂；三是“官本位”思想無孔不入，對青年大學生生活的侵蝕過猛。
有些人批評那些批評學生者，認為這是個“合理現象”。在我看來，除了為母校和校友辯護的“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情感邏輯有問題之外，其社會邏輯並沒有問題。
道理很簡單，如果整個高校和社會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崇拜，誰也不要設想大學生會生活在真空中。就像曾被媒體廣泛報道的“五道槓少年”，不是一個偶然，而是一個必然。
多年以前，在廣東省政協座談會上，當時的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就曾透露，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來爭。如今這個現象在高校依然，有媒體前兩年報道，某高校“青椒”自曝煩惱，稱評教授還不如去當處長。在這種語境中，去要求一眾學生不要官僚化，其實是有點苛責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學生官”的出現即使有一千個理由，公眾包括學生們也不應該以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正如很多人在特定時空背景的各種要素推動下，做了違法違紀的事情，做了阻礙社會與歷史進步的事情，追溯起來貌似邏輯具有合理性，但不妨礙行動與結果不具有合法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一方面需要對青年學生官僚化、行政化的作為與作風進行批評、教育和矯正，另一方面，很多高校也需要反思自身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作風。
同時，所有的“社會化人”也需要反觀自身的作為與理念。比如，作為家長，我們是如何引導孩子看待“學生官職”和“學生官”的？作為教師，他們對“學生官職”和“學生官”的理念又是什麼樣子的？作為旁觀者，我們是如何成為“幫兇”的？
立足教育機構自身來講，很多學校從小學開始就賦予“學生官”權力。比如，班長可以檢查學生作業，如果認為誰做得不好可以讓他重寫。這種在學生看來“巨大的權力”會產生尋租空間，“學生官”的作業能讓別人代寫，“學生官”可以接受其他學生的賄賂讓其不再重寫作業，並以此向老師瞞報真實情況。也就是說，對在“學生官”優越感充斥的教育系統成長起來的孩子來說，想讓他們成為大學生後沒有“學生官”的權力幻覺，太過於一廂情願。
沒有無因之果。正如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就此事刊發的評論《“學生官”充斥校園不是哈哈一笑的事》中所言，“青年就如海綿，他們展示的是黑還是白，取決於從學校、社會的‘大缸’中吸收了什麼。”我們不要奢想在學校與社會“大缸”中成長起來的“五道槓少年”，在升入大學後不會成為“正部長級學生官”。我們當然可以相信大學生具有自清自淨自我成長的能力與主動性，但是，我們不要奢望在“大缸”之水的顏色沒有任何變化的情況下，會遍地都是沙漠中的綠洲。
□任孟山（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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