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鉅款，向美國購得退居二線海岸防衛的二巡防艦。臺海軍原以沈葆楨、羅福星為二艦命名；後又決定改為“銘傳”、“逢甲”，紀念劉銘傳與丘逢甲。
綠營“立委”蔡適應質詢指出，沈、羅、劉、丘的出身與海軍無關，建議以陳慶堃、梁天價兩海軍將領之名命名，臺防務部門主管馮世寬似乎也有同感。陳慶堃曾任永嘉艦艦長，1949年率軍艦突破解放軍之圍，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永嘉艦是1948年國民黨軍隊接收的美艦，歷史總是似曾相識。）梁天價當選臺軍第4、5屆戰鬥英雄，於1954年“鯁門島”海戰中，以艦長身份指揮雅龍艦擊沉、重創解放軍艦艇各一艘，掩護美軍顧問與情報員撤退，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攻恆春，清廷急派沈葆楨來臺籌辦防務。沈氏除了“開山撫番”，致力於交通軍事建設之外，又奏請解除渡臺禁令，讓包括“臺獨”人士祖先在內的許多漢人，大量來臺定居。沈葆楨還奏請追諡鄭成功，並予建祠。日後張學良謁延平郡王祠時，寫下意義深遠的詩句：“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歷經國仇家恨的張少帥，體認到國家富強統一的重要，遠高於黨派、政權之爭。清朝都不把明鄭當敵人了，國共還要互相仇視嗎？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清廷遣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在霧峰林家協助下，趕走了想染指臺灣的法國艦隊。劉是臺灣首任巡撫，對於臺灣現代化，功不可沒。劉銘傳卸任離臺前，最掛心的是日本對臺的野心。果不其然，1895年日本強行據臺。深具民族意識的丘逢甲先是呼群保義聚眾抗日，後因事不可為，遂內渡祖國，繼續戮力教育事業與國民革命。曾參與黃花崗之役的羅福星，來臺成立同盟會支部，進行地下抗日運動，“驅逐日人，收復臺灣”是其心願。羅氏不幸於1914年被捕就義。
沈葆楨、劉銘傳、丘逢甲、羅福星四人對臺灣的意義，和陳慶堃、梁天價二人截然不同。前四人的貢獻是抵禦外侮，保衛、建設臺灣。在他們眼中，臺灣是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愛臺灣就是愛中國，愛中國就必須保臺灣。後二人則是國共內戰下的“國軍英雄”，反共、抗共是他們的功績所在。前四人槍口向外，跟外敵爭奪中國尊嚴。後二人槍口向共，在一國內部爭取一黨勝利。
政權、黨派之爭，豈可凌駕國家民族利益之上？張學良懂得此道理，所以他放棄一方之霸，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他不計個人榮辱，但求國共同心抗日。可惜日後拘禁他的蔣，格局、氣度不如張。蔣把國共兩黨恩怨，轉為此岸與彼岸全體國人的對壘。“反共變反華”的臺灣人，在蔣後紛紛變成“臺獨”。不反華但無法釐清“政權”、國家分野者，又誤把“中華民國”捧得比中國更高。內戰的上一代雖已逝去，未參與內戰的下一代卻繼承“反共、反華”衣缽，不願以客觀理性態度理解大陸。這是臺灣的災難，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至於臺防務部門不知為何而戰，又去騷擾不會認同“臺獨、獨臺”的古人，那就更不足為奇了。
軍艦命名前，請先想清楚臺灣的敵人是誰？毛、蔣墓木已拱，如果對岸仍是臺灣首要敵人的話，就請“國軍”饒了沈、劉、丘、羅，讓他們地下瞑目。綠營如不願紀念甲午海戰殉國的水師將領（與臺灣有關），乾脆用後藤新平、八田與一、史明為軍艦命名，就請別折騰生不逢時、被迫兄弟鬩牆的陳慶堃、梁天價吧。
（作者林金源為臺灣遠望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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