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100年了，你真的了解“五·四运动”吗？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半，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国立北京警官学校、北京汇文学校、朝阳大学、北平税务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13所大中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横幅；散发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社的罗家论临时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发表北京大学学生、国民社的许德珩连夜起草的《天安门大会宣言》；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我们每年都会纪念“五·四运动”，但你真的了解“五·四运动”吗？
事情的起因是：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了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条件：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巡警；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废除“二十一条”；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日本借口日中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换文，提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以条约神圣为由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在4月30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里强行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送给日本。
中国代表团立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山东之事电告北京政府。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北京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晚上，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邵飘萍首先报告巴黎和会情况；张国焘发表演说，提出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许德珩接着演说，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会上成立了20名成员的干事会，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段锡朋为天安门大会主席，傅斯年任集会游行总指挥。
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十三个学校约3000名手拿写着各种标语的小白旗的学生步伐整齐，仪容严肃地聚集到天安门。
金水桥南悬挂起两条白布条幅，上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创作的一幅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游行大会主席段锡朋主持大会，通过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和《天安门大会宣言》。学生们不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大总统徐世昌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警察总监吴炳湘调派警察，到天安门维持秩序。教育部也派人到场劝说。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坐汽车到天安门红墙边，劝说学生回校。
下午2时半，游行开始。山东聊城人、时年23岁的北京大学学生、游行总指挥傅斯年高举旗帜，走在队伍前面。旁边还有浙江绍兴人、时年22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江西永新人、时年22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江西九江人、时年2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浙江金华人、时年25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方豪；江西萍乡人、时年22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部部长张国焘；湖南宜章人、时年25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邓中夏。还有北京大学学生王自治、易克嶷、罗章龙、高君宇；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匡互生等等。
下午2时半，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面见各国驻京公使，递交请愿书。因为是星期天，只好将请愿书留下。
下午3时半，总指挥傅斯年打起旗帜，不情愿地带领游行队伍到赵家楼的曹汝霖家去惩罚卖国贼。
下午4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傅斯年和段锡朋分头行动，包围分割警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警察们接到“文明对待”、防堵游行的指示，连警棍都没有带，就知趣地让开。
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府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喝茶聊天。听到游行的学生们到了，曹汝霖仓促藏进了一间储藏室，章宗祥藏进地窖里。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高个子学生匡互生在同学周予同的帮助下，掰开铁栏杆，打碎玻璃，钻了进去。接着许德珩和几个同学也爬上窗台，跳了进去打开了大门。街上的学生像潮水一样冲了进来。傅斯年控制不住了。段锡朋、方豪也无能为力了。学生们在各个房间里搜查曹汝霖，一直没有找到。匡互生取出早已备好的火柴，周予同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张，点着了。
东院书房中门起火。藏在地窖里穿着礼服的的章宗祥听到起火的喊叫声，就从地窖里出来，跑到曹宅对面的一间皮蛋店。学生们追上去，拉住他的两只脚拖到店门口，用小旗杆和皮蛋一阵乱打、乱砸。一个日本人跑来，嘴里乌拉乌拉地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死力保护着满脸是血的章宗祥。大家怀疑这个被打的人是日本人而不是曹汝霖，这才罢手。
军警逮捕了从曹宅出来的32名学生。
同一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指出国际的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议和一样都是骗人的把戏：“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带领校长团到警察厅，要求保释被捕的32名游行学生。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山东、武汉、上海、河南、天津学生联合会先后成立。
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江西、浙江、重庆、厦门、合肥、漳州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要求争回青岛。
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
5月19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25000名学生罢课，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并举行环街游行。南市、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各商肆相继罢市。济南、保定、苏州、南京、武汉等地学生相继罢课。
军警逮捕了北京大学学生会讲演部长张国焘、北京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方豪、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等700名学生，在北大法科、理科设临时监狱监押学生。
6月5日，5000多位学生喊着口号，聚集在北大临时监狱外。无数的市民也自动参加集会游行队伍。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三纱厂、第四纱厂、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的两万多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宣告罢工、罢课、罢市主张。纺织、机器、铁路、汽车、轮船、铁厂等50多个企业约6万工人相继参加罢工。三罢运动迅速波及20多个省区、150多个大中城市。京汉铁路长辛店、京奉铁路、天津、杭州、武汉、济南、芜湖、九江等地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表示支持北京学生，抗议北京政府的镇压。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6月9日，北洋军常胜将军吴佩孚发出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
6月10日，北京政府批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暗探逮捕。全国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吁请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
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复课。商人开市。
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21省市学生代表6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章程》，讨论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的办法，决定由京、津、沪等7处学联各派一人组成全国学联第一届理事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部设在上海。北京代表段锡朋为首任会长，复旦大学何葆仁为副会长。
6月28日午后3时，《凡尔赛和约》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正式签字。27国代表签字，中国代表缺席。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次爱国群众运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教授，主编《新青年》、创办《每周评论》）；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历史系教授，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
亲爱的朋友，你能说说你心目的“五·四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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