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鼠”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短短几天時間內，向全國其他省、市、自治區快速蔓延，患病人數不斷增加。這次疫情，是對單個特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新挑戰，也是對我國人均GDP跨入1萬美元、城市化率超過60%後整個國家治理制度和治理效能的新要求，更是對已經富裕起來的廣大中國民眾公共衛生意識、科學自我防範能力、公共規則意識、社會合作團結力量的新檢驗。
在高流動社會中，疫情的跨地域快速擴散，已經成為新世紀人類社會流動的一個基本特點。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擴散，如何藉助國家權威，動員整合全國各地力量、全社會力量乃至全球力量，構建一套跨國家、跨區域、跨層級、跨部門、跨公私（市場和社會）邊界的現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協同共治、綜合治理的新格局、新模式，是特大或超大城市治理不斷走向成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也是必然的戰略選擇。據此，筆者提出如下幾點思考和倡議：
一是，正確理性地認識病毒與城市、病毒與人的關係，全社會時刻要樹立必勝的信心。關於病毒的產生、傳播與變異等問題，雖然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科學範疇，但從病毒與人的關係來看，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與各種不明病毒或疫情之間的鬥爭史，尤其是以城市為據點，人們在戰勝一次次可怕病毒的侵襲中，不斷推動現代醫學、生物科技、公共衛生治理能力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因某種特定誘因導致某些時間或地點發生某種不明病毒或疫情的出現，屬於人類生活中的常態化危機事件。當務之急則是全國人民需要堅決服從黨中央、各地黨委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和戰略部署，團結一心、主動配合、臨危不亂不慌不盲從、保持定力，時刻樹立必勝的信心、信念和願力，自覺增強公共意識、科學意識、利他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決不能借助疫情發“國難財”、散佈謠言“添人禍”。這是我們戰勝這一眼前劫難的根基所在。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富裕起來以後，更要對生命、對自然充滿敬畏，對野生動物更多要給予的是保護，而不是違法去“嚐鮮”或“胡吃亂喝”。
二是，在國家和地方層面，積極構建跨地域、跨層次、跨部門的疫情網絡化綜合治理新格局。包括：（1）國家繼續本著公開、透明和對全球衛生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向世衛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通報疫情，??保持??密切的溝通，努力在疫苗研製、跨國病例數據共享等方面，架構有利於全球化疫情防範的新型跨國合作新機制；（2）強化央地合作，在國家衛健委（為主導）、應急管理部門、財政、民政、公安、交通、水利等中央相關部委之間，架構共同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聯合應急指揮平臺、機制或系統，集中統一、上下協同、分工有序，領導指揮疫情核心城市和全國各地，貫徹好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全方位調動、整合疫情防範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如疫苗研製聯合攻關、國有企業參與預防物資生產、權威媒體疫情信息發佈宣傳等），促使疫情防範期間各項特殊法規、政策的協調統一，建立健全疫情數據上報制度，央地聯合一門式快速發佈疫情權威信息，促使全國各地的疫情防範有力、有序、有效進行。（3）疫情核心區與全國其他省市自治區之間建立最緊密的跨地域合作機制，重點針對疑似或確診人員流動形成全方位的跨地區數據共享、政策互通等應急聯合防範機制，樹立疫情防範“全國一盤棋”，依靠大數據等現代技術，精準化掌握疫情核心區流出人員的路徑，共同而平等地保護全國任何一個民眾的公共衛生安全。
三是，以城鄉基層社區、社區社會組織等為依託，全面加大疫情的防範治理力度。在堅決貫徹落實中央和當地政府制定的疫情防範措施的基礎上，在城鄉地區，充分發揮居委會、村委會以及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群眾志願者組織等多元社會力量，就特定時期疫情防範法治的宣傳、疫情科學防範知識宣傳、社區流動人口監控、擴散區車站碼頭等開展志願服務、居民周邊生活市場檢查等領域，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共同參與疫情的防範工作。
四是，加大輿論監督和依法治理力度。在國家做到對疫情信息數據的快速、權威、公開、透明的前提下，建議相關部門加大網上輿論的監督和引導，對那些“唯恐國家不亂”而整天在網上散佈各種虛假信息的“造謠者”以及故意發國難財的“貪利者”，一查到底，進行嚴懲，加大威懾力，提高違法成本，為營造理性、積極、穩定的社會環境創造最佳條件，全面防範社會恐慌的發生。
五是，重視和加強現代病毒學、生物醫學等基礎研究，增強各級各類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力量，穩步提高各類病毒的演變監測能力，提高在第一時間查明病毒源頭、感染傳播機理等能力和水平，為及時客觀發佈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學宣傳疫情防護知識打下堅實的科學基礎。（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以上只是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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