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理想遠大，身體力行。無奈生不逢時，仕途渺茫，後周遊列國，希圖找到一個伯樂，卻以失敗告終，不得已而轉入辦學，希望通過弟子們宣揚他的政治理念，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在中國教育史上，孔子開民間辦學之先河，是中國私立大學的鼻祖。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賢者七十二人。
孔子“述而不作”。但他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們，把孔門師徒思想和語錄整理記錄了下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的歷史地位極其崇高，被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被後世統治者尊為聖人、至聖、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設立官學，孔子學說被作為“國學”，歷代傳承，其思想不僅影響中國，而且影響世界，並不斷被神化，祭孔也成為與祭天、祭封建君主祖先同等級別的“大祀”。這種殊榮除老子外，萬古千秋唯孔子而已。朱熹感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孔子一生從師無數，韓愈說“聖人無常師”，但孔門弟子在提到孔子的老師時，大多王顧左右而言他。《論語·子張》記載：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意思是說：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孔子是跟誰學習的。子貢說：文王、武王的大道並沒有崩壞，尚在人間，無處不在。老夫子哪裡不能學習？非得要有固定的老師嗎？
由此不難看出，孔門子弟迴避孔子“焉學”的話題，除了孔子確實善於學習外，把孔子塑造成橫空出世的“至聖先師”，尊一家之學說，也是儒家後學們迴避“焉學”的主要原因。
如果孔子在世，他大概不會向他的弟子們那樣，迴避從師這件事。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的弟子認為孔子是“生而知之者”。
但孔子卻謙虛，他在《述而》篇裡說：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生前不像弟子們那樣諱疾忌醫。我們撇開司馬遷《史記》關於孔子問道於老子的記述，從儒家經典裡就能找到答案，儘管歷代的儒家經典被不斷增刪、篡改。《禮記·曾子問》說：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
孔子明確承認，他從前跟著老耽，在巷黨那個地方幫人辦喪葬一事，老耽直呼其名：“孔丘，快把靈柩停靠在路的右邊，停止哭泣，靜以待變。”這是孔子年輕時跟著老子做下手，給人家辦喪事當司儀的記載。
孔子的一生，最為尊崇的就是“禮”，這是儒家的傳家之寶。
《孔子家語》還明確地記載了孔子問道於老子出發前的情景：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通今，通禮樂之源，明道之歸，則吾師也’ 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
對於問道的過程卻沒作記載。對此司馬遷在《史記》裡做了補充：
從司馬遷的記載裡，我們看出，老子對孔子主張的禮法、仁義之類都是骨灰級的末學，因為在老子看來：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禮“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意思是忠信程度差，是禍亂的開端。崇尚禮的人預設了種種的規範，不過是對“道”的浮華虛飾，這也正是愚昧產生的先兆。
從司馬遷這段記錄裡，我們看得出，老子批評孔子太過張揚，不懂得收斂含蓄。最後還說了句最嚴肅的話：“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相當於說：算了，我也沒啥跟你說的了。
但孔子並不記仇。《孔子家語》雖然沒有記載“問禮”的細節，但卻記載了老子送別孔子時的一段對話：
即便是《孔子家語》，記下的依然是老子對孔子訓導：縱觀當今天下，那些危及生命的，都是耍小聰明，喜歡譏議別人的人；那些把自己置於是非之地的人，都是些自以為是，爭強好勝，揭人隱私的人。哪能只為一己之私，而忘了父母，忘了君主呢？”孔子表示：“我一定謹遵老師的教導。”
孔子回去後，對弟子說：“……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山東濟寧地區出土的畫像石，孔子見老子畫像石中間的小孩即孔子的7歲神童師項橐
據史書記載，孔子一生從師無數，有郯國的國君郯子，周王室的哲學家老子、音樂家萇弘，魯國的樂師師襄，魯國七歲神童項橐等。
但這些老師，給孔子印象最深，評價最高的就是老子：龍。
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的地位是多麼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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