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人學的文學，中國的士階層的確是永開不盡的富礦。
或因歷史的侷限，或因作者的學養、才情、生活、筆力的不足，在這方豐盈多姿的沃土至今奇葩不妍。
《白門柳》就寫的是明末清初麋集於南京的復社成員、東林黨人與秦淮歌妓們的生存際遇，思索追求及至奮爭命運的長篇鉅著。
作家劉斯奮
劉斯奮從這個難度極大的視點切入，自然從政治狀態、經濟狀態、人文環境氛圍中描摹出這段歷史的橫斷面，足以窺見作者試圖探索中國士階層的內質的初衷。
一
《白門柳》是晚明士階層的命運升沉
《白門柳》
《白門柳》共分為三部。
第一部《夕陽芳草》，崇禎末年，在舉國動亂戰禍的愁雲裡，復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與以阮大鋮為代表的閹黨餘孽及以錢謙益為代表的政治投機者之間進行著尖銳的鬥爭。
第二部《秋露危城》，形勢急轉直下，李自成率兵攻進北京，崇禎的自縊在江南投下了極大的陰影，局勢迅速混亂起來。充滿正義感與責任感的黃宗羲、陳貞慧、史可法，為著江南的半壁河山，為著光復大明的河山，與以馬士英為首的政治勢力進行著角逐、較量。直至清軍南下，弘光朝迅速崩潰，晚明悲歌似將終結，卻還不能劃上句號。
第三部《雞鳴風雨》，從事武裝鬥爭的黃宗羲，攜愛妾董小宛顛沛流離的冒襄，各自經歷了種種艱難曲折，最終又集結在抗清的旗幟之下。
在國破家亡之時，為什麼會是文弱的書生以其柔弱的肩膀擔負起力挽狂瀾的歷史重任？
《白門柳》也許已經給出了答案。
作者將其筆觸著重於其中分量最重的主角，即所謂"士"這一階層，讓他們接受明末血雨腥風的洗禮，將其置於中國十七世紀中葉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的焦點，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奢華腐朽的末世畫卷，這是走向哀敗，孕育新生的開始。
《白門柳》中顯然有類似孔尚任的《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思路，與《桃花扇》不同的是，《白門柳》所要抒發的並不僅僅是朝代的更迭之感，更有"士"滄海桑田的命運之感。
因此，與其說《白門柳》寫的是歷史，還不如說它寫的是一個階層的命運升沉。
在《白門柳》中，不難捕捉無時無刻不貫穿其間的"反思"。習慣了"大歷史"敘事方式的讀者，不妨體會一下《白門柳》對"小歷史"的關切。
劉斯奮不僅僅滿足於通過價值和道德的選擇觀察史實，更是將思索的筆刺向歷史中那些不為人所知的"私處"。
這大概也是《白門柳》能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白門柳》中三種傾向的"士"是晚明士階層的真實寫照
01 以黃宗羲為代表的的正面形象是士階層無奈的寫照
《白門柳》黃宗羲劇照
黃宗羲是有自己思想的，而不僅僅是想法。
在所有復社成員中，只有黃宗羲萌發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說的一樣，這也正是他成為思想啟蒙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黃宗羲對中興事業和維護清議是最不遺餘力的，所表現出的畏手畏腳最少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年輕人所學習。
黃宗羲信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拼卻一身熱血匡復大明。
冒襄身世顯赫，這是他的最大的優勢也是其最大的弱點。不是顯赫身世，他也不過是一介書生。
在後期的中興活動中，他被家所拖累，最沒有實質性的行動，只不過一直在帶家逃難而已。到最後作為內應時，心中還有些貪生怕死。
在逃難的過程當中，面對董小宛的一些行為，表現出的幼稚反應，是他很不成熟，不可能幹成大事的一個側影。
"空有一身報國志，實無半點力身行。" 是他最真實的寫照。
陳貞慧的有很清晰的思路和相對較強的行動力，面對反清復明形勢的不明朗，他堅決不見來訪的朋友，這個需要很大的決心。
在面對清朝強盛，明朝沒落，這樣大的歷史事件時，作為一個個體最好的選擇，可能就是，順應潮流。
但順應潮流又談何容易，必須要下定決心才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由於魯王的無能，黃宗羲要為國捐軀的機會也被剝奪，這時的他懷著極度的歷史悲傖，只能歸隱四明山著述自己的感懷。
士階層的無奈躍然紙上。
02 以錢益謙為代表的投機者是士階層無志的寫照
《白門柳》錢益謙劇照
以錢謙益為代表的明朝的"士"，是一個軟弱、矛盾而又複雜的群體。在國勢衰頹時，他們嘆息自己時運不濟，但當重任真的由他們擔當時，卻又常常無能為力。
經綸滿腹的南明重臣，在江山易主的風暴中，一場來自主體與客體的衝撞與抉擇，把錢謙益"士"複雜艱深的性格推向了矛盾的極致：一面是不守名節出賣江山社稷的敗類，一面又是從實際出發保民保城的策劃者和"曲線救國"者；一面是風流倜儻的高官顯貴，一面又是低眉順眼的降官；一面是重名譽重節操重情感的文人雅士，一面又因自己出賣節操的愧疚而對愛妾的失節大度寬容。
就人品胸襟而言，錢謙益充其量只是一個有良知的普通人，但作為東林領袖、名士、大學者和"清流"的代表，以他的地位和聲望，本該做大明的脊樑，做文人的道德典範，然而他卻沒有這樣的大志向。
世人以"水太涼"嘲諷他，不是因為他做得太壞，而是對他期待太高。
當清軍兵臨南京城下的時候，他便立即想到投降，只是在柳如是以死報國時他才說是要韜光養晦。
甚至後來到了北京，他根本沒有想到說要謀求復國，急切地想要回到南京也只不過是因為思念親人想要回家養老。
錢謙益一生矛盾的歸結點已經藉由同僚之口說出，他關心的才不是什麼國家興亡，民生疾苦，他最在意的，不過是自己的官運亨通。
胸無大志才是他的悲哀。
03 以阮大鋮等為代表的賣主者是士階層無謀無恥的寫照
阮大鋮先東林、後閹黨、再投滿清，典型的出賣主子者。
天啟死後，寫兩種不同的奏摺看風向而上奏。
到了南明又重新開啟黨爭，別人黨爭只是把對手搞出朝堂就行，他是要搞你死我活的見血。
當滿清入關以後，他就死在為滿清帶路的行軍路上。
不僅僅道德，慾望與道德的複雜而微妙的組合才是阮大鋮的面目。
士階層向來是聰明人的代名詞，然而看完《白門柳》之後，更多的是迷糊。
復社與阮大鋮的鬥爭，復社諸公子平日裡就只知道諷刺戲耍阮大鋮，可是阮大鋮卻終上高位，把這些翩翩公子打得落花流水。
在參加抗清戰鬥時，城中接應的沈士柱為了騙清兵打開城門，竟然糊塗到在城門持續逗留，最終惹得殺身之禍。
如果說阮大鋮也是士階層，他整倒復社就能證明他的聰明的話，那麼，在兵臨城下時還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顧國家安危就絕對不是聰明之舉。
黨同伐異、內部照訌不誤、甚至南京在面臨清軍的鐵蹄時，照樣你死我活。南京覆滅，江南文人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卻還是要鼓動軍人們自相殘殺，一點士階層的謀略都沒有。
放在歷史的時境下，沒有權利去討論明朝官員是不是應該向清人投降，也無從評估這樣做是不是無恥。
但毫無疑問的是，像阮大鋮這種最終帶著機密情報投靠敵軍的人，絕對是無恥的，雖然沒有投降清軍，但他的選擇的確是無恥人格的表現。
同樣，位極人臣卻還在貪汙受賄，當他們覺得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希望，還要廉恥有何用？還不如拿些錢更加實在。
貪汙已經成了晚明士階層的固有文化，但凡讀書人心中還裝著禮義廉恥就斷然不會是那般模樣。
《晚明史》以東林、復社為代表的士階層，伴著江南地區蓬勃的商品經濟發展應運而生，在面臨的很多社會問題的晚明時代，必然急欲顯示出他們的社會價值，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他們先天的弱點。
晚明士階層在歷史上的責任、使命、尷尬、無奈、脆弱、敏感、大義凜然與投機取巧、偏狹齷齪與包容大度、生存狀態與文化心理的駁雜難辨是他們的寫照，更是他們無奈、無志、無謀、無恥的寫照。
三
導致晚明士階層墮落的歷史成因
作為純文學的作品，作者僅僅只是“就事論事”，並沒有深刻揭示晚明士階層的沒落，是什麼使晚明士階層一步步走向墮落的呢？
01 士制度的發展
周代時候，士為奴隸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
漢代實行"察舉制、徵辟制"，士族從低級的貴族變成了高級的平民，遵從儒家學說著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國時期，曹操"唯才是舉"提拔庶族人才，但曹丕為了得到皇權，建立"九品中正制"，由於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士族制度的實行，讓士族階級再次變為貴族，實現了西周以來封建世襲制度的延續。
隋唐由於"科舉制度"的實行，庶族逐漸興起。士族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
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官。
明朝，儒家思想佔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為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
"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成為廣大寒士巨大的精神支柱。
02 “士”複雜的多重性格
從士制度的變遷來看，士一直就是臧否最巨、褒貶最烈的一個階層。
“士”具有複雜的多重性格，尤其是明以後。
一方面關心政治，關心民族命運，為了正義可以捨生取義，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與責任心。一方面凡能稱士者大多飽學經綸，卻推崇進朝為官。
世事多劫，又因“士”的先知先覺，難斂其口其筆其言，往往"名士少有全者"，士或耿直不阿，遠避山林，或放浪形骸，自毀其志，或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或攀附權貴，賄賂請託，或不甘時事以曲筆隱筆攻訐時政，或逃避現實不與世事。
因而，"士"風日下。
03 “士”無擔當
孔子之後有兩大學派，都是以民為本，一個重士虛君；一個重君輕士，當然這都是相對而言。
中國歷史選擇的是重君輕士，其根本原因在就在於士比起君主其實是更無擔當。
晚明就是典型的佐證。
死諡文正，那是對一個士大夫最高、最終的定論，因為宋朝自由的土壤，士階層積極投身統治者的事業，甚至壓上身家性命，有一定的擔當，所以，北宋滅亡南宋能迅速建立起統治，南宋滅亡，崖山十萬軍民蹈海。
反觀南明你爭我奪，曇花一現就消亡，雖然也有很多悲壯的故事，但是又有誰是有擔當的士階層代表。
04 宋明兩朝對待士階層的巨大落差
宋朝是士最嚮往的時代。
宋朝的士階層自在輕鬆，而且收入又高，還沒有生命危險，蘇軾一生幾乎都在被貶，就算"烏臺詩案"也沒死，放在明清朝，也許就株連九族。
宋朝士階層有著極高的政治定位，士階層和皇帝並非絕對的上下級關係，而是平等的合作關係，北宋名相文彥博就說過，"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宋朝的士階層在文官政治裡開始覺醒，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投射到君主制的統治體制裡，充當天下安危的擔當者。
《白門柳》劇照
到了明朝士階層的命運急轉直下。
控制慾極強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強力破壞了原來的政治構架，廢除了丞相，君權進一步強化，士階層在政治上的話語權被壓縮。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士階層被商人腐化，傳統儒家價值觀受到影響。所以就有了崇禎說"文臣皆可殺"，以及錢謙益"水太冷"的典故。
當然，明朝士大夫階級的脊樑骨也是一次次被打斷的。
洪武朝各種大案株連；《明史》中永樂朝官員自殺記錄名列第一；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清洗，其中於謙就就是代表；嘉靖大禮儀之爭，廷杖士人；萬曆國本之爭基本就把士大夫最後的心氣全部澆滅，僅內閣首輔就有四個，所以才有"明亡實亡於萬曆"的說法。
四
寫在最後
《白門柳》闡述的士階層，在科舉制度下變得扭曲，賄賂成風，只有功名利祿，而不是對知識和精神的渴望與追求。
正義與邪惡、卑鄙與崇高、野心與情慾、征服與反抗、腐朽與新生的種種人性的揭示，使士階層最後的一層遮羞布被撕裂。
士階層本應作為文化守護者，去履行職責和使命，然而他們的脊樑太過柔弱，社會風氣靡亂，只有極少數士子遵從儒家正道、抱有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大多數士子留戀青樓，沉迷山水詩畫，終日飲酒作樂，整個士族階層都沒有一個明確的人生追求。
晚明士階層的悲劇命運，撇開時代的原因，在於人性缺陷、沒有擔當、沒有遠大志向，在於皇權對他們的捨棄，更在於沒有精神追求。就此而言，沒落就顯得順理成章，也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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