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人学的文学，中国的士阶层的确是永开不尽的富矿。
或因历史的局限，或因作者的学养、才情、生活、笔力的不足，在这方丰盈多姿的沃土至今奇葩不妍。
《白门柳》就写的是明末清初麋集于南京的复社成员、东林党人与秦淮歌妓们的生存际遇，思索追求及至奋争命运的长篇巨著。
作家刘斯奋
刘斯奋从这个难度极大的视点切入，自然从政治状态、经济状态、人文环境氛围中描摹出这段历史的横断面，足以窥见作者试图探索中国士阶层的内质的初衷。
一
《白门柳》是晚明士阶层的命运升沉
《白门柳》
《白门柳》共分为三部。
第一部《夕阳芳草》，崇祯末年，在举国动乱战祸的愁云里，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与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余孽及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政治投机者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第二部《秋露危城》，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率兵攻进北京，崇祯的自缢在江南投下了极大的阴影，局势迅速混乱起来。充满正义感与责任感的黄宗羲、陈贞慧、史可法，为着江南的半壁河山，为着光复大明的河山，与以马士英为首的政治势力进行着角逐、较量。直至清军南下，弘光朝迅速崩溃，晚明悲歌似将终结，却还不能划上句号。
第三部《鸡鸣风雨》，从事武装斗争的黄宗羲，携爱妾董小宛颠沛流离的冒襄，各自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最终又集结在抗清的旗帜之下。
在国破家亡之时，为什么会是文弱的书生以其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力挽狂澜的历史重任？
《白门柳》也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作者将其笔触着重于其中分量最重的主角，即所谓"士"这一阶层，让他们接受明末血雨腥风的洗礼，将其置于中国十七世纪中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焦点，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奢华腐朽的末世画卷，这是走向哀败，孕育新生的开始。
《白门柳》中显然有类似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思路，与《桃花扇》不同的是，《白门柳》所要抒发的并不仅仅是朝代的更迭之感，更有"士"沧海桑田的命运之感。
因此，与其说《白门柳》写的是历史，还不如说它写的是一个阶层的命运升沉。
在《白门柳》中，不难捕捉无时无刻不贯穿其间的"反思"。习惯了"大历史"叙事方式的读者，不妨体会一下《白门柳》对"小历史"的关切。
刘斯奋不仅仅满足于通过价值和道德的选择观察史实，更是将思索的笔刺向历史中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私处"。
这大概也是《白门柳》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白门柳》中三种倾向的"士"是晚明士阶层的真实写照
01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的正面形象是士阶层无奈的写照
《白门柳》黄宗羲剧照
黄宗羲是有自己思想的，而不仅仅是想法。
在所有复社成员中，只有黄宗羲萌发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的一样，这也正是他成为思想启蒙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宗羲对中兴事业和维护清议是最不遗余力的，所表现出的畏手畏脚最少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所学习。
黄宗羲信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拼却一身热血匡复大明。
冒襄身世显赫，这是他的最大的优势也是其最大的弱点。不是显赫身世，他也不过是一介书生。
在后期的中兴活动中，他被家所拖累，最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只不过一直在带家逃难而已。到最后作为内应时，心中还有些贪生怕死。
在逃难的过程当中，面对董小宛的一些行为，表现出的幼稚反应，是他很不成熟，不可能干成大事的一个侧影。
"空有一身报国志，实无半点力身行。" 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陈贞慧的有很清晰的思路和相对较强的行动力，面对反清复明形势的不明朗，他坚决不见来访的朋友，这个需要很大的决心。
在面对清朝强盛，明朝没落，这样大的历史事件时，作为一个个体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顺应潮流。
但顺应潮流又谈何容易，必须要下定决心才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由于鲁王的无能，黄宗羲要为国捐躯的机会也被剥夺，这时的他怀着极度的历史悲伧，只能归隐四明山著述自己的感怀。
士阶层的无奈跃然纸上。
02 以钱益谦为代表的投机者是士阶层无志的写照
《白门柳》钱益谦剧照
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朝的"士"，是一个软弱、矛盾而又复杂的群体。在国势衰颓时，他们叹息自己时运不济，但当重任真的由他们担当时，却又常常无能为力。
经纶满腹的南明重臣，在江山易主的风暴中，一场来自主体与客体的冲撞与抉择，把钱谦益"士"复杂艰深的性格推向了矛盾的极致：一面是不守名节出卖江山社稷的败类，一面又是从实际出发保民保城的策划者和"曲线救国"者；一面是风流倜傥的高官显贵，一面又是低眉顺眼的降官；一面是重名誉重节操重情感的文人雅士，一面又因自己出卖节操的愧疚而对爱妾的失节大度宽容。
就人品胸襟而言，钱谦益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但作为东林领袖、名士、大学者和"清流"的代表，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本该做大明的脊梁，做文人的道德典范，然而他却没有这样的大志向。
世人以"水太凉"嘲讽他，不是因为他做得太坏，而是对他期待太高。
当清军兵临南京城下的时候，他便立即想到投降，只是在柳如是以死报国时他才说是要韬光养晦。
甚至后来到了北京，他根本没有想到说要谋求复国，急切地想要回到南京也只不过是因为思念亲人想要回家养老。
钱谦益一生矛盾的归结点已经借由同僚之口说出，他关心的才不是什么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他最在意的，不过是自己的官运亨通。
胸无大志才是他的悲哀。
03 以阮大铖等为代表的卖主者是士阶层无谋无耻的写照
阮大铖先东林、后阉党、再投满清，典型的出卖主子者。
天启死后，写两种不同的奏折看风向而上奏。
到了南明又重新开启党争，别人党争只是把对手搞出朝堂就行，他是要搞你死我活的见血。
当满清入关以后，他就死在为满清带路的行军路上。
不仅仅道德，欲望与道德的复杂而微妙的组合才是阮大铖的面目。
士阶层向来是聪明人的代名词，然而看完《白门柳》之后，更多的是迷糊。
复社与阮大铖的斗争，复社诸公子平日里就只知道讽刺戏耍阮大铖，可是阮大铖却终上高位，把这些翩翩公子打得落花流水。
在参加抗清战斗时，城中接应的沈士柱为了骗清兵打开城门，竟然糊涂到在城门持续逗留，最终惹得杀身之祸。
如果说阮大铖也是士阶层，他整倒复社就能证明他的聪明的话，那么，在兵临城下时还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安危就绝对不是聪明之举。
党同伐异、内部照讧不误、甚至南京在面临清军的铁蹄时，照样你死我活。南京覆灭，江南文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却还是要鼓动军人们自相残杀，一点士阶层的谋略都没有。
放在历史的时境下，没有权利去讨论明朝官员是不是应该向清人投降，也无从评估这样做是不是无耻。
但毫无疑问的是，像阮大铖这种最终带着机密情报投靠敌军的人，绝对是无耻的，虽然没有投降清军，但他的选择的确是无耻人格的表现。
同样，位极人臣却还在贪污受贿，当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还要廉耻有何用？还不如拿些钱更加实在。
贪污已经成了晚明士阶层的固有文化，但凡读书人心中还装着礼义廉耻就断然不会是那般模样。
《晚明史》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士阶层，伴着江南地区蓬勃的商品经济发展应运而生，在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的晚明时代，必然急欲显示出他们的社会价值，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他们先天的弱点。
晚明士阶层在历史上的责任、使命、尴尬、无奈、脆弱、敏感、大义凛然与投机取巧、偏狭龌龊与包容大度、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的驳杂难辨是他们的写照，更是他们无奈、无志、无谋、无耻的写照。
三
导致晚明士阶层堕落的历史成因
作为纯文学的作品，作者仅仅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深刻揭示晚明士阶层的没落，是什么使晚明士阶层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呢？
01 士制度的发展
周代时候，士为奴隶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
汉代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士族从低级的贵族变成了高级的平民，遵从儒家学说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国时期，曹操"唯才是举"提拔庶族人才，但曹丕为了得到皇权，建立"九品中正制"，由于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士族制度的实行，让士族阶级再次变为贵族，实现了西周以来封建世袭制度的延续。
隋唐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庶族逐渐兴起。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
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官。
明朝，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为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
"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成为广大寒士巨大的精神支柱。
02 “士”复杂的多重性格
从士制度的变迁来看，士一直就是臧否最巨、褒贬最烈的一个阶层。
“士”具有复杂的多重性格，尤其是明以后。
一方面关心政治，关心民族命运，为了正义可以舍生取义，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一方面凡能称士者大多饱学经纶，却推崇进朝为官。
世事多劫，又因“士”的先知先觉，难敛其口其笔其言，往往"名士少有全者"，士或耿直不阿，远避山林，或放浪形骸，自毁其志，或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攀附权贵，贿赂请托，或不甘时事以曲笔隐笔攻讦时政，或逃避现实不与世事。
因而，"士"风日下。
03 “士”无担当
孔子之后有两大学派，都是以民为本，一个重士虚君；一个重君轻士，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
中国历史选择的是重君轻士，其根本原因在就在于士比起君主其实是更无担当。
晚明就是典型的佐证。
死谥文正，那是对一个士大夫最高、最终的定论，因为宋朝自由的土壤，士阶层积极投身统治者的事业，甚至压上身家性命，有一定的担当，所以，北宋灭亡南宋能迅速建立起统治，南宋灭亡，崖山十万军民蹈海。
反观南明你争我夺，昙花一现就消亡，虽然也有很多悲壮的故事，但是又有谁是有担当的士阶层代表。
04 宋明两朝对待士阶层的巨大落差
宋朝是士最向往的时代。
宋朝的士阶层自在轻松，而且收入又高，还没有生命危险，苏轼一生几乎都在被贬，就算"乌台诗案"也没死，放在明清朝，也许就株连九族。
宋朝士阶层有着极高的政治定位，士阶层和皇帝并非绝对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北宋名相文彦博就说过，"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朝的士阶层在文官政治里开始觉醒，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投射到君主制的统治体制里，充当天下安危的担当者。
《白门柳》剧照
到了明朝士阶层的命运急转直下。
控制欲极强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强力破坏了原来的政治构架，废除了丞相，君权进一步强化，士阶层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被压缩。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阶层被商人腐化，传统儒家价值观受到影响。所以就有了崇祯说"文臣皆可杀"，以及钱谦益"水太冷"的典故。
当然，明朝士大夫阶级的脊梁骨也是一次次被打断的。
洪武朝各种大案株连；《明史》中永乐朝官员自杀记录名列第一；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清洗，其中于谦就就是代表；嘉靖大礼仪之争，廷杖士人；万历国本之争基本就把士大夫最后的心气全部浇灭，仅内阁首辅就有四个，所以才有"明亡实亡于万历"的说法。
四
写在最后
《白门柳》阐述的士阶层，在科举制度下变得扭曲，贿赂成风，只有功名利禄，而不是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望与追求。
正义与邪恶、卑鄙与崇高、野心与情欲、征服与反抗、腐朽与新生的种种人性的揭示，使士阶层最后的一层遮羞布被撕裂。
士阶层本应作为文化守护者，去履行职责和使命，然而他们的脊梁太过柔弱，社会风气靡乱，只有极少数士子遵从儒家正道、抱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大多数士子留恋青楼，沉迷山水诗画，终日饮酒作乐，整个士族阶层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追求。
晚明士阶层的悲剧命运，撇开时代的原因，在于人性缺陷、没有担当、没有远大志向，在于皇权对他们的舍弃，更在于没有精神追求。就此而言，没落就显得顺理成章，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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