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者：如何評定中國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餘秋雨：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分兩個屬性，一個是工具屬性，一個是精神屬性。
所謂工具屬性，小而言之，書法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大而言之，中國文化能夠流傳到今天，也是以書法作為工具，這條黑黑的墨痕其實是中華文化的生命線。
書法在中國文化上的精神屬性，是中國文化人格最抽象的一種描繪方式。那些流動的線條正好對應著歷來追求的君子風範，他們的舉手投足，他們的風雅品貌，都在這個線條當中體現出來了。一個人從小每天在書法當中慢慢地磨鍊，就是在修煉自己的精神品格。
只要懂書法，從滿紙雲煙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國文化人格。
張公者：書法的工具性是獨一無二的。離開了漢字這種文字工具與載體，書法就不復存在。可以這樣講，人類文字當中唯有漢字可以作為藝術創作的工具與載體。作為記錄語言的漢字與作為藝術的漢字書法成就了人類文化史的輝煌。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它是物質的；作為藝術性的存在，它是精神的。
餘秋雨：這裡有三個範例，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這三種法帖可以說是中國人格美學最典範的體現。三種強大的人格，通過三幅書法，概括了中國古代文化人格的三個高峰，而這三個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時代概括力。
王羲之的《蘭亭序》，它產生在魏晉的亂世。中國文化許多奠基性的創造往往都是在亂世完成的，王羲之的《蘭亭序》就具有這種奠基性的重要價值。王羲之的書法瀟灑典雅，既有君子風範，又有魏晉名士遺留的那麼一種浪漫和收斂，體現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文人的集體人格。後來的很多文人、書法家幾乎每天都要背寫一遍《蘭亭序》，但主要是臨摹筆觸和佈局，卻很少品味《蘭亭序》的文本內容。其實《蘭亭序》的形態和內容是互相輝映的，我們可以由此更清晰地瞭解他們這群人的精神風貌。因此我總是要求我的學生順便關注一下《蘭亭序》的文本內容。你看，王羲之先講他們聚會的時間、地點、氣候、氣氛，然後就講到了人生觀。他說人活在世上有兩種追求，對內可以寄情抱負，對外可以寄情山水。不管是寄情山水還是寄情抱負，只要情緒安定而不躁動，都可以。怎樣才能使人安定下來呢？那就要求這個人必須要有理念。當時在魏晉名士中最常讀的理念就是要貫通生死。而王羲之說：我在意的不僅僅是貫通生死，而是要貫通古今。如果是貫通古今的話，我們今天的聚會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留下那麼多詩，我還寫了這個序，時間就像眼下的流水一樣流去，以後總有一天會有很多人看到的。這是一篇表現君子情懷的優秀短篇散文。王羲之的筆墨是這種情懷的傑出外化方式，加在一起成了那個時代文化人格的精彩代表。
《蘭亭序》是公元4世紀的事。我們再跳到公元8世紀，要看看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了。這個《祭侄文稿》不僅是書法傑作，而且還是在中國歷史最大折裂處的一次人格大奔放，極其燦爛又極其悲壯。我所說的中國歷史的最大折裂處就是“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爆發時，朝野在震驚之餘束手無策，第一個站出來組建武裝力量長途平叛的，居然是顏真卿本人。他們全家，為這場戰爭作出了極大的犧牲。他們以一門悲烈，維持著大唐文明，抵制野蠻的罪孽。兩年以後顏真卿親自寫文來祭侄子，他以筆墨哽咽著，以撇捺祭奠著。那淋漓頓挫的筆觸，撕肝裂膽的篇頁，我每次看到都激動不已。激動的程度，超過觀看畢加索那幅抗議法西斯暴行的《格爾尼卡》。從8世紀到11世紀，我們又擁有了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蘇東坡沒有王羲之那麼好命，也沒有顏真卿那麼磨難，但在文化上卻又比他們更全才。在文化上，他幾乎什麼都行，因此多種風浪也就匯聚到他身上。
如果說王羲之是亂世當中的典雅人格，顏真卿則是盛世當中的悲壯人格，那麼蘇東坡則代表著一種更理想化、也更親切的放達人格。
三個帖讓我們看到了三個人，而這三個人又是三個群體的最高體現，這三個群體又反映了三個時代，這三個時代又是中國文化的關鍵時期。所有懂得中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魏晉、大唐和北宋，這三個朝代加在一起的話，中國古代的輝煌，我想大半可以涵蓋了。因此，三幅行書，成了中國文化史最抽象的、最概括的外化形式。同時，也構成了中國文化史最壯麗的部分。
張公者：這三種法帖不僅是書法藝術傑作，同時也是作者人格的體現。是那一時代的精神、文化與傑出人物的代表。後人把三種法帖稱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書”是有深刻涵義及令人信服的。它們體現出的不僅僅是書法藝術創作本體的高超，在文本上也給人啟迪，對生死、人生、國家、庶民，都有讓人值得思考的論述。
法國的熊秉明先生曾說過：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餘秋雨：我同意。我曾經談到過類似的觀點。我剛剛分析過，歷史上重要的書法作品已經處於核心中的核心地位了，別的文學藝術門類不要難過。歐洲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榮格說過，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我進一步說，人格的外化方式一定是抽象線條，中國書法的線條把中國文化人格的幾個重要方面都充分呈現了。你看，筆墨的流動狀態就是逍遙遊，君子高高大大的袖口在轉筆處抖動，他們的表情變化，他們的氣節剛正，全在筆墨間體現出了雍容與華貴。他們還必須遵守規範，在規範當中取得自由，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好體現在書法當中。這種抽象提煉，恰恰是最高提煉。
8年前，在法國的塞納河畔，我曾經和一個法國建築學家有過一次爭論，這個爭論當時鳳凰衛視播放過。那位法國建築學家非常喜歡中國，喜歡中國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但他對我說，他有一點不喜歡的就是中國的審美水平太低。我說你指的是什麼？他說你看，全是大紅大綠，大金大銀，大紅燈籠，畫龍畫鳳。他說不僅在北京看到，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有看到。他說，世界上任何具有審美水平的人都知道，豔俗的色彩氾濫是低級審美，你們怎麼就永遠也走不出這個低級審美呢？我聽了就明白了，說你說得很對，但是你誤解了中國幾千年的審美傳統。我講了兩個證據。第一，在2500年前，世界上首批大哲學家同時問世的時候，只有一個哲學家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的觀點，他就是中國的大哲學家老子，我沒有看到其他文明故地的哲學家提出過類似水平的觀點。“五色令人目盲”，說明中國人並不喜歡豔俗的東西；第二點，我希望你注意，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用一種黑色的線條橫貫幾千年，構成了自己文化審美的最高形態，所以說中國人其實比世界其他民族都知道收斂之美，單純之美。他抱歉地說，他都不知道。他說，希望你們能保持啊。我說我們一定能保持，一定能夠恢復到這一點。
張公者：當我們在研究古代書家的生平時，我們知道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都是“為官者”。中國古代書法史上名家也多是官員。那麼，中國書法和古代政治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餘秋雨：沒有直接的關係。寬泛地說起來，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離不開書法，中國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文人，文官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其實是以自己的文化人格作為基礎的。書法是文化、人格之外化，所以當然和政治有點關係，但書法和政治構不成一個獨立的、可以討論的關係。
張公者：書法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有什麼樣的價值？
餘秋雨：“五四”以後推廣白話文，鋼筆文化“戰勝”了毛筆文化，留下來的毛筆文化主要是一種美麗的工具性存在。
張公者：過去人們用毛筆來進行書寫，記錄語言，那個時候可以理解為工具性。而今天大家不用毛筆寫字了，甚至連鋼筆都不用而直接用電腦了，為什麼還是工具性存在呢？
餘秋雨：這是因為書法進入了公共審美階段。當代書法在公共審美領域又出現了幾種方式，例如旅遊點的碑刻，商店的招牌，書畫展覽中的展示等等。由於表達工具主體的改變，很多人已經不會寫書法，因此書法已經不能作為人格的一種外化形式，因為很多很好的人，字寫得很壞。現代書法家人數也不少，但在全社會中還是很小的一群，書法在他們手上更多地是審美形式，而不是人格外化。其實在古代，一個具體的人的書法技術與他的道德品質也不能等同，我說的人格外化是整體化的。
張公者：所謂書品即人品。如您所說的書法的另一個最重要屬性—精神屬性，它是書法得以傳承數千年不衰的令人神往的高貴品性。
餘秋雨：錢鍾書先生曾經提到，“文如其人”的說法有很多例外。說“文如其人”或“書如其人”，不是一個規律，而只是對少數完全合一的人的讚歎。
(摘自第七期《中國書畫》：張公者對話餘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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