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建國以來，歷屆政府產生了近百位國務卿。倘若讓中國人說出一個美國國務卿的名字，恐怕人們首先想到的、也能一下子說出口的就是“基辛格”。

基辛格多次訪問中國，多次受到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作為中美關係的開拓者和見證者，中美兩國友誼的維護者和推進者，基辛格為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作出了貢獻。

基辛格是極少數一手打造美國外交的現實主義者。在國與國的力量均衡上，基辛格是一位大師，他天生就能感覺到力量的平衡和範圍，以及和現實政治的關係。他出色地創造了美國、蘇聯和中國之間的三角結構，在南越瓦解後打造了美國的國家實力和在全球的影響力。現在，基辛格雖賦閒多年，但他對美國外交與國際事務的言論和主張，仍能在美國和世界上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

2015年3月17日，基辛格再度訪華。這位92歲的老人自稱“訪華近百次，認識中國5代國家領導人，中國是我生活相當一部分”。他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國的老朋友。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富有傳奇性的經歷

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美國尼克松總統秘密特使第一次訪華，他成功地為美國總統爭取到會見毛澤東的邀請，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到2015年5月他已經訪問中國50餘次，見過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所有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位前官員和智庫學者在中國享有與基辛格一樣的待遇和榮譽。

基辛格的生活經歷富有傳奇性。1923年5月27日，他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紐倫堡附近費爾特市一個猶太人家庭。1938年，為逃避納粹的威脅，基辛格全家移民到美國紐約。此後，他進入紐約的華盛頓高中唸書。1943年，他加入美軍並奔赴歐洲戰場，擔任德語翻譯和參謀工作。1947年9月，基辛格退伍，根據美國戰時的士兵權利法案，他進入了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就讀，並享有獎學金。1950年畢業後，他分別於1952年和1954年獲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1955年，基辛格回到紐約，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研究小組的研究主任，負責起草研究報告。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的理論。同年他被哈佛大學聘為講師，並於1959年升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與此同時，他還在校外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研究工作。他在哈佛期間，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構建，並發表了五部著作。

毛澤東、周恩來會見基辛格

1969年1月，基辛格離開哈佛大學出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9月起兼任國務卿。之後直到1977年初福特總統下臺，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基辛格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參與制定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權，穿梭於世界各地，名噪一時，被譽為美國曆史上偉大的國務卿。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改善關係，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他離開政界之後，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1982年，基辛格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諮詢公司。秘密訪問中國是基辛格一生的頂峰，一躍成為國際知名人士，擁有了世界級影響力，20多次榮登《時代週刊》封面。基辛格著有《復興的世界》（1957）、《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煩的夥伴關係：大西洋聯盟的重新估價》（1965）、《國家戰略問題》（1965）、《白宮歲月》（1979）、《紀錄在案》（1981）、《動亂年代》（1982）、《大外交》（1994）、《基辛格越戰回憶錄》（2003）、《論中國》（2011）、《世界秩序》（2014）等21本著作，這些著作大多數在中國都被翻譯出版。基辛格自1977年離開美國國務院至今已經38年，但仍具有非凡的影響力，他的戰略思想、外交實踐和無數的媒體採訪在世界上和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使他在中國走到哪裡都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作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使者，名氣為他在中國帶來了禮遇、財富、機會和明星待遇，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

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追求實力至上，認為軍事力量是國家實力的核心。他曾寫道：“縱觀歷史，國家的影響力基本上與各自的軍事實力成正比。”現實主義者信奉，只有軍事實力才能保衛國家。俾斯麥曾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國與國可不能靠感情用事結盟，不能天真地以為只要做了好事，我們所有的犧牲就可以得到回報。”基辛格深以為然。基辛格的現實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即強調信譽和諾言也能決定一國的影響力和實力。他認為，對於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學會面對現實，爭取可能實現的最佳結果，而不是想象中的最佳結局。把軍事力量從世界事務中踢出去的想法是偉大的，但世界並不完美。偉大的目標只有通過不完美的路徑才能實現。由此，基辛格相信：權力，而非道理，決定著世界的秩序。

基辛格20次登上《時代週刊》封面

基辛格在《國家戰略問題》一書中對現代力量的性質進行了定義：進攻力量是一個政治單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能力；防禦力量是指一個國家避免受他人脅迫的能力；威懾力量是指通過同等或更大威脅，以懾止某些威脅或行動的能力。力量沒有絕對的衡量標準，總是相對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客觀因素，還取決於心理因素。上述諸因素在當代發生了鉅變。工業革命使現代戰爭的總動員成為可能，武器殺傷力越來越大。現代武器的主要目的是威懾，但威懾既是個軍事問題，也是個心理問題。它取決於侵略者對風險的評估，而不是防禦者對風險的評估。可見，核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遠遠超出了傳統的集中優勢力量的思想，它涉及政治、心理、經濟和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為謀求生存和實現其國際影響而採取的每一項行動。

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大致劃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流派，兩者的基本差異來源於對人性本質的不同看法。理想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行為可以通過制度的改良來加以改造，對人性的樂觀信仰在西方有悠久的歷史淵源，並對現實政治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理想主義者強調，經道德規則的制約，在國際法和國際集體統籌安排下，人們可以拋棄冷酷的現實，實現永久和平。現實主義者則植根於對人性的悲觀理解之中，認為在國際關係中權利是至高無上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衝突不可避免。現實主義者輕視意識形態，著眼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理想的道德規範。他們眼中治國的最高目標是穩定，而實現穩定的最理想途徑，是通過不摻雜任何感情色彩的聯盟，謹慎的力量權衡，還有就是影響力的競賽。而在外交事務中，道德的作用小之又小。基辛格就是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不與武力相結合的外交是無效的，軍事戰略必須承擔的任務，是發展逐步使用武力的原則和能力，以支持外交行動。

基辛格戰略思想的基礎是保守主義的實力哲學。信奉外交不聽從情感，要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國家實力的核心力量是軍事力量，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外交談判桌上你也休想拿到。他對美國在朝鮮戰爭談判進行中，停止攻擊行動大加指責，認為停止軍事行動使中國不放棄自己的要求，結果使美國進行了兩年可有可無、令人沮喪的外交談判。他認為把武力後盾從外交實踐中剝離使美國的力量失去了目標，而談判則失去了力量。基辛格篤信武力威脅是權力工具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礎，只有武力後盾存在的外交手段才能管用。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雖已成為世界強國，但美國的領導人還拿不準如何運用它們的力量。美國人常常對他們的外交事務沒有耐心。在政府工作期間，基辛格完全弄明白了美國缺乏耐心到了何種程度，美國公眾並沒有正確地認識到國際關係是如何建立的。作為一名學者，他對於如何處理國際關係提出了五點建議：一是保證美國有永久的利益；二是過分墨守成規和強調道德主義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對外關係；三是談判應被視為一種進程，在這一進程中，與對手對話和取得具體成果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四是要長遠地看待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五是權力已經擴散到處於冷戰狀態中的兩個超級大國之外。

基辛格信奉，軍事實力是外交的基礎

基辛格在1961年出版的《選擇的必要》一書中，對於核戰略問題，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美國應該實施有限戰爭而不是全面戰爭，應該為了有限的目標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政府正在實施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大而不當，無法威懾敵人，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美國應當採取靈活反應的軍事戰略。他的建議被肯尼迪政府採納，成為美國政府的軍事戰略。

基辛格眼中的中西戰略理論

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戰略有三個特點：精心分析長遠趨勢，仔細研究戰術選擇，冷靜探討行動決定。中國人是實力政策的出色實踐者，其戰略思想與西方流行的戰略與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陷於衝突的時候，中國絕少會孤注一擲，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戰略思想更符合他們的風格。西方傳統推崇決戰決勝，強調英雄壯舉，而中國的理念強調巧用計謀及迂迴策略，耐心累積相對優勢。

中西方戰略思想的這一對比反映在兩種文明中流行的棋類上。中國流傳最久的棋是圍棋，它含有戰略包圍的意思。如果說西方的國際象棋是決戰決勝，圍棋則是持久戰。國際象棋棋手的目標是大獲全勝，圍棋棋手的目標是積小勝。下國際象棋，棋盤上雙方的實力一目瞭然，所有棋子均已擺在棋盤上。圍棋棋手不僅要計算棋盤上的子，還要考慮到對手的後勢。下國際象棋能讓人掌握克勞塞維茨的重心和關鍵點等概念，因為開局後雙方即在中盤展開爭奪。而下圍棋學到的是戰略包圍的藝術。國際象棋高手尋求通過一系列的正面交戰吃掉對手的棋子，而圍棋高手在棋盤上佔空，逐漸消磨對手棋子的戰略潛力。下國際象棋練就目標專一，下圍棋則培養戰略靈活性。

基辛格認為，中國獨具一格的軍事理論也與西方截然不同。它產生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面對殘酷的戰爭和為了贏得戰爭，中國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種戰略思想，強調取勝以攻心為上，避免直接交戰，代表這一傳統的最著名人物是孫武。他的《孫子兵法》含有對於戰略、外交和戰爭深刻的認識，在今天依然是一部軍事思想經典。歐洲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認為戰略自成一體，獨立於政治，即使是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也暗示一旦開戰，政治家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孫子則合二為一。西方戰略家思考如何在關鍵點上集結優勢兵力，而孫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優勢地位，從而確保勝利。西方戰略家通過打勝仗檢驗自己的理論，孫子通過不戰而勝檢驗自己的理論。

美中應相互尊重共同建設世界秩序

2014年9月美國出版了基辛格所著的第21本書《世界秩序》。基辛格提到，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秩序，當今世界秩序仍源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主權國家平等為原則，推動開放貿易，建立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確定解決國際爭端的公認原則，以緩解國際無政府狀態帶來的問題。該體系打破了文化、地區和價值觀的藩籬，為多元社會間的平等互動創造條件。但這個秩序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在歐洲，歐盟的成立打破了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將集體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在中東，教派衝突及敘利亞和伊拉克亂局使該地區的主權國家意識逐漸瓦解，社會四分五裂，地區體系岌岌可危。在亞洲，由於歷史背景與外部勢力的雙重影響，地區大國難以形成穩定且平衡的地區均勢格局和秩序。而美國雖然是現行世界秩序的捍衛者，但強調民主的普世價值觀，常常破壞各國力量平衡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美國一直認為中國對其構成了威脅

基辛格認為，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世界秩序並不是存在競爭關係的國家間的平衡，而是一種等級制度，其核心正是中國。外交也並非主權國家間的協商，而是各國政府為確認其在世界等級體系中的位置而精心設計的儀式。歷史上，中國一直力求憑藉自身成就與作為，從心理上征服他國，僅僅是在教訓冥頑不靈的蠻夷時才會動用武力。中國從未試圖向外輸出政治制度，而是別國主動歸附而來。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極富生命力，因此兩千多年來國家基本保持了統一，並對周邊各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可以說，21世紀中國的崛起並非全新的景象，而是對歷史的重建。特殊之處在於今日中國既是其燦爛的古代文明的繼承者，也是威斯特伐利亞模式下的世界大國。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逐漸融入現行國際體系並接受了既有的國際秩序。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日趨活躍，已逐漸恢復了曾經的輝煌，並又一次擁有了深遠的影響力。美國與中國同為國際秩序中的支柱大國，但兩者在文化與政治背景方面卻大相徑庭。中國的周邊永遠有強敵窺察，而美國則沒有這種憂慮；中國人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引出的是一系列新的問題，而美國人相信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法；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既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成分，也包含了傳統哲學，而美國人更喜歡憑直覺行事。

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戰略緊張的一個方面是中國人擔心美國企圖遏制中國，同樣，美國人擔心中國試圖把美國趕出亞洲。亞洲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中美合作之路必定複雜。問題最終歸結為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要求對方作者做什麼？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同理，中國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他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中美關係的恰當標籤應當是共同進化，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應該做此嘗試。中美任何一方都很龐大，因此在戰爭或冷戰式衝突中，雙方都沒有能力確保獲勝。太平洋兩邊的中美領導人應該建立共同協商、相互尊重的傳統，共同建設世界秩序，使之成為並行不悖的國家抱負。基辛格認為，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不僅將震撼世界，更將是偉大的成就。

結 語

基辛格富有才華，連最苛刻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總是能見微知著、富於洞察力、妙語連珠、才思敏捷、令人讚歎。基辛格才華的關鍵在於，他能看透不同事物之間的關聯所在，並很快拿出解決辦法。他既是戰術家也是戰略家，其思想的力量之一就是其在不同層面上進行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基辛格的性格中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廣為人知的傲慢，對此他自己毫不諱言，智力上他非常自信，樂於與人爭辯，願意自己的想法受到誠實的挑戰。但在個人層面上，基辛格對現實存在的和他想象中的敵手充滿忌恨。但不論如何，基辛格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20世紀70年代後的和平格局主要是基辛格締造起來的，這足以讓他和史汀生、馬歇爾、艾奇遜等美國外交史上的光輝人物一同成為當代美國最偉大的政治家。同時，基辛格還堪稱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談判家，也和喬治、凱南並列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思想家。

版權聲明：本文刊載於《軍事文摘》雜誌2015年第7期，作者：姜春良。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轉自《軍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