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網絡）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爺爺以他的頑強和毅力能屈能伸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劫難。
我的祖爺爺有四個兒子，爺爺老大，下有三個弟弟。祖爺爺去逝的早，這個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由老大也就是我爺爺掌管。家裡住有四進大院，種有四十多畝土地，僱有長工，養有騾馬。二爺、三爺、四爺都是在我爺爺的關照下成家的。成家後一戶分為四家，地少了，各家也就不僱長工了。每戶一院房屋，十畝土地，一匹騾馬分居異爨。
解放後，我們四家都被定為地主成分，爺爺因為曾經做過掌櫃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受盡了屈辱，可他頑強地走過來了。
那時候地富分子都是反動的，都是曾經剝削過人的，都要被貧下中農打倒的，管制的。全國一盤棋，政策一刀切。
說到剝削人，爺爺說那是冤枉的。他們那時對那些租地戶貧農和長工非常優厚。我們自己耕種的土地基本上能自給自足，遠點土地租了出去，好多年不收租子，收時象徵性收那麼一點。給長工的佣金在當地是最高的。可政府不管那些事，一刀切地說你剝削過人，大會小會地批鬥你。最先給爺爺做了一頂圓錐形的高冠帽，上面寫著地富分子大字，戴上游街。第一次遊街的那天晚上奶奶哭了一整夜，爺爺對扔奶說：做人要能屈能伸，人家讓咱怎麼做，咱就怎麼做，咱的心裡有份良心賬就行了。紅衛兵再動員，曾經在我家幹過的長工和租地戶貧農沒一個人站出來批鬥我爺爺。大隊小隊不管開什麼會，都要在前面放張桌子或凳子讓爺爺站在上面批鬥，紅衛兵喊著打倒爺爺的口號。第一次開始批鬥爺爺，讓他遊街，紅衛兵壓著他一路走一路讓爺爺喊：我是地主分子，我剝削人。那天回家爺爺飯量大減。第二次鬥爭他後，他也就無所謂了。
隊裡不管什麼髒活累活都要爺爺去幹，掏大糞，勻大類，隊裡沒人幹，爺爺幹。那時候，每個大隊小隊都住有工作組的幹部，一到冬季，爺爺每晚都要從隊裡的麥草垛上撕些麥草給工作組幹部把炕燒得熱熱的，把夜壺洗得淨淨的放在床邊。爺爺那時都六十多歲了，工作組幹部也就二三十歲，豈不折壽。
在那個打棍子，抓辨子，唯成分論，人人自危的年代，稍有不慎，就要挨批，特別是地富分子是嚴格接受貧下中農監督管制的，一些人過不了坎，上吊跳河的不計其數，可頑強的爺爺闖過來了。
上世紀七零年代末，爺爺的地富帽子被摘掉了，過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他整日拿著小收音機聽著地方戲曲，笑眯眯在村子裡轉來轉去，晚輩們都很孝順，使他的晚年充滿了歡樂，一直到九十七歲高齡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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