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北大湖水澄澈，楊柳依依，遠處西山如黛，隱約可見，雕樑畫棟的宮殿式建築群，星羅棋佈地點綴在這片從前的皇家園林之中，如織的遊人徜徉其間，不時發出人在畫中的感嘆，心生流連。到了晚上，古老的博雅塔被燈火點亮，長長的塔影倒映在湖面波光搖曳，湖心島的石舫上幾個女孩並肩而坐，隨風而歌。這古典雅緻的校園和青春浪漫的氣息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北大印象。
然而，北大與燕園結緣其實是建國以後的事。時常有遊客在燕園打聽大名鼎鼎的北大紅樓在哪？答案是，連同紅樓在內的老北大實際上在皇城腳下一個叫“沙灘”的地方，相傳這裡因曾是遠古的河道而得名。老北大校址不是一個整體，而是以沙灘為中心散佈在城裡好幾個地方，有點北京城坐落在北大里的意思。那麼，身為“文化中心最高學府”的老北大為何始終沒能發展出一個高大上的校園呢？
1930年代景山北海航拍，照片右下角就是老北大校園
六個學院八個地方
1946-1948年這段時間既是老北大發展史上的高潮也是尾聲。1946年，因抗戰南渡昆明數年的北大在北平復員，經代理校長傅斯年的大手筆，北大從原來只有文理法三個學院一舉擴充到六大學院，變成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原有的三個學院在老北大的核心區，也就是沙灘、北河沿一帶。最早的京師大學堂校舍叫第二院，是理學院所在地。不遠處是著名的北大紅樓，又叫第一院，這時是文法兩院的地盤。紅樓以南是第三院，原來的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早期的法學院，後來成了宿舍。以上三院是三十年代以前老北大的勢力範圍，彼此雖相隔不遠，但實際上並不相連。
老北大核心區沙灘三院分佈與遍佈全城的各處校址
此外還有位於宣武門內國會街的四院、五院，這兩處校址分別是北洋政府時期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戰後四院作為北大先修班和文法學院一年級學生所在地，五院是教職員宿舍和出版部。新增設的醫農工三個學院，接收了原北平大學的部分校舍和設備，平大戰時遷陝之後就被打散留在了西北。醫學院在西什庫後庫，農學院在羅道莊，工學院在祖家街端王府夾道。其中，醫、農兩院校址都是京師大學堂一脈，醫學院是早期大學堂醫學實業館，農學院是大學堂農科。
之所以出現這麼混亂的局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北大校方想擴充規模，戰後正好抓住了北平大學不能復員的契機，由傅斯年出面與北平行營、市政府等反覆爭取，獲得大量校產作為開辦新學院的物質基礎；第二，戰後北大規模的擴張已經跟戰前不可同日而語了，僅以1946年10月開學時為例，全校有學生4000名，比三校合組的聯大學生還多一倍，比戰前北大的學生多三倍。應該說，在戰後大量機關都要遷回原籍、原有校址多被佔用的局面下，北大能在短時間內爭到這麼多校產實屬不易，也就顧不上在不在一起了。
如果說戰前北大的三處校址還算緊湊的話，那麼這時已經遍佈全城了，一所大學、六大學院、八處校址，這還不算醫學院的兩個附屬醫院、一個藥廠以及農學院的三個農場、一個林場。按說京師大學堂可是由中央政府開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一向好面子、不惜打腫臉充胖子的朝廷在這件大事上為什麼畫風突變、不要觀瞻了？
曲折三十年：改善條件的艱難之路
1898年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在奏摺中談到大學堂基址時說：“各國大學規模均極宏廣。中國創辦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簡之見，則以後窒礙必多……大約非城外曠地斷不能容；非新建房屋斷難合式。即使各種學堂不能同時並舉，其暫從緩辦者亦宜預留基址，以待異日擴充也。”日後長期困擾北大的校址問題從一開始就被說中了。同期由梁啟超起草的《總理衙門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學堂章程折》也鮮明地表示：“中國當維新之始，京師為首善之基；創茲巨典，必當規模宏遠，條理詳備，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可見這個規劃中的大學堂肯定是高大上的，但正因為大家一致認為大學堂校址應該慎之又慎、仔細調查勘測選址建設，而維新變法又刻不容緩，因此倉促中才選了地安門內馬神廟的和嘉公主府作為臨時校址，先辦起來再說，並特別聲明“大學堂應另撥公地，另行構建”。誰曾想這一因陋就簡的臨時校址竟成為老北大的長久棲身之地長達五十餘年。
馬神廟公主府京師大學堂校址
老城本來就房屋密集，想摳出一塊地辦個大學幾乎不可能，何況公主府還在皇城根兒，擴充的空間少之又少，這是這處校址的先天不足。隨著學校人數日增，狹小的校址遠遠不夠用，學校主事者也在想方設法另覓新址。庚子事變之後1902年大學堂恢復，管學大臣張百熙在京西瓦窯村一帶購地1300畝準備重啟建新校舍的事，遭到慈禧太后反對。1905年大學堂又奏請將德勝門外黃寺一帶原來武舉會試的舊操場1600畝地作為新校址，這回雖然得到了內務府批准，但遲至1909年才開工建設，辛亥革命爆發時僅建成了經科、文科部分大樓。
德勝門外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建築遺存
民國以後，教育總長蔡元培、北大校長鬍仁源先後於1912年、1914年向政府提議恢復這處校址，最後都不了了之。1915年北大又向教育部請撥圓明園改建校舍，政府以該處別有用途為由，會商步軍統領衙門準備把西苑空閒營房操場撥給北大。1922年蔡元培舊事重提申請西苑空地作為校址，未果。
校長著急，學生也沒閒著。1929年北大學生會草擬《發展北大計劃書》力陳若再謀發展，校址必須擴充，計劃將西至北海、東至北河沿，北至松公府北端，南至御河橋畔劃為北京大學區，在此長方形區域內的古廟舊屋應由學校陸續收買。1931年北大學生會再向校長建議接收景山並稱“如交涉不成，再行自動接收”，最後還是被校長擋了回去。
眼看著新校址指望不上，只好在原地修修補補了。1916年，校長鬍仁源、預科學長徐崇欽與比利時儀品公司借款20萬大洋興建預科學生寄宿舍，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長以後將其改為教學樓，這就是著名的北大紅樓，這裡做過文科法科教室、教員辦公室、圖書館、印刷廠、甚至還當過宿舍，這是北大校舍擁擠的生動寫照。三十年代蔣夢麟掌校後，北大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的補助，才買下了漢花園以北松公府全部地皮，動工興建了四大建設——圖書館、地質館、學生宿舍、大操場，這是老北大第一次財大氣粗一口氣蓋了這麼多樓。再往後，隨著北大在這裡的家當越來越多，慢慢產生了路徑依賴，也就只好將計就計，不再有人提出另謀新址的事了。
偌大個北京城，一個最高學府要塊地建個校舍按理說不是什麼過分的要求，可為什麼幾十年來就這麼難？生不逢時是個重要的時代背景。這段時間裡軍閥混戰、北伐、中原大戰輪番上演，教育經費被挪用充當軍費是家常便飯，二十年代末甚至連教授的薪水也發不出來，釀成北京國立九校教職員索薪罷教風潮，時局如此，還能指望政府給北大建個新校址嗎？
其實說了半天，一句話就是缺錢。整個老北大五十年裡，就沒過哪怕一天經費充裕的日子，缺錢與北大始終如影隨形，成為制約學校一切發展的限制條件。即便是三十年代北大，也只能勉強說是稍微有了點錢，鬆了口氣，但絕不是土豪。且看這“四大建設”修的有多艱難：設計師請的是大名鼎鼎的沈理源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三座建築全部採用現代主義風格，所謂現代主義其實就是沒什麼裝飾，造型簡單，一切服從功能。雖說這種風格當時在歐美風行，在北平也開風氣之先，但不能不說缺錢還是一個重要考量。圖書館預算22萬，中基會補助15萬，還差7萬，北大向全校教職員發起募捐，每個人連續四個月在薪水中扣除認捐款才勉強開工。地質館由丁文江先生提議修建，他建議積累中基會補助三年有4萬多，外加學校經常費，並由丁文江、李四光兩人捐款，總共6萬6千元，由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免費設計。到了1935年，這種持續大興土木的做法已經讓北大吃不消了，從下學期開始只能做一些改建和修繕工作，建築大禮堂和體育館的計劃只好擱置，以後迭經抗戰內戰，也就沒有這種建設的機會了。
校長與校園建設
其實要說時局都是那個時局，可為什麼有的大學一貧如洗、抱殘守缺，有的卻趁勢而上、廣廈千萬呢？除了先天不足、生不逢時、陰差陽錯、將計就計，還跟校長有關。一校之長，內樹風氣、外爭資源，大學因校長的不同發展程度有云泥之別。老北大歷史上發揮重要影響的幾位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無一不是卓越的教育家，難道是校長影響了建設校園嗎？還真有點關係。
首先，最重要的是校長和政府的關係。國民政府雖然立了不少法，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治政府，政府要職由蔣介石的親信把持，任何機構要想獲得資源，就看與蔣的關係到什麼程度。不管是辦事還是要錢，無須開會論證全憑蔣的手令批條，王奇生教授說蔣“有時候手令下得太多，連他自己都忘了，以至於有的軍官存有蔣介石一箱子的手令”。
中國近代大學起步在甲午戰爭以後，但大的發展還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當初草創大學時大多先利用城裡的老舊府第，後來規模擴大很多大學都面臨建設新址的問題。國立大學裡，與北大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武漢大學和中央大學。武大珞珈山今天早已成為馳名中外的最美校園之一，被譽為“山高水長、流風甚美”的“物外桃源”，從1929年開始勘測到1937年戰前兩期工程佔地3000畝，共修建大型建築30餘項，耗資570餘萬銀元。這一切都跟武大首任校長王世傑有關，為了籌款，王世傑親自遊說湖北省財政廳、財政部長宋子文、行政院長譚延闓、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並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落實了這筆錢。1932年一期工程落成後，規模宏大的武大讓王世傑聲名遠揚，蔣介石在此期間住進武大邀王氏為其講學，並慨然為武大撥款，王世傑受到蔣的賞識後來直接被延攬至政府歷任黨國要職。
王世傑與武漢大學新址
另一個例子是羅家倫，這位北大英文系的高材生遊學歐美歸國以後，出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長，校長正是蔣介石，逐漸受到蔣的信任。羅家倫在31歲出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34歲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兩校任上他憑藉與高層的關係都大有作為，特別是在中大，他認為四牌樓校址區區300畝沒有發展空間，打算另闢新址建築萬人大學，獲得蔣介石首肯。1934年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提案，建築費暫定240萬元，由行政院按月撥付。遺憾的是，新校址剛開工全面抗戰就爆發了，這個“理想的學術都城”成了羅家倫一生縈懷的“玫瑰色的甜夢”。
羅家倫和中央大學新校舍計劃草圖
幾位北大校長跟政府是什麼關係呢？有好有壞，時好時壞。蔡元培當北大校長的時間是北洋政府時期，十年間他七辭校長，有半數時間不在學校，他和北洋政府的關係顯而易見。至於跟蔣介石，雖然早期有清黨期間的支持，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黨國元老蔡元培還代表中央黨部授印，不過後來楊杏佛被刺後兩人的關係就急轉直下了。胡適和蔡元培一樣，都是教育獨立、學術自由的堅定捍衛者，在“民主與獨裁”大論戰中，胡適是民主陣營的旗手。胡適的自由主義底色與蔣的獨裁註定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倆的關係用胡適去世時蔣的反應來評價最貼切不過了，儘管蔣親臨致祭並贈送了輓聯，但在當晚的日記中卻說“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蔣夢麟與孫中山關係很密切，留美時曾經做過孫的助手，他是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但與蔣介石的關係並沒有多麼密切。
胡適與蔣介石
四位校長中，最得蔣介石信任的要數傅斯年。戰後蔣夢麟改任行政院秘書長，蔣介石就屬意傅斯年繼任北大校長，經過傅斯年兩次上書才改為胡適。按說傅斯年也是自由主義教育家，但他與別人的不同之處是，在國共之間他始終奉國民黨為正朔，儘管他痛恨國民黨的腐敗獨裁，但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他雖然接連炮轟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而蔣對他始終信任有加。傅斯年不但平息了昆明學潮，而且就內政外交貢獻了許多真知灼見，蔣先後提名傅斯年為國府委員和立法委員，並在他赴美就醫期間給予資助。應該說，傅斯年代理校長的一年也是北大與政府關係最好的一年，正因如此，北大才在傅斯年手中爭得了大量校產資源。西南聯大三校復員經費原計劃是北大10億、清華12億、南開8億，經過傅斯年力爭北大追加到14億成為最大贏家。1946年6月，傅斯年陪同蔣介石遊北平文丞相祠，乘機向蔣報告北大的財政困難，後也得到圓滿解決。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33年國立大學的經費裡，中央大學172萬，清華114萬，北大隻有90萬，這固然跟學校規模有關，但聯想到當時校長與政府的關係就更好理解了。
傅斯年與蔣介石
校長的風格類型也各不相同。像蔡元培、胡適都是思想家，是各自時代全國學界的領袖，兩個人不論是主持北大還是中研院，都是“無為而治”，只把握大方向，具體管理交給北大秘書長和中研院總幹事，就像內閣制。他們著眼於全國教育學術的根本問題，而且經常站在批評政府某些政策的反對地位。而像南開校長張伯苓則更像一個經理人，維持一個私立大學談何容易，找錢是最要緊的本事，需要在政、商、軍、學各界周旋拉贊助。在嚴修和張伯苓的奔走下，大總統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江蘇督軍李純，盧木齋、孔祥熙、閻錫山、張學良等各界名流都曾為南開慷慨解囊。在民國大學校長中，張伯苓與蔣介石建立的私誼最為密切，蔣數次批條為私立的南開撥款、捐款。當有學生抗議南開接受一些名聲不好的軍閥政客捐款時，張伯苓卻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正因為這樣的實用主義，南開大學建起了一批西式建築，營造了一個漂亮的校園。
1919年南開大學開學式，第二排右起第七人為張伯苓，第九人為嚴修，第十人為黎元洪
還有校長魄力。蔣夢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北大校長，他敢於任事，領導北大實現中興，功不可沒，但學校的規模還是同期主要大學裡最小的，照比他的兩個後輩傅斯年、羅家倫的氣魄還是差遠了。傅斯年、羅家倫兩人同為五四運動的領袖，在北大期間就是摯友，日後都長期領導學術機關，都有汪洋恣肆的大手筆。傅斯年前文屢有述及，而一度被政府明令整頓的中大在羅家倫手中很快就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到1940年中大有7大學院、56個系科，並世無匹，他在南京石子崗新校址的徵地計劃一出手就是8000畝，這個數字就是放在今天也足以讓人歎為觀止。羅家倫主張把大學建在疏朗開闊的郊外的思想由來已久，1918年7月5日，羅家倫和同學僱騾車去西山遊覽，眼見當地樹木蔥蘢，山勢俊偉，回校後馬上提筆上書校長蔡元培：“北京建大學適宜之地，厥惟西山。現雖困於經濟，然吾終願蔡公有此偉畫，以期貫徹於將來。則餘在校之期，雖不及待，猶當遙望母校而呼‘萬歲’！”傅斯年去臺灣後在出席北大52週年紀念會時，跟蔣夢麟談了對幾位北大校長的評價時說，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先生，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他笑著批評蔡、胡兩位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所以若論辦事才幹和氣魄，四位北大校長中傅斯年當屬第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典禮，前排左二起：蔣介石、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
不過換個角度想，幾位校長雖然沒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為學校爭取到更多的支持，但這恰恰鑄造了獨立批判的“北大精神”，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即便是三十年代有中基會支持時，北大也首先拿出40萬設立“研究教授”，聘請23位一流學者刷新陣容，堅持學術至上，然後再新建校舍。當魚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前輩們從不猶豫，為北大、為天下的讀書人樹立了榜樣。
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從城裡遷到燕園，也許是冥冥中的緣分，蔡元培、羅家倫等北大先哲都特別鍾情於西山一帶，二十年代蔣夢麟代理校長期間也當面託教育總長傅增湘“在西山的地方為大學多覓些地，以備將來把北大遷到西山去，使青年日日在天然景內涵養其身心精神”。並進一步說“我們意思最好請清室把圓明園送給北大，這園有四里闊，六里長，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如今的北大校園與圓明園僅一牆之隔，天氣晴朗時可以遙望西山。只不過，當初廣大的燕園今天的承載力已經飽和，新建大樓不得不挖掘地下空間，主校園被馬路切割成幾塊，醫學部相隔幾公里遠，還有圓明園、萬柳學區，校方又在昌平、懷柔等地拓展空間，歷史何其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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