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制度邏輯與治理思維
[原文來源]《經濟管理》2018年第6期
[作者]金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州大學商學院首席教授、院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研究領域是產業經濟學。
經濟發展新時代需要治理新思維
40年甩掉“落後”的帽子，顯然直接得益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連續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化加速推進，規模龐大的中國工業能力，包括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鑄造了“大國筋骨”。同歷史上中國經濟也曾有過的巨大規模不同，今天中國經濟規模之大是“硬實力”之大，硬產業之巨，基礎設施建設之強。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尚未完成，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工業的技術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至少還要經過30~50年的持續努力，才能進入發達工業國的先進行列。
不過，中國畢竟是進入了工業化的新時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必然會有不同思維和方略。在生產力落後的過去時代，中國曾經有句非常著名的口號，體現著那個時代的工業精神，至今令人難忘，那就是大慶油田“鐵人”王進喜的豪言壯語，叫“寧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這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主義，激勵著千萬人的忘我奮鬥：面對“落後”這個當時的最大敵人和使人民最大不滿的狀況，為了實現工業發展，必須奮不顧身，義無反顧，即使損害一些環境和健康也在所不惜。那也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當年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惜一切代價把工業搞上去”，否則中國就會有被“開除球籍”危險。這樣的大無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革開放的40年所繼承，即義無反顧向著目標前進！今天，我們必須歷史地評價那個時代，儘管為了經濟發展和工業化而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也應感恩那個“為有犧牲多壯志”的獻身時代，實現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誓言，迎來了不再落後的新時代，創造了今天能夠有底氣走進全面小康社會的物質條件，新時代今非昔比，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一切為了人民福祉，是經濟發展新理念。這是新時代的“正確”：時代不同了，不再落後了，“不惜一切代價”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為過去，實現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治理已經成為體現新時代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今天，我們絕不能再容忍為了“金山銀山”而破壞綠水青山，也不允許為了追求財富而犧牲民生健康。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習近平，2017）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鉅變，也體現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和根本模式的深刻變革。當我們充分肯定40年改革開放成就的同時，更要冷靜地看到留存和潛伏的問題。正如本文開頭所引述的美國學者的告誡：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確“曾伴隨著一系列物質和實踐方面的惡行，以及對自然無限制的開採”。究其根源，是因為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這一概念為基礎，並以擴大生產力為動力的。這一模式已不可持續”（杜贊奇，2017）。
基於40年的發展成就，新時代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也絕不能坐享其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十分艱鉅，沒有舒舒服服就可以輕鬆達到目標的捷徑，而且，要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夢”，還必須跨越諸多難關，實現人類發展及工業化過程中的根本性歷史轉折。當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問題。其突出表現是，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現象凸顯出來，經濟社會中“短板”現象往往成為發展障礙和影響穩定的隱患。而且，經濟和社會關係中可能發生各種“惡行”，如果不能遏制和消除，不僅將嚴重阻礙發展進程，而且會導致經濟發展失去正確方向。因此，新時代並不是處處陽光明媚，發展進程更不是一路坦途。相反，面臨和可能遭遇的問題會更復雜，矛盾會很突出，而且，各種矛盾和問題有可能疊加出現。更具重要的是，人民的需要“日益增長”，人民嚮往的滿足永無止境，因此，要使人民滿意可能更加不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實現“滿足”就必須不斷髮展，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過去是這樣，未來仍然會是這樣。當前的現實是，中國至今還不是一個發達工業化國家，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屬發展中國家，要充分滿足人民需要，還有許多“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困難，更有許多艱鉅目標要實現。因此，如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不僅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要通過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因此，未來的發展模式要有更嚴的標準，更高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
這種智慧和努力必須體現為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使市場更有效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如果說，40年改革開放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的加速進程，實現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偉大鉅變；那麼，未來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仍然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來促進中國經濟社會更高水平上的鉅變。從這一意義上說，新時代將迎來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又一次偉大鉅變：40年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時代改革的總目標是將在40年改革鉅變的基礎上，建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改革總目標的確立，正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新時代的質態鉅變。
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狀態。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方式和路徑轉變，而且也是一個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過程。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必須基於新發展理念進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機制才能得以實現。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改革開放新思維，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戰略與新政策。
新的全球化時代需要治理新思維
新時代的改革是在新的更加開放的形勢中進行的，而且，世界各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制度和治理競爭。因此，一方面，世界各國競爭是關於各國如何“善治”的競爭，即看哪個國家能把自己國家治理和發展得更好，人民更加滿意，社會更加安全。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更好的國家，將成為國際競爭中的贏家；另一方面，在開放條件下，各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相互影響的，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變動，往往會對其他國家形成壓力或影響，甚至導致相關國家不得不進行制度和政策調整。當然，各國之間也可以就制度和政策的調整進行協調。總之，在新的全球化時代，各國的改革是在開放條件下進行的，因此，改革的新思維必須體現在更加開放的心態上。各國間所進行的非接觸性競爭（如上述第一方面）和接觸性競爭（如上述第二方面），都會成為各國發展進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巨大動因。
當今世界，儘管也有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現象，但總體上還是正處於各國經濟更加開放和向著自由貿易方向發展的的大勢之下，無論是經濟的、社會的，還是科學技術的力量，都強烈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潮流。在經濟全球化新時代，世界各國都在奮力發展，連發達國家也絕不敢怠慢，為此甚至“奇招”“怪招”“損招”頻出。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全球化是良藥也是苦飲，機會更多，競爭也更激烈。在此形勢下，無論是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階段，都可能會有風雲莫測的“陷阱”，世界各國不乏落入各種“陷阱”而難以自拔的先例，以及因經濟不振而遺憾的“失去”年代。今天的中國儘管國運昌盛，社會安全網相當穩固，日益健全，有力量抵禦較大風險，但也絕不是無險避風港和觀潮俱樂部。參與全球化競爭，與更強者過招，接受優勝劣汰的洗禮，在風險中前行，仍然是不變的人類發展主題。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誰都逃脫不了這一鐵律。
與上述新時代改革思維的開放性同樣重要的是，改革新思維的全面性和協調性，即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歷經40年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做大經濟規模”的目標在高速增長階段已基本達成，而“提升發展質量”已成為新時代工業化進程的主導方向。從理論上說，高增長的速度目標可以表現為一元性，即以工具性指標GDP（或人均GDP）及其增長率為代表性核心指標，但發展質量目標則是多元化的，沒有任何單一指標或少數幾個指標就能刻畫發展質量水平。發展質量的內容所表現出的多維性和豐富性，要求發展戰略和模式選擇的高度創新性和系統性，要求以新的指標體系來更全面地反映高質量發展要求及其實現程度，並以此作為國家治理有效性的顯示性標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性地創造發展優勢，協調好各方面關係，走符合實際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種有效和可持續方式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性特徵，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新思維體現。這就決定了，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統性思維方式推進各領域的改革，形成新的發展方式、動力機制和治理秩序，使整個國家從傳統發展模式轉向新的發展模式，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發展的歷史性轉折，也是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金碚，2018）。
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上述改革新思維所引領的工業化新徵程，在現實過程中將突出地表現為：工業化進程將轉向更具高清潔化特徵的道路和模式，這樣的道路和模式體現了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理念，也體現了更高文明程度（即文明質量）的治理體制要求。如前所述，在40年改革開放的最後5年，中國進行了“清潔風暴”行動。眾所周知，清潔是文明程度的標誌，就像高質量的生活體現為高水平的清潔衛生狀況一樣，高質量發展，必將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領域中表現為更高的清潔化程度：生產清潔、環境清潔、政紀清潔、營商清潔、社會風氣清潔。如果說以往40年工業化進程的鉅變主要體現在“高歌猛進”規模迅速擴張上，從而使越來越多中國人從低收入生活狀態改變為中高收入生活狀態，那麼，未來的工業化新徵程所帶來的新鉅變，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中國人民將生活在各領域都具有更高清潔度的狀態中，體現為以文明合規為特徵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要求。縱觀全世界，沒有哪個充滿“汙泥濁水”和“骯髒惡行”的國家可以稱得上實現了高質量發展。清潔性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和具有標誌性的特徵，也是社會正義的重要標誌之一。從這一角度看，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環境、政法、黨紀等諸多領域所進行的“清潔風暴”行動，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突出體現。這也是中國改革從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轉變為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刻畫中國40年改革開放所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及其成就，那麼，沒有比“鉅變”更貼切了。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型經濟體，在短短40年中所發生的鉅變，在人類發展史上是空前的。改革開放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國運，而且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工業化版圖和人類發展全球態勢。這40年的鉅變，不僅使中國徹底擺脫落後，而且將開啟一個新時代。進入新時代，踏上新徵程，須有新理念，新體制，新戰略，新舉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勇於創新，奮進包容，是中國40年加速工業化的歷史留給新時代的最珍貴精神遺產。在繼承40年改革開放精神基礎上，善治為民、全面協調、清潔高質，將成為新時代改革新思維的突出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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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學術連載·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
1.金碚：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對計劃經濟體制績效的反思
2.金碚：40年改革路徑——從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變革
3.金碚：以漸進式制度變革終結中國 “落後”歷史
4.金碚：新時代新要求——治理新思維開啟改革新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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