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红柯心惶惶

张翼

偶然翻看二十年前的副刊剪报本，发现满篇都是关于“西海固”，这个生我养我而又难以“容我”的地方，写诗的、写散文的、写大部头晦涩考证著作的，都几乎是一个论调，苦哈哈的表情、焦渴焦渴的口吻，旱地黄沙、漫漫长路、望不断的尽头、等不来的细雨。再回过头来看手边的最近几期地方文学刊物，所发表的诗文小说，虽然历经二十年风雨，虽然本真的西海固早就被现代化、城市化、文明化的春风细雨改造得水灵秀气、路路畅通，可作家们的笔下，依然在重复着那种喊叫水式的嘶鸣与下意识死撑着不愿告别的自我呢喃，这让人真的很很难过。尤其是在红柯先生杳然西去的时候。

没有太多直接的证据显示，红柯先生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海固发生了物理的和文字的关联，但他曾长居小城宝鸡，宝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西海固人眼里就跟平凉一样，都是西海固的远方兄弟，感情上近得很，想来也曾接触过我们三营有名的炒面片、大盘鸡，他也曾以《西去的骑手》来讴歌回族英雄马仲英，并且也得到了宁夏评论家第一时间的肯定性评论，以至于红柯多年之后，进了大西安高校当教授，还对此念念不忘。当然，在“严肃”的文学研究者严重，他笔下的天山意象、边地书写和张承志的西海固具有相通的文学史价值，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我想表达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红柯先生关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西部和大西北的三句话。

一句是他在2009年接受《小说评论》访谈时，看似不经意地说出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这种老皇历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作用。”这话其实很有些欲言又止的意味，回想起来，大概十年前左右，关于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经典理论，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关于柳青、路遥、贾大山和其他一些被认为不够时尚、不够先锋、不够西方化的现实主义作家，其舆论处境还是相当微妙甚至微渺的，直到新的文艺座谈会精神传播和返本开新的经典文艺观的再次勃兴。而红柯则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弃诗从文以来，却依然坚持着用脚步来丈量灵感，在深入民间、走向民众、深入生活、扎根乡土中捕捉神韵诗意，这是让人颇感亲近的。

一切在“小地方”生活惯了的写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素朴的习惯，就是对生活的滋味嚼得透，对人情冷暖看得惯，在熟人社会的小圈子里耐受度高，游刃有余，反而一到大城市，就“跟丢了魂似的”（红柯语），这一点跟西海固的一些名作家一样。据说我们最珍爱的本土作家之一甲先生第一次从乡下被调进城，没多久，因为不习惯、写不出一个字来，又回到了家乡，又出了几篇“好稿子”，然后经不住领导爱才、多次邀约，才又慢慢地回到首府任职。但这一次之后迄今，“老先生”似乎再也没有像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短篇小说那般硬扎、纯粹的西海固类型作品了。同样，我们另一位原本写乡土题材出道的西海固作家乙先生，一转而成了“哲学家”，写起了安宁祥和、福寿安康一类畅销书，传播起了鸡汤国学，成了电视里的“乡愁”达人，文字间再也不大有一块荞麦地里那般土坷垃、柴火草、铁锅面、洋芋蛋的味道了。红柯似乎表现得相对比较如一或者说“单一”，他的走进教科书的散文也罢，被新疆文学研究界拿来和王蒙、艾克拜尔等反复比较研读的小说也罢，似乎也还都保持着一种长期保鲜的状态，难道是因为红柯作为一个关中汉子对于新疆大地是个外来人，哪怕十年相依相伴依然坚持着精神探索的好奇与情感反哺的诚意？而那些据说是土生土长的人们，反而因为时过境迁，就不识乡土为何物了，就反过来居高临下地隔靴搔痒地臆造和贩卖乡愁了呢？作为阅读者，我们依然无法以太外部的方式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有可能像一个学究或者写手一样走近了去探听，恐怕依然会“捞不着”那个真正的答案。

红柯的第二句话，出自他2016年8月间在《西安日报》上简短的一段关于“文学自信”的自我描述。说的是一种私人经验，从离开关中西上天山，他彻底打开了视界，很快地告别了那种“缠绵悱恻的抒情诗、田园乡土诗歌”，照亮他新的创造道路的，是颠覆了他之前“所有知识积累与阅读体验”的西域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民歌民谣，是那些“浩如烟海的西域民间艺术经典”，从而有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奔马》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生命树》的一路跋涉。他没有忘，也没有被所处地方之小、地方知名度之低给限定住，格局和视野之开阔，使其足以成为比肩大家的后起之秀，并且给文学史和民俗志、社会志留下了宝贵的“原素材”。

这种变与不变的那个纽结到底在哪里呢？据说，人之后离开家乡，才有乡愁，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真正说好“普通话”。所以，红柯的许多关于关中、丝路、新疆的文字，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结构方式，似乎更多都是回忆的成果，尽管他自己觉得这可能是某种文学样式比如长篇小说必要的一个沉潜期。但这背后，更真实的或许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文化同构，是心心念念、难以忘怀，是骨子里的文化归属。就像在西方有一种关于宗教研究的学术范式，认为只有内部研究法才具有逻辑的合法性，体己的置身其中的内部研究，往往要比拿一种理论格式来试图嵌套或格式化一种宗教，更可信、更经得起推敲。这在知识探求的视域内自然可以再谈论，外部研究也并非政治不正确。但这在更私密而个体的感知层面确实是个既有意义的提示，我们很多人写乡土、写乡愁，太干瘪而矫情，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我们身处村里村外，我们的情绪和向往过于浮皮潦草，我们看见那山那水那人那狗，就写山写水写人写狗，却看不够那山水之间的神灵、人狗之间的情愫和乡村里隐秘流传的千年秘辛。而这些一旦不能内化为写作者情感里的发动因子，就一定会成为最终掣肘我们文学产品样态的那粒沙子甚至那枚钉子。回头来看，为什么有些作家的有些作品会给人扑面而来的“过时感”，而有些作家则几十年、几百年让人百读不厌呢，没有经过生活跌打扑腾，没有大喜大悲和黄沙吹面之余的用心聆听、用笔速记，在意周遭每一个老人的闲言碎语、低声絮叨、喃喃讲述，何来那些如清水里的刀子、大漠里的生命树一般的耐摔打、经冲刷之作？或许是因为他们绝不仅仅是“西海固作家”。

红柯先生的第三句话，很直接，也很重，“大西北有许多让外地人无法理解的秘史，这也是我们本地文学人的幸运。”这出自他的一篇同样不长的随笔，题目叫做《从清真说起》，写作时间应该是他2004年10月作为“有特殊贡献人才”被引进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之后的第一个年头。这话说起来，好像是个常识，但我们每个生于大西北，在此地写此地的人，是否能够真正识得和拾得这份幸运，真正探寻到那份外人无法理解的秘史。首先第一重要的，我们需要多一点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超验视野，这视野不是通过对象和与此的纯感官新鲜刺激，而是通过哪些久违了的文化厚度、文明元气和民间智慧、平民故事，简单的青红皂白、青绿山水容易勾勒，可那些不便直言、无言诉说的民间语文则需要苦心钩沉。其次，则是作家主体上要放大本土限定性，要真正在挖掘乡土的深度方面至少以“大西北”为支点，以大中华为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西海固文学，今天那些看起来已经炙手可热的中青年作家们，还需要加油给劲，如果我们笔下的西海固连一个“外乡人”张承志寥寥几笔涂抹下的黄泥小屋，都难以写尽写足，还是简单的扁平的柴米油盐婆婆媳妇、“黄土埋人一辈子”，除了小打小闹的田园抒情和千年不变的原始浩叹，那就真的没有足够对得住这片广袤黄土大塬的秘史挖掘和深度探险，也就在文本上没有太具有当代性的意象提炼和深思架构可观。大地万物都走向新时代新春天的氛围里，“西海固”作家们笔下那依然晦涩而迟滞的蜗行节拍，也许将是红柯先生难以释怀的文学牵挂。

张翼（出生于宁夏，求学于各地，寄居在西安，爱好纯文学，有散文时评数百篇散见于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