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辽国、金国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步入中原之后以天命理论影响的影响下开始重视“五德终始说”，尤其是金国的木德、土德与金德之称，更是金国皇帝为了论证自身天命所属而进行的努力。反而是久居中原的宋人，在南渡之后更加扬弃了“五德终始说”，开始以“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道德评价作为一朝是否享有正统的标准。不过，无论是辽国、金国还是南宋，都没有在这一系列正统之争中走到最后，一切都随着蒙古人的到来而结束了。
元朝统一天下，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秦灭六国之战。然而，武功赫赫的蒙古人却并未对中原的天命理论报以太大的兴趣，或许对于黄金家族而言，这一套近乎于玄学的理论实在没有弓箭与兵马重要吧。
蒙古人不在意天命，但元朝治下的汉人却不能不重视天命继受。最早提及元朝德运之事的是名儒郝经，他在《删注刑统赋序》中以“国家今地过于金，而民物繁伙，龙飞凤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谦让未遑”为由，提醒元朝君主正德运以奉天承运，但未受重视。之后，另一位名臣王恽正式上疏，开始讨论元朝德运问题：
“盖闻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应天革命，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如尧以火，舜以土，夏以金，殷周以水木王，汉唐以火土王是也。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何则盖关系国体诚为重大。况际今文治兴肄朝章制仪卫，若德运不先定，所王而车服、旗帜之色将何所尚矣！合无奏闻，令中书省与元老大臣及在廷儒者推论讲究而详定之，然后诏告万方，俾承天立极之序，粲然明白，实光扬祖烈，贻厥子孙之永图也。”
然而，这一在王恽眼中“诚为重大”之事，依然没有被元朝君主所重视。此后，有汉人上书言五行德运之事，甚至遭受了笞刑——元朝自立国起便严禁阴阳图谶书籍，或许在蒙古人眼中，“五德终始说”与阴阳图谶一样，均为妄说。元朝的功业之前所未有，其天命正统不言而喻。有了这样的自信，元朝君主对正统理论反而不甚重视。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均极为在意天命正统的传承，如隋唐、两宋，均花费了大量精力才从南北朝及五代中整理出了天命继受的路径。元朝逐一吞并金国、南宋乃至于西夏、大理、西辽诸国，但对于这些国家的天命却显然缺乏前朝的严肃态度。对于元承宋统还是金统的问题，主持修订辽金宋三朝史书的丞相脱脱和了一次稀泥：“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其实三国各与正统的理论倒不是脱脱首创，早在元朝立国之前，便有对辽、金、宋三国史书如何编纂提出疑问了。当时甚至有人将金国视为五代、十六国一般的政权，认为“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淮以南，赵氏不绝，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耳”。而修端则提出了三国各与正统之说：
“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臣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
言下之意，辽、金、北宋均有正统，而南宋则为地方割据政权，不足以承天命，从脱脱修史的态度中不难看出这一观点的身影。然而这一态度无疑刺激了宋朝旧臣，杨维桢遂写《正统辨》一文为两宋的天命正名，提出“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从天命继受的角度来看，承南宋天命的确有其逻辑起点，毕竟“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这样也能保持天命不断。只是，两宋士人早已提出了绝统理论与无统理论，天命是否中断对于汉人来说也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更何况是来自漠北的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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