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燕京學報》第九專號，刊印了一部名為《宋元南戲百一錄》的專著。書中附印了一頁珂羅版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這是繼北平圖書館景鈔本、1931年排印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面世之後，這冊從英國尋回的珍貴古籍首次展露真容。對於普通學者和讀者而言，《宋元南戲百一錄》讓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時年36歲的作者錢南揚(1899—1987年)，就此開始深入研討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南戲”，併為之摸索考證了七年之久。
1979年10月，臺灣80歲的南戲研究專家錢南揚，終於完成了其南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他在“前言”中不無感慨的提到，學界中流行已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傳聞。他寫道:
《永樂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戲文三十三本，詳連筠簃刊本《永樂大典目錄》。這本《戲文三種》，乃是僅存的最後一卷。此書已流出國外，一九二○年，葉玉甫(恭綽)先生遊歐，從倫敦一小古玩肆中購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銀行保險庫中。抗戰勝利後，不知下落。現在流傳的僅幾種鈔本及根據鈔本的翻印本，可惜見不到原書了。這次校注，即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
錢南揚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曾經見過原書，或者至少見過原書部分影印內容的學者之一。但他仍然沒能看到原書的全部內容，這也是無疑的，否則不會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選擇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這個排印本的底本，又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錢氏的工作底本，實際上已經與原本隔了兩層“紗”。換句話說，錢氏的學術研究，沒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這從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純度”當然還不夠，多少還是有些遺憾的。而頗具意味的是，這部與《宋元南戲百一錄》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插印了一頁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仍然是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的卷首內容。也由此可見，包括錢南揚在內的學者們，對這冊原書的珍視與關注。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後20年，1999年，與錢南揚師出同門，同為曲學大師吳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年)，組織編撰的大型叢書《全元戲曲》，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編校出自《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劇本“宦門弟子錯立身”時，他也感言，本劇原與《小孫屠》、《張協狀元》一起，存於《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於原書遺失，故這次整理，以《古本戲曲叢刊》影印的鈔本為底本，參以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為閱讀方便，從錢本分為十四出。——而以上這些感言得以公開出版刊行之際，九十高齡的王季思已於三年前逝世。他在書中的這番感言，也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後一次確證《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的說法。
這時距離葉恭綽從英國購回《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整整80年了；距北平圖書館景鈔本，也已經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親自看到過、抄錄過、校印過、研究過、接觸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國學者皆一一作古；葉恭綽、趙萬里、馬廉、傅惜華、唐圭璋、馮沅君、任中敏、譚正璧、錢南揚、王季思等等，這一連串中國學術界內外耳熟能詳的名字，皆相繼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而《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舊還是個謎。隨之而來的閱讀與研究狀況則是——在中國學者視野中，《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70年了，只有極少數人能看到北平圖書館的景鈔本，接下來“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也不多見了，再接下來只能查閱《古本戲曲叢刊》中的“影之再影”的鈔本；到最後，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成了最為常用的通行本。
距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後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臺灣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發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論文，報告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重寫本)並沒有失蹤，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即原“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來，臺灣學術界也曾根據錢氏所言，一直持《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的觀點。但汪先生坦言，“一直還心懷僥倖，希望能再看到原書”，寄希望於在大陸或海外尋求原書。但在向中山大學知名戲曲專家康保成教授(著名戲曲學家王季思弟子)諮詢之後，得出的結論“至今仍是下落不明”，這讓他不禁心生沮喪、以為無望。可接下來，一次因備課查尋資料的偶然機遇，卻讓他意外的讓這冊“失蹤”已近一個世紀的國寶重現。他在論文中激動的寫道:
後來在備課時，因為要講到包背裝，需引用臺灣“國圖”的《術語圖說》來解說，可是一點開之後，圖例竟然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頓時愣住了。由於是遠景看不真切，於是趕快去查“國圖”的館藏目錄，結果真找到《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圖，就這樣我還不放心。特地再到“國圖”去看了微片和原書，確定真的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出於學者的審慎，汪先生再次逐頁逐字檢閱原書。由於擔心這並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種未經著錄的景鈔本，他甚至於核對了明代原卷抄錄者呂鳴瑞名下的現存所有《永樂大典》抄錄筆跡。他將《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卷二千二百三十七、卷七千三百二十四、卷七千五百一十八、卷七千六百七十七、卷八千九百一十、卷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卷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等多卷字跡逐一核對比照，最終確定了他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中見到的《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正是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重寫本，即當年葉恭綽從英國購回的原件。
此時，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失蹤達80年之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終於重現於海峽彼岸。據汪先生初步研究，這部原本的內容，與此前流行於學術界的各個版本均有較大差異，無論是景鈔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以及各類輯選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錯訛與脫漏，這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持續而且深遠的。
就這樣，《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隨著國運俯仰。明朝的皇宮、清朝的倉庫；英國的古董攤、民國的銀行；南遷後方的列車、飛往美國的航機；大陸的景鈔本、臺灣的圖書館……或許，《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價值還不僅僅在於歷史文獻、學術研究、古籍收藏，而更在於凝聚其中的國家記憶與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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