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你是一個“聽話”的員工嗎？
老闆說什麼就是什麼；
即便老闆的觀點過於主觀和個人經驗主義，也不敢提出質疑；
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交付更好的結果，而是為了“老闆開心就好”......
記得小學有一次數學考試，有同學在做某道應用題的時候發現題目錯了，於是舉手問老師，結果數學老師斬釘截鐵地說沒錯，於是大家都埋頭做題，再也沒人敢提出疑問。
當時的我雖然也懷疑題目有可能錯了，但還是毫不猶豫按照老師說的去做。
結果你猜發生了什麼？
那次考試，全班只有一個滿分，而得滿分的人正是那個舉手質疑題目出錯的男生。
因為他在老師說對的時候，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且按照自己的理解修改了條件再做。
那個時候，當我拿到只有90多分的試卷時，除了害怕回家被母親斥責，更懊悔的是，為什麼在老師說試題沒問題的時候，我沒能堅持自己的判斷。
工作中，這樣聽話的員工也不少見。
明明自己是設計，結果毫無審美能力的客戶、領導說改就改，一個堂堂正正的設計活成了苦逼兮兮的美工；
領導想法一天一個樣，即便準備了很久的工作要推翻重來也一個勁兒點頭說好，發（nei）自(xin)內(he)心(he)覺得“老闆開心就好”。
但突然某一天你會發現，乖乖聽話也許不再受用，聽話不僅不能夠幫你獲得認同，反而可能降低你在別人心中的地位。
你聽話了，客戶說你不夠專業，
你聽話了，領導說你沒有主見想法。
為什麼聽話的人在進入職場後很難獲得歡迎？
為什麼不聽話的人反而越來越受到重視？
1
聽話，是一種推責
《異類》中曾提到過一個故事，1997年8月6日，一架由漢城（今首爾）飛往關島大韓航空801次航班，在降落前墜毀。
大韓航空801航班最後30分鐘語音記錄還原了墜毀事故發生前的情況：
機長：嗯……真是……太困了。（含糊不清的語句）
副機長：當然了。接下來是整個飛行過程最關鍵的部分。
副機長：你有沒有覺得雨下得更大了？在這個地方？
其實副機長本意是想提醒機長天氣狀況非常糟糕，不適合目視降落。
接著，隨機工程師又說：“機長，氣象雷達發揮了不小作用。”
隨機工程師的本意跟副機長的本意是一樣的，今天晚上並不適合目視降落。
當時外邊正下著傾盆大雨，漆黑一片，而下滑角指示燈還有故障，但是機長決定目視降落。
即便從專業角度來看機長的操作並不符合規定，然而，不管是副機長還是隨機的工程師都不敢明確地指出機長的錯誤，結果釀成了大錯。
而這種情況並不是個例，在佛羅里達墜機事故中，副機長從未用過“暗示”以外的方式提醒機長結冰危險。
他甚至先後通過4種不同表達暗示了4次，但因為他和機長之間的權力距離，所以一直採取隱晦的方式向機長表達自己的意見。
馬爾科姆指出，發生這些事故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語境文化。
高低語境文化是由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Edward·T·Hall)提出的，像中國文化、日本文化、非洲文化、拉丁文化都屬於高語境文化。
簡單來說，高語境文化的人交流更多的是根據當時的情景解讀信息，同樣的語句，交流的情景不一樣意思也就不一樣 ，譬如說“你是個好人”，可能是委婉的拒絕，也可能是一種稱讚。
因此，在中國人的溝通中，凡事都講究一個“委婉”，明確指出領導的錯誤，或者提出和領導相悖的想法，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
然而，事事聽話，領導讓做什麼就做什麼，或者明明知道有更好的辦法但卻不敢提，其實是一種推責。
正如之前801航班的副機長，他的職責本來是在機長操作失誤時及時提醒、糾正，但因為聽話，他把本該自己承擔的責任推給了機長。
而隨行的工程師本來應該在飛行緊急情況時提供處理方案，計算起飛與降落的數據，也因為聽話，沒有堅守自己的職責，從而把所有的責任推到了機長身上。
但如果副機長、隨機工程師都堅持了自己的職責，而不是放任機長的錯誤判斷不管，那麼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
工作中其實也是如此，那些很聽話的員工，不管老闆說什麼都點頭說對的人，恰恰是不敢反抗權威堅持自己意見的人，因為他們害怕承擔責任，所以乾脆將選擇權和責任一併推給了老闆。
閱讀量不好？
還不是老闆定的標題嘛。
文章有錯別字？
老闆最後審核的時候竟然都沒有發現。
選題讀者不喜歡？
沒關係，老闆喜歡就好（笑臉）
聽話的員工，總是把工作中的選擇權和責任全權推給上級，懶於思考，怯於擔責，那麼久而久之，就會成為一個職場木乃伊，沒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被動地執行別人交代的任務。
2
聽話，是一種懶惰
聽話其實有一個潛臺詞：“何必給自己找活幹呢？”
當與老闆想法相悖的時候，選擇屈從權威是一種懶惰，打開默認系統，默認老闆的話都是對的，懶於思考、懶於證明自己的觀點。
為什麼會這麼講？
舉個例子，如果老闆認為某個標題更好，但實際上，你認為另外一個標題也許會更吸引讀者點開。
聽話的員工往往就直接採用老闆認為好的標題，而不聽話的員工呢，會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把不同的標題扔到各個群裡，讓大家投票。
但這些行動在聽話的員工看來，就是一種“給自己找活幹”。
在他們看來，當自己的想法和老闆的意見不同時，聽從老闆是一種省力，老闆滿意自己也輕鬆，但不聽從老闆是一種折騰，費力不討好。
有人會說，我老闆不是那種會聽你的建議的人，但你會發現，如果你想說服老闆，不一定要表現得非常強硬，也可以使一些手段。
我有個朋友，在做方案的時候會遇到一種情況就是，自己花了幾個通宵做的方案結果被領導輕而易舉推翻，理由可能僅僅是不重要的細枝末節。
因為他發現，不管他多麼認真地準備，領導總是習慣性地否定他第一版方案。
如果他是聽話的員工，他就會老老實實按照領導的想法和建議修改，反正領導覺得好就好，但他並沒有這麼做。
他想了個辦法，每次在做運營方案的時候做兩份，一份不太好的，一份自己用心準備的。
在提交方案的時後，他會先把不太好的一份方案給領導看，被領導否定之後，他會等一天，再把第二份自己真正用心做的方案提交上去。
而用這種方法，90%的情況都會通過。
做兩份方案不麻煩？
當然麻煩，但是聽話的員工往往止步於麻煩，而不聽話的員工往往會越過麻煩。
3
聽話，是一種無能
我認識一個做設計的朋友，在公司的時候總表現得“聽話”，不管是誰，都可以對她的設計指手畫腳。
一會兒，這個人讓她換個底色，一會兒，那個人覺得字體太醜，反反覆覆修改了好幾版之後，領導又過來說，覺得還是原來的顏色更好看。
明明是個設計卻活成了美工，一群沒有審美不懂設計的人都可以輕而易舉讓她修改自己的作品。
本以為天天加班熬夜改設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想到反而被領導認為“沒有自己的想法”。
她覺得自己特別委屈了。
但其實，在這件事情上她何嘗沒有責任。
當同事提了一個不靠譜的建議、或者完全違背審美的意見時，她的第一反應不是用自己的專業性反駁對方，而是點點頭，說了一句“好的”；
當領導過來認為應該模仿別人家的海報時，她沒有用自己的專業性去解釋為什麼選擇現在的版式和元素，而是點點頭說“好”。
她以為聽話是一種敬業，但那實際上，聽話恰恰是一種不專業。
每一次“好的”其實都是自己在專業性上的妥協和讓步。
而每一次的妥協和讓步又在不斷降低自己在專業性上的權威。
記得之前看過一本書提到過，在日本，作為家庭主婦的妻子其實很排斥丈夫進入廚房，因為她們認為丈夫一旦進入廚房，就是一種對自己地盤的侵犯，只有一個無能的妻子才會讓丈夫隨便進出廚房對她們做的家務指手畫腳。
在工作中其實也是如此，每個人都需要有一種“領地”意識，在自己的領地裡做到最專業、最權威，不容別人侵犯。
如果把工作比作一門手藝，我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手藝練好，一個擁有專業性的職場人，在自己的工作領地中，需要堅決捍衛自己的立場和專業性。
一個資深的新媒體編輯，應該對一個糟糕的標題深惡痛覺，即便這個標題是老闆提出來的。
一個專業的設計，在審美上應該有一種偏執，即便客戶指手畫腳也依然堅守美的原則。
《史蒂夫·喬布斯傳》中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Mac團隊從1981年開始，每年會頒發一個獎項給一個最能勇敢面對喬布斯的人。
有一天，喬布斯衝進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小工程師的小隔間，說出了自己常說的那句話：“這是狗屎。”
普通人這個時候可能很難直面面對喬布斯的強大氣場，沒想到那個小工程師卻回答：“不，這其實是最好的方法。”
於是他向喬布斯解釋了自己在工程上做出的權衡，而結果是，喬布斯敗下陣來。
還有一次，喬安娜·霍夫曼發現喬布斯在未經過她同意之下“以完全扭曲事實”的方式更改了她的市場規劃。
於是她怒氣衝衝地衝向喬布斯的辦公室，並告訴他的助理：“我要拿把刀插進他的心臟”。
奇怪的是，史蒂夫沒有發飆，反而在聽到她說的話之後作出了讓步。
這些人反抗了權威，堅守住了自己的領地，結果不是被炒魷魚，而是獲得了尊重。
《重新定義公司》裡面曾提到谷歌公司內部有一個文化，就是“別聽河馬的話”，所謂河馬，指的是一個公司在做決策時，大家常常會習慣聽從於“高薪人士的意見”，這隻“河馬”或許是你的直屬上司或老闆，他們是權威的象徵，很少有人敢反駁他們的意見。
但作者也指出，“只有創意精英才敢冒著被河馬踩死的風險捍衛質量和業績”。
所謂的創意精英，就是不肯在自己的專業性上做一點讓步和妥協的“死腦筋”，寧願得罪人也要捍衛自己的專業，他們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和產品當做個人品牌的延伸，因此他們無法忍受降低他們專業水準的事情出現。
張小龍曾在騰訊內部做過一個長達8小時的演講，演講的內容是關於“微信背後的產品觀”，他認為一個出色的產品經歷應該具備的素養之一就是負責的態度。
簡單來說，所謂負責，就是對自己專業性的有所堅守，唯有如此，才能“抵擋住來自上級的壓力和績效考核的壓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不變形、不妥協地執行產品策劃”。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不聽話”，要做一個不聽話的員工往往要具備這三個前提：
一是敢懟，即有膽量提出和老闆不同的看法；
二是能懟，即有能力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
三是會懟，有技巧地讓老闆同意自己的觀點。
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為一個被老闆需要的員工，而不是聽話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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