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職得走心”
9月5日，民警陳雲城為社區老人們普及完掃黑除惡相關知識，便開始分發名片。“我現在在社區掛職……”“知道知道，你現在是我們社區的‘頭家’。”
當了20年民警的陳雲城多了個新稱呼：漳州市薌城區巷口街道東園社區副書記。就職不到一個月，陳雲城已摸索出了民警掛職的“先天優勢”：村居有非常複雜的人際和利益的平衡關係，而民警有這方面的智慧——敏銳發現矛盾，完善村居的制度設計。
“過去，民警的身份與居民有距離感。但現在，居民一聽說民警是社區副書記，立馬覺得你是自己人，什麼話都願意跟你說。”陳雲城告訴記者，為了快速熟悉社區的民情，報到當天，他就去社區辦公室要來一大摞材料仔細研讀，人員檔案、工作報告，一個都沒有落下。
社區居民多，租房糾紛、鄰里矛盾是常有的事。掛職第一週，陳雲城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居民李小華早產了。她認為原因在於噪音影響：“我孕期的睡眠質量本來就不好，可偏偏樓上的小孩卻時刻不清閒，清晨搬板凳，半夜拍皮球，幾次上門勸告，反而引發了一頓爭吵。”為了報復鄰居，李小華購買了“震樓神器”，也製造噪音。鄰居王盛不勝其擾，頻頻報警。
“不及時處理，小糾紛也會釀成大問題。”陳雲城建議王盛在家裡遊戲區鋪一張地毯，並與孩子約法三章；再讓李小華收起“震樓神器”。雙方當場就和解了。
“做任何工作都要學會借力，警力有限，但民力無限。”陳雲城所管轄的社區雖地處中心商業圈，但是多為開放式小區，物業管理人員較少，無法滿足日常巡邏需求。陳雲城想了個辦法，讓每家物業各出幾名保安，和社區志願者組建一支義務巡邏隊，並協調派出所、街道辦事處為這支巡邏隊配備一部巡邏電瓶車和三輛電動自行車，不定時開展巡邏。社區治安明顯好轉。
“掛職得走心。如果一名民警專業能力很強，卻不愛交流，那就算掛職，對自己、對單位都沒益處。”陳雲城總結，自己最大的優勢就是好交際、人脈廣。不到一個月，陳雲城已掌握了社區困難戶的大部分情況，並引導兩家愛心企業到轄區捐資助學。“把手頭的資源嫁接起來，就能幫到老百姓。”陳雲城說。
“這就是精準治安”
民警掛職後，南坑街道古塘村村民小事不再打110，而是找村黨支部副書記歐瑾。歐瑾有一個記得滿滿的“警民日記”小本子：8月25日，看望村裡殘疾人蔡大強；9月1日晚，巡邏中發現一個可疑儲油罐……
“村民反映，有個角落總是沒有網絡信號。經驗告訴我，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歐瑾調查發現，一段時間以來，一批豪華汽車持續進入一棟別墅中，卻只進不出。於是，民警悄悄爬上屋頂，從縫隙中瞧見，十幾輛豪車密密麻麻擠在院子裡。“這是一起抵押貸款案件，當事人為了防止抵押貸款方知曉汽車停放點，使用了GPS汽車定位干擾器。掌握充分證據之後，我們一舉將這個犯罪團伙抓獲。”
“這就是精準治安。”古塘村黨支部書記蔡偉志認為，民警深入基層組織的“神經末梢”，更能以民警敏銳的洞悉力發現基層線索，將苗頭問題扼殺於搖籃中。而在一些重特大案件的調查過程中，民警以村幹部的身份入村，更容易讓村民們放下心理負擔。“村裡的一戶人家深陷‘套路貸’，民警調查的時候，多數村民不想招惹麻煩，三緘其口。後來，歐瑾以支部副書記的身份，反覆做工作，最終獲取了數十份證人證詞。”
歐瑾也給掛職的村委會挑毛病：“村裡一些監控攝像機壞了，就得及時修理。此外，攝像機的配置要合理，尤其不能遺漏安全死角，重點角落必須安裝低照度紅外探頭。”
“我們以為歐瑾掛職是提供治安服務，沒想到她提出的問題是全方位的。”蔡偉志說，歐瑾掛職後，村裡索性連招商引資的合同都拿給她把關。歐瑾發現，這些合同除了語言表達不嚴謹，也體現出起草者與法律工作者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比如合同的主體，寫著寫著就忘了自己是誰，變成‘你們該怎麼樣’了，應該寫‘甲方、乙方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她指出。
“兩種思維合併了”
“民警進村（社區）班子，是一種全新嘗試，我們非常慎重，採取雙向匹配方式，按照自願報名—單位推薦—組織審核—匹配分析—討論確定的流程，擇優選用從警經驗豐富的基層民警進社區班子。”薌城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姚麗津告訴記者，“掛職民警以‘70後’居多，都是比較成熟、老練的基層民警。依據每位民警的黨齡、黨員身份等條件，任命為村（社區）副書記、委員或主任助理。”
“以前，社區民警不太擅長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工作，沒有真正形成‘共管共防’的局面。”歐瑾表示，掛職之後，警務與社區工作一肩挑，身上擔子看似變重了，實際上效率更高了。“村裡常有一些普法活動，可以與我們的掃黑除惡宣傳活動結合起來。另外，標準地址二維碼門牌採集工作，民警與社區工作人員一起行動，採集的內容更為翔實，還能共享數據。這是一種互相借力的工作思路，‘合併同類項’。”
面對新崗位、新身份，如何讓基層民警安心、舒心更暖心呢？薌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吳樂章告訴記者，他們制定了《加強社區警務八項措施》等保障和激勵措施，主要在警務裝備、職務晉升、評先評優等方面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讓社區民警工作有條件、在崗有待遇、成長有平臺。
陳雲城說：“更重要的是，我們汲取了基層管理的營養，譬如如何做群眾工作，基層處理突發事件的方式、村居兩委如何相互配合等。掛職後，我明顯感覺自己更懂得如何跟老百姓打交道，更容易贏得老百姓的信任。”
“基層和治安分不開。春江水暖鴨先知，社會百態問民警，民警對很多社會問題很清楚。”在薌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吳樂章看來，民警掛職提供了讓具有警務思維的人直接參與村居治理的渠道。他分析，行政思維和警務思維有本質區別。“行政思維是結果正確，是‘我要把事做好’。警務思維強調打防思維，通過織密防控‘大網’保障社會安全。兩種思維方式相結合，更能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綜合水平。”他說。
姚麗津則認為，應從充實基層綜治維穩力量的高度理解薌城區基層民警掛職的嘗試。她也希望，未來，“民警掛職”這一有益嘗試可以得到大力推動。
福建日報記者評論：
探尋社區警務新路子
萬家燈火，總要有人負重前行。
警察是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犧牲最大的職業群體。與此同時，多數群眾對於警察卻有著天生的敬畏心。“制服著身，法度自有。令行禁止，但違必究”是人民群眾對人民警察的印象。
如何讓群眾放下敬畏心，如何讓警民通力合作，形成“共防共管”的治安局面？薌城區探尋社區警務的新路子，讓民警進入村居領導班子，參與到社區日常事務的管理中。
民警“當村官”後，工作主動性得到進一步激發，更積極地帶領社區幹部和群眾開展群防群治工作，預防和控制案件的發生。此外，通過與群眾的深入交流，民警及時掌握重點人和事的情況，大大提高了治安管理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社區警務建設是一項複雜、系統、長期的社會工作，任重而道遠。在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期盼法治不斷完善，發揮最大程度的保障作用。我們更期盼相關部門能夠不斷拓展思維，做出全新探索，讓不同群體之間能夠進一步理解、配合與支持，讓警民關係更加和諧，釋放更加溫暖的善意，讓老百姓感受到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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