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薔就像一種神秘的天文現象，每隔十五年降臨一次娛樂圈，大家一定得好好看看她，因為十五年難得一見。”
這是《吐槽大會3》為張薔寫的段子，精確測算一下，“張薔現象”上一次降臨，其實是在2008年。
那一年，出道24年的張薔終於擁有了人生中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這樁事先沒有張揚卻爆滿北展劇場的演出一切從簡，沒有懷舊元素的堆砌或冗長的煽情片段，舞臺上的張薔一首接一首地唱大金曲。
據王曉峰迴憶，張薔在演唱那些動感很強的歌曲時肢體動作並不大，能看出來還殘存著上世紀80年代走穴時代的遺風，她的嗓音還那麼高亢。
她從頭到尾也沒有說什麼“大家來點掌聲好不好”、“這邊的觀眾鼓鼓掌”之類的話，而是像那個時候的報幕員一樣說：“接下來給大家唱一首……”
北青報描述這一次“降臨”的標題是《張薔缺經驗》，裡面記錄了全場唯一一次觀眾大合唱，是以《三百六五里路》成名的歌手文章帶動的。
不過，也有記者攔住了一位哭到崩潰的東北大哥，大哥用”近乎痴迷的眼神”望著舞臺說：那是我青春裡的歌聲，一晃二十幾年過去了，張薔的聲音有一種怪怪的感覺，我就特愛這聲音、這感覺。
十一年過去了，就在上週末，受新褲子之邀，張薔戴著爆炸頭套，裹著一身亮片緊身裙出現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一顆巨大的迪斯科球緩緩降落在觀眾頭頂，舞會開場了。
唱《BYE BYE DISCO》前，主唱彭磊說：“這是我們跟那個時代告別的一首歌，潮流過得太快了，當我們懷念一種音樂風格的時候，它已經看不見了”，張薔沒有再報幕，唱到開心時，對觀眾喊：大家一起喊 D-I-S-C-O，我給你們數著！
對於東北大哥來說，張薔是八十年代的自己長出的第一顆青春痘，而那天在工體為張薔吶喊的聽眾，臉上的痘印大都還未消散乾淨。
張薔對於這一代人來說，不是第一個登上《時代週刊》的內地女星，也不是中國唱片銷量最高的歌手，是童年回憶突然跳起舞來，是自發電的獨立音樂，是買高價票、不遠萬里，也要蹦到的迪。
《手扶拖拉機斯基》是彭磊為張薔寫的歌。
一次演出完之後，彭磊問張薔：一會兒你去哪兒？張薔答道：我要去凱賓斯基洗澡了，我經常那兒吃飯和健身。
彭磊應了一句“噢，原來你過著這樣的生活啊”，那首唱著“人參娃娃，葫蘆娃娃，庫爾尼科娃”的無厘頭歌曲之後就誕生了。
出入高端場所對於張薔來說，在十七八歲就不是稀奇的事情了。
她憑藉第一張專輯在母親月入60塊的年代賺了1400元，後來幾乎憑一張專輯成為萬元戶的故事流傳了很多年。一盤磁帶幾塊錢，張薔可以賣兩千萬盤，後來出國時換外匯，現金要用行李箱裝。
八十年代，幾乎沒有年輕人不聽張薔。和媒體聊起當年，張薔不止一次提到那件軼事：
有一天，一個山東青年敲開了張薔家的門，他說自己是西安電影製片廠的編劇，很喜歡張薔，希望可以邀請她出演一個軍嫂的角色。張薔的母親也是山東人，待他很親切，不過當時張薔才16歲，母親謝絕了。
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張薔說自己對這個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門，總覺得他的背影看著很辛苦。除此之外，她只記得名字，因為特別，男青年曾向她母親解釋過，“莫言”就是少說話的意思。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張薔想起自己也曾認識一位同名的寫作者，便上網搜了照片，發現真是曾經認識的那個文學青年，感慨道，怎麼這麼老了！
那個年代，文學青年也愛張薔，因為沒有人找得出第二個這樣的女孩兒。
在張薔還是個讀高二的小姑娘，不知道有“形象包裝”這個詞的時候，就已經自制了紅色抹額，折斷筷子，用洗相紙裹住頭髮，塗上威娜寶香波為自己燙了一個芭芭拉·史翠珊同款爆炸頭。
那時唱歌還是挺有風險的，用什麼方法唱歌是個政治選擇，張薔母親在中國電影樂團的同事謝莉斯，在句尾加一個滑音就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滑音”。
到了聽著巖崎宏美、Bee Gees 長大的張薔這裡，她對著家裡的錄音機，用“拼音+想象”為英文歌填了詞，一開口就是甜膩熱辣的“千言萬語口難開”。
比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刺激得多，張薔對高音直白得刺耳的處理狠狠撞破了年輕人對流行音樂的理解，也在“荷東的士高”還沒從香港進入內地時，用自己的方式定義了什麼是迪斯科。那英說過，張薔是她知道的內地第一個迪斯科女星。
那時北京的迪斯科舞會還是“上流人”的遊戲，沒有內部關係的人只能在門外張望，找機會跟安保求情，而張薔可以隨便進出外交公寓、麗都、崑崙飯店。
作為唯一一個穿漁網襪的女孩，她通常靜靜喝著進口橙汁欣賞麥當娜，假裝沒有看到男生渴望的目光，只有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時才到舞池動一動。
少女張薔也許不知道，在大院之外，那些她唱什麼就聽什麼、攢錢搶磁帶的幾百萬名年輕人，在她出道那些年，剛剛有機會解開身上的枷鎖。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地寫詩，跳舞，不必再像《地久天長》裡的新建一樣，因為參加一場黑燈舞會被判刑。
但是，但是——即便年輕的呼聲伴著迪斯科的節奏，一路震到了國外，八十年代的張薔，在國內的官方語境裡仍然不被接受。
內地媒體在報道《時代週刊》事件時，只提了一句“以盒帶(唱片)銷售量來衡量歌星價值的做法還欠妥”。
張薔第一次參加歌手大賽，就得到了評委“不如去廣州茶座賣唱”的建議，在熱衷討論新生事物的年代，報刊、雜誌、電視都沒有關於她的隻言片語，沒有喝彩，也沒有批評，見過這位“巨星”本人的，除了家人朋友，可能只有錄音棚的工作人員。
按今天的話說，張薔就是亞文化 icon，站在張薔這一邊，是觀念先鋒的那批年輕人的一種態度表達。面對官方話語裡對張薔的作品“太俗、太風騷”的質疑，年輕人說：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聽那些字正腔圓、甜甜美美的東西？
在那年，年輕人擁有一盤張薔的磁帶，就完成了一次離經叛道；練過霹靂舞步，蹦過一次迪斯科，好像就握住了一大把自由。
可對於張薔來說，年輕人的喜愛是一回事，她自己的生活依然是高端場所、家、錄音棚三點一線。
日復一日地翻唱著港臺、歐美的別人的歌，“寫完就唱，唱完就錄，錄完就加工，加工完立刻就大卡車拉到全國各地，一個月十幾盤，有時甚至一天一盤……”
當了兩年的“棚蟲”，張薔膩了。她發了一張絕版專輯《瀟灑地走》，宣佈告別歌壇，打了個飛的去澳洲。她在國外過得不算快樂，她滿足了對異域的好奇，花光了五萬美元，一年後回到了中國，緊接著結婚生子。
一兩年時間，看起來不長，但在 80 年代中後期，華語樂壇正在發生一些變化。
1989年，內地正式引進齊秦的專輯《狼》之後，央視沒有作任何預告，突然播出了兩期叫做《潮——來自臺灣的歌聲》的專題片，王傑、張雨生、小虎隊震驚全國，港臺音樂漸漸不再被少數人壟斷。大家都能聽到原版了，張薔這樣的翻唱歌手喪失了魅力。
與此同時，眾所周知地，80年代的關鍵詞除了“理想”，還有“幻滅”。過渡到 90 年代，許多理想主義青年被複雜的社會現實打了一棒槌，不知道該如何起舞。
迪斯科作為一種肢體上的發洩，似乎無法滿足那代青年表達他們更復雜的情感。實際上，迪斯科在美國也面臨過相同的問題。當時抵制迪斯科的美國民眾將這種音樂形容為花瓶，批評迪斯科在政治表達上的冷漠，還有人把作品中加入迪斯科元素的大衛·鮑伊噴成了“叛徒”。
這時候，順應年輕人的表達訴求，搖滾樂進入了中國年輕人的視野。
年輕人發現，除了跳迪斯科，還有一種音樂能夠這麼直白、有勁兒地幫助他們進行個體表達。許多跳霹靂舞已經可以走穴賺錢的青年給自己買了吉他，音樂人周鳳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走穴的路上遇到了一個搖滾樂隊，突然覺得喇叭褲一點也不酷了，回家就開始學琴，後來作為竇唯的吉他手登上了紅磡。
在錄音棚裡準備復出的新專輯時，張薔聽到隔壁傳出來異樣的嘶吼聲，旁邊的人告訴她，香港在包裝崔健，馬上就火了，這個錄音棚崔健想唱多久就唱多久，不用考慮時間。
從前一天要錄好幾首歌的張薔哪裡見過這樣的待遇，她聽完《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感慨萬千：“崔健擋不住了，崔健的時代來臨了”。
崔健沒浪費機會，在棚裡呆了100天，中國第一張搖滾專輯誕生了。
張薔後來出的幾張專輯都反響平平，從內地遷居香港，離婚後又回到內地，她也唱過搖滾，發行過自己原創的作品，不再是一頂爆炸頭走天下，卻再沒有跟上過時代，更別說像當年一樣帶著時代走了。
此後十年，中國搖滾如張薔所預言的，迎來了黃金的九十年代，迪斯科曾經在遍地開花的歌舞廳中成為普通的娛樂方式，又被從日本漂洋過海來的 KTV 所替代，逐漸被埋入歷史堆。
進入21世紀，最先懷念張薔的，是當年自動屏蔽她的央視。
張薔終於第一次上了電視，在第一期《同一首歌》表演了《愛你在心口難開》，此後，她和戴嬈、戴軍、陳方圓等老藝術家一起參加了許多有經典、金曲內容的欄目，沒有人再關注她新出了什麼歌。
張薔的位置倒過來了，只有最早聽張薔的人，從廣場上跳舞回來，準備午飯之前，會打開央視看一看她的節目吧。
2008年前夕，迎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節點，還沒因為《舌尖上的中國》成名的陳曉卿找到了張薔，他要為她做一集紀錄片，放在一個叫做《現象1980》的專題裡。
在張薔舉辦的首場個唱的那個月，央視播出了《風起張薔》，張薔和87版《紅樓夢》、長江科學考察漂流隊、鐵飯碗、出國潮一起，變成了官方紮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標籤。
是啊，80 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屬於張薔的音樂世界也過去了。
迪斯科熱潮結束之後，崔健、魔巖三傑的時代也如曇花般轉瞬即逝。90年代末，聽打口帶長大的新一批搖滾樂隊掀起過一陣“北京新浪潮”。清醒、麥田守望者、地下嬰兒、新褲子，還有早期朋克屆的 TFboys——花兒樂隊，他們正好踏上內地唱片工業還沒發育多久就開始衰落的節點，花兒樂隊變得流行，到後來單飛的大張偉流量傍身，是被主流看到的故事。
而另一邊，還有點“搖滾精神”的樂隊不得不在生存線下掙扎，木馬、舌頭、痛仰在樹村賒賬的故事被拍成了紀錄片《自由的邊緣》，清醒樂隊的主唱沈黎暉創立的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在一段時期也得靠賣彩鈴為生。
二三代人的音樂故事不停交迭換代，抹去一段舊的又譜上一段新的。08年前後復出時，張薔和她的故事，實際上失去了和年輕人溝通的能力，只得作為懷舊的標籤在電視節目、紀錄片中存在著。
萬幸的是，“懷舊”，再又一個十年過後，變成了年輕人最喜歡做的事之一。
“北京新浪潮”中出現的樂隊裡，新褲子是最不憤怒的那一個。
他們的核心成員都是北京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青春期是和這個城市的物質文化一起極速發育的，鍵盤手龐寬曾經說：我們那會兒就不喜歡崔健，覺得他的歌詞聽不懂，形象也不好看。我們沒有那麼苦大仇深，只是寫寫內心的感受，唱一唱青春的躁動和迷茫。
新褲子“內心感受”最多的，也許是懷念。
龐寬穿國貨，彭磊收集鐵皮玩具，他們都對八十年代有著極深的執念，至今好像也沒有從那裡走出來。
2006年，鼓手去留學之後，新褲子開始嘗試合成器編曲，龐寬在朋克時期就寫過迪斯科風格的作品，他們乾脆直接轉向迪斯科，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封面上的他們帶著蛤蟆鏡、穿著國產運動褲，手上拿的，是風起張薔那年，一呼百應的立體聲錄音機。
《龍虎人丹》帶起了一陣國貨潮，不止是滾圈，普通年輕人在家裡翻箱倒櫃，想找到爸媽泛黃的回力鞋，玩一把做舊風。
年輕人從那時開始接替央視，變成了懷舊的主力軍。
迪斯科的簡單粗暴也意味著鮮明有力的特色，成都的新金屬樂隊 GT6 更名馬賽克，創作出了可以蹦迪的搖滾樂《 Dancing Girl 》。
高曉松跟梁文道說過，懷舊就是屬於年輕人的。年輕的時候才懷舊，誰老了還懷舊？老了早看開了，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上一個時代更美好。
一切都是那麼純粹、自由、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就是那個可供三代人懷念的黃金時代。
新褲子的老闆沈黎暉看到了機會。2013年，走穴能賺錢了，音樂人靠跑音樂節、live house 已經可以走出樹村，聽眾需要更燃、更刺激的現場音樂， 4/4 拍的迪斯科當然是優選。
《週末畫報》的主編牽了個頭，沈黎暉見到了自己曾經的女神張薔，他對張薔說：你不要唱別的了，就唱迪斯科。
摩登天空為張薔做的專輯有幾首張薔和新褲子的舊歌，也有彭磊寫的《手扶拖拉機斯基》，風格都是迪斯科，沈黎暉聽一遍時告訴張薔，這個不夠嗲，不夠膩，不是你。
於是，90後聽到了最終的版本里那個張揚得有些刺耳的聲音，就像他們的父輩第一次在錄音機裡播放《東京之夜》，張薔又火了。
那張專輯的名字是個假命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其實根本沒有人追問什麼是迪斯科。
“迪斯科是什麼”，這曾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賈樟柯接受 GQ 採訪時，提到他 90 年代時，喜歡和同學去的一間北電附近的迪廳，叫 NASA。人大的學生，北大的學生，清華的學生，也喜歡去。
賈樟柯說，當時的蹦迪，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徵。“如果沒有過去的封閉，沒有我們這代年輕人藉由迪斯科、藉由搖滾樂解放自我的這樣一種情感在裡面，那它只是個娛樂。”
巧合的是，北京 NASA 的時代過去十幾年之後，成都也有了一間著名的 NASA。
成都的 NASA 很長時間裡開在著名的保利大廈，現在已經更名、搬遷。和當年北京的 NASA 不同的是，這個 NASA 是成都說唱樂的根據地，是 Higher Brothers 為代表的成都 trap 音樂愛好者最喜歡 party 的地方。
事實證明，賈科長提到的“蹦迪只是個娛樂”已經發生了。現在去一場 party 再也不是什麼違法犯罪的壞事，跟叛逆也不相干。蹦迪當年精神層面的意涵早被稀釋掉了，哪有那麼多有的沒的，蹦就是了。
張薔再回到公眾視野，是“營銷鬼才”沈黎暉的判斷，更是聽眾需要懷舊舞曲——我們太需要一套完整的視聽和氛圍解決方案，幫我們度過一個個加班後需要發洩的夜晚了。
她唱什麼大家就聽什麼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互聯網上每天會出現成千上百條新聞，但沒有什麼看起來真正是新的，年輕人需要一片阿斯匹林，張薔的迪斯科嚼起來還有味兒。
《我的八十年代》是龐寬九十年代寫的，當時還是朋克的新褲子成員嘲笑他是娘娘腔，他自己也唱不上去，直到遇到張薔，這首歌才正式發行。
張薔聊起過這首歌裡有一句“我們的心是約翰·克里斯朵夫”，說“那本書上寫，最後，他每次過河都有一個小孩讓他揹著。克里斯朵夫問，你到底是誰，那個小孩兒就說，我是你未來沉重的日子。”
那天去工體的年輕人，背上都有一個小孩，不用等到未來，派對散場，就是沉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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