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歷史，不能不瞭解古代社會。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一下古代的“姓”字以及蘊藏在“姓”字中的一個歷史玄機。

“姓”字裡的社會學知識

　　姓的產生與母系社會時期的外婚制（exogmy）興起有關。所謂外婚制，就是指人們尋找結婚對象的範圍僅限於本血緣集團之外，而本血緣集團之內的男女則禁止結婚。因此，當人類社會進入外婚制時代後，人們為了判斷自己選擇的結婚對象是否與自己具有相同的血緣關係，便通過對本血緣集團的命名來進行彼此的區別。根據李玄伯和董家遵等學者的研究，這個命名的依據通常是本血緣集團的圖騰，而由此得到的這個名稱就是“姓”。換句話說，姓是母系社會的產物，其功能是別婚姻。

　　《說文》卷12《女部》：“姓，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這裡所謂的“感天而生子”，隱晦地反映了母系時代“知母不知父”的歷史事實。姓字，在甲骨文（如《合集》18052）中已經出現，其字或從女、從生，或從人、從生，西周金文有時也寫作“生”，如“百姓”在西周晚期的兮甲盤中就寫作“百生”。

　　由於姓出於母系，因此在母系制度之下，凡子女之姓必得自母族。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甥舅乃同姓同族，而父與子女則為異姓異族。直到人類社會轉入父系制度下，子女之姓始得自父族，與而母姓相別。這些社會學的小知識看上去並不新鮮，但應用到歷史研究領域，卻可以解決一些大問題。現在，我們試舉一例。

舉例：談談《國語》的一條材料

　　《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說：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子隨母居，並得母家氏族之姓，正是母系時代外婚制的典型特徵。黃帝之子，生而異姓，這充分說明了黃帝時代尚處母系社會。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把這種現象稱為“男子出嫁，女子娶夫”，此實為一有趣之闡釋。

　　《山海經·海內經》說：

　　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

郭璞引《世本》說：

　　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累祖，產青陽及昌意。

　　既知當時為母系社會時期，由昌意居於若水，便可推知西陵氏亦必處若水流域。昌意所生韓流，郭璞引《竹書》作“乾荒”，郝懿行注《海內經》說：“《竹書》帝乾荒蓋即帝顓頊也。”其詳細的分析見於《大荒東經》的註疏：

　　《大戴禮記·帝系篇》雲：黃帝“產青陽及昌意”，皆不立。而“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史記·五帝紀》同。《竹書》載：“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高陽，聲相近，與《帝系》合。

郝說可信。在文字時代之前，古族傳承歷史均賴口耳相授，故進入文字時代，存在聲近而字異的記錄現象實不足怪。又《大戴禮記·帝系篇》說：

　　 昌意娶於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

　　《帝系篇》這條材料亦見《世本》：“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濮。”濁（濁）從蜀得聲，古字相通。又《呂氏春秋·古樂》雲：“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以昌意、顓頊並居若水而論，此應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昌意為女性；第二，蜀山氏與西陵氏並處若水流域。那麼，這種推測合理嗎？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從青陽的古姓入手。

　　由子隨母居並得母姓之制可知，昌意必為西陵氏之姓。嫘祖子有昌意和青陽，按《晉語四》記載，黃帝諸子中有姬姓青陽和己姓青陽，己姓青陽為方雷氏之甥。按此說，似乎我們只有一個答案可以選擇，那就是認為姬姓青陽才是嫘祖之子，然而此不合”同姓不婚“的外婚制事實。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們知道，舅稱姊妹之子為甥，由外婚制下甥舅同姓之例可知，方雷氏亦當必為己姓。而韋昭卻注：“方雷，西陵氏之姓。”此與《國語》以方雷為氏名又不相同。《左傳》隱公八年說：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這說明氏是從姓族集團裡分化出來之後另得封地而產生的稱號。綜合先秦文獻來看，方雷氏當為西陵氏的分支部族。換言之，西陵氏及其子昌意的古姓均當為己姓。

　　昌意若果為女性，則昌意之子顓頊亦必同為己姓。《大荒東經》雲：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

郭璞注：“孺義未詳。”郝懿行則言：

　　《說文》雲：“孺，乳子也。”《莊子·天運篇》雲：”烏鵲孺。“蓋育養之義也。

郝說可信，徐旭生先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亦以養育說之。《左傳》昭公十七年孔穎達引《世本》言：“青陽即是少皞。”又引《世本》言：“己姓，出自少皞。”少皞即少昊，由前推可知，昌意若為少昊之妹，則顓頊與少昊必為系出一氏族的甥舅關係。因此，顓頊與少昊同姓，併為少昊所撫養，實為母系社會的固然事實，《山海經》的記載完全可信。

　　《左傳》稱少昊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即空桑）”，《呂氏春秋》稱顓頊在空桑為帝，筆者在《 》中業已指出，先秦文獻中的空桑即《華陽國志》的瞿上，地即今三星堆遺址。通過本文的論證，則可為此說再增一有力證明。

總結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見，雖然《國語》、《大戴禮記》、《史記》等採用了父系制度下的思維來理解母系社會的舊事，但是當我們使用社會學知識來進行研究時，仍然可以還原部分的真實歷史面貌。

　　在母系制度之下，男女雙方都並不會因為婚姻的締結而進入對方氏族集團。因此，《國語》所說的黃帝之子“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本質上反映的是黃帝集團與四大集團都具有通婚關係，而並非如《帝王世紀》說的那樣是黃帝娶四妃。同時，《大戴禮記·帝系篇》、《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把五帝放在同一個體系之下，如果放到真實的歷史時期來看，恐怕那正是各族之間已經開始通過發展互婚關係而走向聯盟的一種曲折反映。

參考文獻：

1、董家遵著：《中國古代婚姻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郭璞注：《山海經傳》，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刻，國家圖書館藏本。

4、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光緒十二年上海還讀樓刊行，早稻田大學藏本。

5、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1983年版。